李埏（1914～2008），字子沂，号幼舟，彝族，云南路南县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创建者。早年受业于张荫麟、吴晗、钱穆、陈寅恪等史学大师，深得史学真传。毕生研究中国古代史，对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尤为深入。

　　李埏先生1942年入浙江大学任教，1943年任教云南大学至今。他执教60余年，自1980年招收培养研究生以来，共培养博士12名，硕士20余名。他还多次应邀到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高校以及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海外名校讲学交流，在振兴祖国学术文化和加强中外学术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4年11月21日，李埏出生于云南省行林县（原路南县）。四岁入私塾，十岁后就读于昆明市立第一小学、省立第一中学。1935年7月，以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由省教育厅保送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七·七”事变后，转入西南联大，受业于张荫麟、吴晗、钱穆、陈寅恪等史学大师，深得史学真传。1940年毕业后旋即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年入浙江大学任教，1943年入云南大学任教。其间勇敢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者联盟”。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后，历任云南大学教授会第一任主席、云南大学筹捐委主委、云南大学工会筹委会主席、昆明市教育工会筹委会主委、云南省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等。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与吴晗先生的亲密关系，更由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刚正不阿的品格，李埏被视为吴晗在云南的代言人，被打成云南的“三家村”，受尽种种打击摧残。八十年代重新投入教学工作，于1980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5年2月以72岁高龄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云南省经济史学会理事长、云南大学封建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执教六十余年，矢志不渝，先后开设《中国通史》、《宋史》等课程，首开《中国古代经济史》，开创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前后共培养博士12名，硕士20余名，皆属一时之秀。还多次应邀到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高校以及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海外名校讲学交流，1986年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被列入云南省首批省级重点学科，2000年组建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如今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已硕果累累，享誉海内外学界。

　　李埏先生治学严谨，不轻信，不盲从，“治史明义”、“通史致用”是他治学的两大特点，毕生研究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对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尤为深入。在土地所有制形态、古史分期、农村公社以及地主阶级等重大问题上独树一帜，是中国土地国有制和西周封建论的重要代表。另一方面，他从理论上对商品经济史的地位及其理论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揭示，创造性地将土地制度史与商品经济史有机地结合起来，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同时他还在“重农抑商”、“唐宋货币经济”、“云南地方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008年5月12日上午8时15分，李埏先生因病抢救无效于昆明逝世，享年94岁。

　　作者:林文勋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交接点上回溯20世纪云南学术史的发展历程时，我们会发现有一位世纪老人，始终抱着对科学和真理执著追求的态度与精神，不计名利，孜孜耕耘，把毕生奉献给了云南的学术和文化教养事业。他不仅勤于著述，循循育人，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学术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交接点上回溯20世纪云南学术史的发展历程时，我们会发现有一位世纪老人，始终抱着对科学和真理执著追求的态度与精神，不计名利，孜孜耕耘，把毕生奉献给了云南的学术和文化教养事业。他不仅勤于著述，循循育人，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学术珍品，为社会培育了大批的栋梁之材，而且以他不懈的耕耘和开拓，使云南的经济史学科孕育而生平脱却襁褓跻身国内、国际领先行列，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名牌重点学科，在云南学术史上留下了永远不可抹去的历史痕迹，这位世纪老人是何许人？就是著名经济史学家，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埏先生。

　　李埏先生字子泝，号幼舟。1914年11月21日出生于云南省路南县一个传统书香家庭。四岁入私塾发蒙读书，1928年，先生入昆明市立第一小学高小二年级就读。凭着刻苦好学和锲而不舍的求知精神，1929年，全市小学毕业会考，先生获甲等第三名。同年3月，并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中学。中学的课业十分繁重，先生不以为苦，反以为乐。除经常超额完成学习任务外，还广泛涉猎小说、诗词、戏剧、电影、体育等多方面知识和技能。初中时，先生的作文《深秋的农人》（短篇小说）便收入学校编辑的《国文观摹录》石印发行。高中时，每学期都以“品学兼优”获云南省教育厅的甲等奖学金。三年级时还在上海中华书局主办的全国征文比赛中获奖。1935年高中毕业，先生名列全省会考甲等第二名。

