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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游戏

时间:2018-10-08   栏目:情感口述   来源:网络

更为隐蔽和棘手的性侵—权势性侵


  加害者利用自己年龄、职位、辈分等身份之便,利用哄骗、恐吓、虚假爱意以及自己的优势地位进行性侵,这被称为“权势性侵”。 台湾专栏主编Audrey Ko对此有一个精辟的比喻:“以权力狩猎,交换自己性征服的战绩。”这种权力不对等,不一定是“政治/经济权力”,而指代的是更为“广泛”的权力,包括了任何在家庭关系、职场位置、师生关系、年龄差距、不同性别、性知识的丰富程度、社会地位等双方的差异中,所存在的一种权力不平衡,甚至是社会对贞操的要求也在人为制造着一种权力差距。一些女性在发生关系后,会被认为低人一等的。在上下级之间;在教授与学生之间;在咨询师/医师与来访/患者之间,都存在这种权力差异。拥有权力的一方对于另一方,下级、学生、来访、患者,所施行的性侵犯便是一种“权势性侵”。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是长期从事防性侵教育的公益组织,根据该组织发布的数据也表明了这样的特点,2014年至2016年该组织服务的761位18岁以上性侵受害者中,“权势性侵”型案件共129件,约占所有案件的六分之一。其中,亲属家人关系占40%,师生关系5%,职场关系35%;50.4%的权势性侵案件,加害者较受害者年长16岁以上,14%的案件中年龄差距超过30岁。在 2015年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中,熟人犯罪有240起,占70.59%。熟人又包括教师、邻居、亲戚等,其中教师性侵71起,邻居性侵33起,家庭成员(例如父亲、哥哥、继父等)性侵29起。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1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儿童性侵犯熟人作案高发,在世界各地都高达90%以上,许多就发生家庭内部,长期隐蔽,仅靠执法机构难以及时发现。 
  权势性侵较之于一般意义上的性侵,危害性更大。受害者更容易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觉得自己爱上了对方。因为这种权力关系导致的侵害常常是不止一次的,是长期的,并且由于双方之间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受害者难以拒绝和逃脱这种关系。所以他们可能会认知失调,告诉自己“我一定是因为爱Ta,才愿意和Ta发生关系的”。 
  权势者常常是上司、老师、救助者的角色,这会对受害者带来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他们很难清晰地认识与这些角色间的边界,对“伤害”与“爱”之间的关系感到疑惑(尤其是对未成年受害者来说)。他们长大后更难处理好亲密关系,因为他们往往分不清喜欢和厌恶、欲望和伤害、爱和恨。 
  对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这段描述可能显得遥远而晦涩。一位经历过被老师性侵犯的来访者诉说,因为“诱捕”的行为看起来那么像是“友好”,以至于后来对于异性的友好感知混乱。但又不仅仅是警惕,她自身和更有权力的年长男性之间的边界,似乎也变得更模糊了—她的“友好”,有时在他人眼中看起来也像是“诱惑”了。 
  此外,在亲密关系中,她总是在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渴望时产生厌恶,在对方不渴望自己时产生信任与爱慕—这当然是有问题的,亲密关系中渴望是重要的部分。但她说,这些反应仿佛被记录在了她的身体里,比她的理性更有力量。也就是说,她并没有力量决定自己是厌恶还是喜爱一个人,哪怕是不同时间里的同一个人。

权势性侵—被伤害的不仅是身体


  权势性侵还有一些它特有的负面影响。因为权势性侵的受害者更难发声,他们往往被威胁,长期的权势性侵往往十分复杂。好莱坞金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被媒体曝光在近30年时间内涉嫌性骚扰、性侵甚至强奸多名女性。这并非温斯坦第一次被警方盯上。据美国《纽约人》周刊10日报道,2015年,意大利女演员安布拉·巴蒂拉纳·古铁雷斯曾向纽约警方提出类似指控,然而,纽约检方此后称掌握的证据不足以定罪,调查无果而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张军(音)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不仅在好莱坞,美国多个行业的职场性骚扰长期以来甚至被视为职场文化的一部分。张军表示:“像温斯坦这样特别有权势的好莱坞制片人,其实用老派的话来说,他们很多时候认为(性骚扰)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工作‘福利’。不过现在在好莱坞,关于这个事情的觉醒程度,坦率说是要比10年、2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以前的觉醒程度要高得多了。” 
  人们很难真正理解在权力关系不平等下,通过各种手段达成的性侵,也很难关注到受害者的无力,权势性侵的受害人往往会面临外界的“责问”:“你为什么不说不?你有拼命反抗吗?为什么发生了一次之后你们还保持原来的关系?”这样的责问,对于那些长期性侵的受害者来说,是致命沉重的。设想一下,假如曾遭遇如此不幸,你是否有勇气站出来说出这段经历,是否会担心自己因此受到评价、误解、甚至污蔑;你是否会害怕你的伴侣、恋人因此觉得你的“价值”下降甚至离开你;你担不担心你的父母家人因此感到羞辱和丢脸? 
  假如这些问题,你的答案都是怕、会担心,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他们做得还不够。世界是很不公平的,在那些曾经遭受过性侵犯的人群中,她们再次受害的概率,要远大于从未受害过的人群第一次受害的概率。这就是“再受害”。你就是你所在的社会,你的社会让受害者持续受到伤害,让受害者持续为不幸的经历付出代价,这是你不应该允许的。告訴社会错的是那些侵犯别人的人,错的是他们对权力的滥用,是他们对他人的不尊重。也让我们发声,告诉受害者们他们很不幸,他们也很顽强,我们尊重她们与创伤的抗争。沉默即共谋,不要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不要成为默许恶的共谋。

怎么办?她们怎么办我们又该怎么办


  研究性虐待的美国学者Judith Herman在《创伤与修复》一书中提出了五个创伤修复步骤。 
  a. 安定:找到一个安全的环境,你在其中感到安心、不再担惊受怕,同时这个环境可以帮助你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b. 诉说:向你信任的朋友或治疗师诉说(或书写)自己的创伤,尝试在面对创伤的过程中接纳自己,理解创伤的发生不是自己的错,而创伤是可以被修复的。这个过程中建议有专业人士的陪同(比如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c. 转变:从诉说创伤的过程中转变自己对于创伤的回忆方式,把讲述方式转变为“自己克服了这么多”,感受自己在修复过程中的力量。 
  d. 建立:重新建立自己对不同关系的信任感,尝试一点点重新找回安全感。 
  e. 和解:尝试和自己,也和过去的创伤和解,尝试不将创伤当做自己身份认同最重要的一部分。再次找到自己的使命感与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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