　　中学的学习不仅使先生学到了许多知识，而且使他增强了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在高中时期发表的《以学愈愚说》一文中，先生认为：人的成败不在于智愚而在于“学与不学”。“高明进之之方惟u2018学u2019之一字，为其不二之法门”。“虽有过人之智而无过人之学则智不足美”。抱着对知识的渴求，先生高中毕业时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到北平求学。1935年7月，先生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夺得云南省教育厅报送北京师范大学公费生第一名，经北师大复试，入历史系学习。从遥远的西南边陲来到千年古都北平，神州的壮丽河山使先生深切感受到古国的伟大，而日本浪人的横行又使先生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悲愤不已。入学未及半年，先生便不惧反动军警的镇压，勇敢地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秋冬，北大著名教授钱穆先生受聘到北师大讲授“秦汉史”，先生得亲承教诲，从此定下了立志史学的决心。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先生回滇借读于云南大学。在回滇的途中，先生巧遇吴晗教授，从此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在云南大学借读两月后，先生到大理师范学校任教半年。1938年8月，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先生立即回昆转学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学习。在那里，先生深得吴晗、钱穆、张荫麟诸位大师的言教身教，走上了研究经济史和宋史的道路，曾先后撰写和发表了《北宋楮币起源考》、《宋代四川交子兑届考》、《宋代交子发展史》等一批论文，成功地解决了交子起源和兑界的悬案，为学术界赞誉。。吴晗、张荫麟两位大师见先生才华横溢，勤学刻苦，遂介绍先生加入“中国实学研究会”，成为该会仅有的两名学生会员之一。先生的学术研究基石即奠定于此。

　　1940年7月，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旋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事向达、姚从吾教授，潜心攻读研究生学业。1942年夏张荫麟教授在浙江大学病重，召先生前往服侍，先生不惜中断只有一年即将完成的研究生学业迅速赶往贵州遵义，任教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当年10月下旬，张荫麟教授辞世。恩师的英年早逝使先生悲痛不已。但不幸中万幸的是，1943年春，钱穆教授应浙江大学之聘前往遵义作短期讲学，先生没有想到在这偏僻的小城竟能与他日夜思念的另一位恩师再度重逢。在钱先生讲学的日子里，先生随侍左右，又得恩师悉心指点。遗憾的是钱先生讲学一月即返川。临别之际，钱先生手书杜工部《奉简高三十五使君》五律相赠，既寄托他对先生的厚望，也纪念他们之间的忘年之情。诗云：“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同年六月，先生突然接慈母仙逝噩耗，即向校方告假回滇奔母丧。料理丧事毕，因老父伤感逾恒，不忍远游，遂应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徐嘉瑞之约，受聘为云南大学讲师，讲授《中国通史》、《宋史》等课程。1948年晋升为副教授。其间，曾为校方选送法国留学，并为此从孔令忠神甫学习法语。但因法国沦陷，赴法留学遂成泡影。

　　四十年代中后期，正值国民党腐朽已极，社会动荡，物价飞涨。迫于生计，先生兼任中学英语教员，《民意日报》“文史副刊”编辑，碰上有生以来最为苦忙的时期。但即使如此，先生也没有忘记自己所钟爱的学术研究和倡明云南学术文化的责任。就是在此之时，先生先后撰写发表读史札记十数篇和《轮高小和初中的历史教材》等文，并完成《路南县沿革大事系年要录》上下册。为振作西南联大北迁后云南学术文化的沉寂状态，1946年，先生受五华学院和云南大学之托，敦请钱穆先生来昆讲学。在钱先生两度莅昆讲学期间，先生以钱先生胃疾加剧乃赁屋同住共爨，并随侍讲筵、做笔记，再次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师弟高谊。据钱先生的回忆：“余与李家同食”，“由李埏妻亲任烹调。同桌五人，余乃俨如其家之老人。然而从此余之一日三餐遂获妥善之解决，余之体力亦日健。”

　　与此同时，在进步人士和中国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勇敢地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积极为中国地下党的刊物《新云南》撰写稿件。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先生被选为云南大学教授会第一任主席，兼任云南大学募捐委主委、云南大学工会筹委会主席、昆明市教育工会筹委会主委，积极组织教师游行示威，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大军进驻昆明。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先生亲自目睹了这一切，于是发自内心地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怀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先生倾心投入了新中国破旧创新的伟大事业之中。1950年5月，先生奉命接管云南省图书馆，旋任馆长。1951年10月，参加云南武定地区的土改工作，并任工作大队秘书、罗次北厂乡、武定乌龙乡等工作点点长。 基于对党的认识和对党的事业的亲身实践，先生确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念。20世纪50年的初那几年，他把过去所读的古籍全收起来，尽读马列之书及许多较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研究的中外史学家的著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潜心研究，先生的历史观和治史理论发生来根本性的转变，巨大地激发了他早已奠定的深厚学术功力。此后，献身曾多次上山下乡，进行劳动锻炼。这非但没有阻止先生深厚学术功力的迸发，反而使他的经济史研究与自己对农村社会的深刻认识有机地契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历史哲学和治史方法，焕发出更加旺盛的学术生命力。1954年，先生为了专心治史，在云大和省图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力辞省图书馆馆长之职，只在云南大学执教。时隔仅一年有余，先生便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发表了著名论文《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文章从理论上首次对土地国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和大土地私有制作了科学的区分，进而分析了土地国有制的起源及其与地理环境、农民大起义和中央集权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我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和残余的村社所有制多种形态同时并存，互为消长盈缩。该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受到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高度评价，中国科学院因此特聘先生兼任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自此至1964年，先生又在《历史研究》和云大学报等刊物相继发表了《<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龙崇拜的起源》、《试论殷商奴隶制向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等长篇论著。这些论文，对土地所有制、古史分期、商品经济等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探讨，提出了重要的学术创见，先生被公认为是中国土地国有制和西周封建论的重要代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在教学上，先生始终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时贯穿到整个教学过程之中，教学内容新颖、丰富，启迪和培养了无数青年学子。先生长期讲授《中国古代史》，至六十年代初，适应教学专门化的要求，第一次开出了《中国古代经济史》，以此开始了创建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历程。为配合这门课程的教学，先生编写了《中国封建经济史专题》、《唐宋经济史》、《宋代史稿》、《唐宋社会的等级分析》等教材与讲义，推动了云南大学教材建设的发展。与此同时，1962年至1963年，先生应《云南日报》《文化生活》版之约，撰写了《读书与灌园》、《立志》、《唐太宗的以人为镜》、《善于人同》、《漫谈创业与守成》等历史杂文十余篇。这些文章以生动的故事、明快简洁的文字，寓深刻哲理于古今漫谈之中，或教导年轻人立志、读书，或譬喻革命建设中的成败教训，充分反映了先生诲人不倦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古为今用学术实践。

　　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巨大创获将先生的学术事业推进到了一个辉煌的黄金时期。然而不幸的是，接下来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浩劫。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先生和吴晗教授的亲密关系，更由于先生对真理的追求和刚直不阿的品格，先生被视为吴晗在昆明的代言人，最早遭到揪斗，先是被打成云大“三家村”的急先锋，后又被定为“四家店”的骨干，被剥夺了教学和科研的权利。其间，经侯外庐先生举荐，郭沫若先生曾致函商调先生入京协助编撰《中国史稿》，此事竞因某些人利用权力阻止未能成行。但在这样的逆境中，先生也从未停止对真理和科学的不懈追求。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5年，先生即在《思想战线》上发表《试论历史的局限性》一文，针对大有来头的“无限拔高”和“不应写历史局限性”的谬论发表不同意见。为此，先生虽然受到无情围攻，险遭不测，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论点，体现了先生敢为真理赴汤蹈火的大无畏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的春天到来，先生欢欣鼓舞，积极投身于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1978年即撰写了《试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延续和结体》一文。然而，此时先生已高达65高龄，痛感岁月的流逝和十年浩劫的损失，先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考虑得最多的已不是个人的发展，而是想利用有生之年培育发展云南大学的经济史学科，促进祖国的学术文化繁荣。1982年冬，先生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封建经济史研究室。建室伊始，先生撰写了《我爱公孙树》的杂文，用肺腑之言表达了他“爷爷栽树，孙子吃果”的矢志不渝信念和要乘垂暮之年种下一小株公孙树苗的美好心愿，并坚信：“在这样美好的时代，我们这株小小的公孙树苗一定会欣欣向荣，茁壮成长的”先生的远大胸怀溢于言表。1983年，先生发表了《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文章从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最基本范畴——生产和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入手，揭示了交换的重要作用，指出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就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经济曲线，呼吁大力加强商品经济史的研究。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对中国商品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起了导先路的作用。1983年《中国经济史年鉴》将该文作为有助于推动经济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论文详加介绍和评述。同时，先生由于《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共同发起在昆明召开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至今仍被称为一次空前的盛会。会上，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对地主的界说，地主的产生、地主阶级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以及地主阶级的更新作了精辟的论述。文中指出，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地主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冲击着农村公社，引起公社内部齐民的贫富分化。富者必然要剥削贫者，但由于双方均为齐民，不能采取抑良为贱手段进行剥削，而只能借助于租佃契约这种经济关系，于是产生了地主和佃农，产生了封建地主制成关系。这比之于把地主阶级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结果，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地主，特别是决定地主阶级性质和动向的庶民地主，与手工业者，商贾之间，不仅没有等级界限的障碍，反而有商品经济这一经济通道，因此得以不断更新，从一个方面导致了地主阶级的长期存在。1986年，先生联合云南大学研治经济史的同仁，共同组建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旋即被批准为省级重点学科，经“七五”期间建设，迈入了国际国内先进行列。同年十二月，先生还前往河北廊坊市参加了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顾问。会上，先生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起到了重要的鼓舞作用。回昆不久，先生便进一步联合省人民银行、省财政厅、省方志学会、云南民院、云南财贸学院等近三十个单位的经济史研究力量，于1987年3月21日在昆明成立了云南省经济史学会。会上，先生被选举为理事长，他号召全体会员共努力，开创云南经济史研究的全新局面。这样，经过先生数年不懈的努力和倡导，云南大学和云南省的经济史学科终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脱却襁褓，迈步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此后，1988年和1990年，先生联合山东大学、贵州民主学院等单位，分别在山东烟台和云南昆明召开了两次中国土地国有制史学术讨论会。1996年，在先生的努力下，又在昆明召开了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

　　先生即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史学家，又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者。1984年2月，先生以七十二岁高龄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既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执着追求的人生归宿，又是新的人生鞭策。入党后，先生忘却了那令人伤感的“老”字，深切感受到：“老之一字，共产党人之字典中无之”。在不久学校举行的欢迎两山英雄座谈会上，先生朗诵了一位前辈学者“战士死于沙场，教师死于讲座”的警句与英雄互勉。1990年，先生被选为云南大学优秀党员。同年，云大在《思想战线》开辟“云大学者专栏”介绍先生，他手录“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千年古训以自勉。胸怀这样的思想境界，先生抛却了迟暮之感，全身心投入科研、教学及各种社会工作之中。八十年代至今，先后出版了《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宋金楮币史系年》、《滇云历年传点校》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发表了《再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和《三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的学术论文，对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商品经济史和唐宋经济史的研究作了系统的总结和升华。他创造性地将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指出商品经济是导致各种土地所有制之间互为消长盈缩的根本原因，并据此分析了战国以迄宋元明清商品经济与土地制度变化发展的内在联系。在唐宋经济史领域，先生不仅全面系统地整理了宋金时期纸币的资料，成功地解决了唐宋货币史中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而且将唐宋时期的货币发展变化放在商品经济和中国货币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做了最为深刻的精辟的揭示。近几年，为追溯中国商品经济史的起始阶段，先生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史记．货殖列传》。《货殖列传》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5世纪初的春秋季年，，迄于前2世纪末的武帝元鼎年间，历时约四百载。这是一个生产力大发展，生产工具革命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分工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商品经济兴旺活跃的时代；是一个平民走到历史前台，创造历史的伟大时代，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通过系列论文，先生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这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社会内涵，而且纠正了数百年来沿袭的错误，受到著名哲学史专家张岱年先生的高度评价。

　　1980年，先生招收培养研究生。1982年，先生被批准为唐宋经济史硕士生导师，1986年又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为国内唯一的唐宋经济史研究生导师。对先生来说，教书育人，他一贯视为己任，乐此不疲。招收培养研究生以来，先生更感责任重大。他以惊人的毅力，承担起此项繁重的工作，工作量年年位居校系前列。目前（1999年），先生共培养博士生15名，硕士生20名，皆属一时之秀，为祖国人才的培养做出卓越的贡献。曾被云南省教育当局授予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称号。

　　八十年代以来，先生先后担任云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校文科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南大学学报编辑部顾问等职，兼任云南省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师学会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省经济史学会理事长、省钱币学会副会长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贵州民族学院兼任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同时多次应聘到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高等院校讲学。1990年，又远赴英伦，到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作学术交流。先生在振兴祖国学术文化和加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方面同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回顾先生的人生历程，他以奋斗和开拓的一生在学术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光辉篇章。1992年，云南大学为先生举行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在贺信中高度评价先生是学术研究的宗师，是献身教育事业的楷模。1996年，云南电视台在“云南人”专栏节目中将先生列为“今朝风流人物”做专题报道。先生不愧为学术文化史上的宗师和楷模，不愧为学术文化史上的风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