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本大全】

    早期中日韩的互相观望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07/31

    戴燕

    中日韩关系,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话题。过去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形势不错,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普通中国人去日本、韩国的机会很多,对日本及韩国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因此,要谈当代的中日韩关系,大家都有自己的切身体会,有自己的经验和想法。但是,我要讲的是早期的中日韩关系。早期有多早呢?差不多是在公元四世纪以前,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汉魏时期。当然在那时候,还不能叫中、日、韩,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笼统的说法,就说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包括现在的朝鲜及韩国和日本的关系。

    “大”与“小”

    在讲这样的一个早期的中日韩关系以前,我想首先要说明的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自秦汉以来,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王朝,而在那时候的朝鲜半岛和日本,是有一些族群、部落、共同体,可是并没有出现统一的国家形态。而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我们讲当时的中日韩关系,无论从地理空间还是从政治权力的角度看,显而易见,就是“大”与“小”的关系。就整体国家力量而言,当时的中国是大,而当时的韩国、日本是小。即便到了三国时期,在统一的汉帝国一分为三的情况下,距离朝鲜半岛及日本最近的魏国,依然保持着“大”对“小”的态势。

    其次,我们翻开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看里面的汉代、三国地图,很容易便看到当汉武帝灭掉卫氏朝鲜后,一度是把“郡县制”这种在秦汉王朝实行的政治及行政制度,推广到了朝鲜半岛。在朝鲜半岛上,当时设置有所谓“辽东四郡”,即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这就把这一块地方,也纳入到了西汉王朝的行政区划内。像乐浪郡,它的首府,就是在今天的朝鲜平壤。到东汉后期,辽东半岛上出现了一个在当地很有势力的公孙氏家族,他们又在乐浪郡更南的地方,设了一个带方郡,带方郡的首府,是在今天韩国的首尔。这就是说在两汉到西晋这一段时间,朝鲜半岛上曾建立过当时中国的行政区。这是历史上的事情,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最后,我还要说明,讲早期的中日韩关系,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们知道,中国是很早就有自己的历史书写的,通过现有的文字记载,大概可以知道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历史。但是日本不一样,它现存最早的史书,像《日本书记》,是八世纪才写出来,而最早由高丽人写下的记录朝鲜半岛历史的《三国史记》,则要晚到十二世纪才成书。所以,讲早期的中日韩历史,事实上只能依靠比较早的中国人的记载。那么,在中国,最早记录有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是在汉代。在西汉司马迁写的《史记》中,是有《朝鲜列传》的。接下来,在东汉班固写的《汉书》里面,也有朝鲜,同时第一次出现了日本。然后,就是西晋即三世纪末陈寿写的《三国志》,在《三国志·魏书》的《东夷传》中,开始有比较详细的关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记述。因为有这些记载,有中国人的这些历史书写,才使我们谈论早期的中日韩历史,有了依据。可是,我们不是要讲中日韩的互相观望吗?完全依赖中国单方面的记载,如何“互相观望”?从《史记》《汉书》《三国志》,还有后来范晔的《后汉书》中,如何进入韩、日的视角?我们也知道,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史家写下的,根本上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他们记述的主体,都是中国,是两汉王朝和魏蜀吴三国,他们并没有把韩、日当作主要的记录对象,甚至在他们心中,比如日本,都不是那么重要。这就造成我们依据中国单方面的记载,在这里讲中日韩“互相观望”的时候,还不是真正的平等的互相观望。我们是在古代中国人的叙述中,看见他们登场,看见他们的形象,但还听不到他们“说话”,听不到他们自己的表达,说他们怎么看中国。

    这是在谈论早期中日韩互相观望的话题前,必须要注意的几点。除此以外,我还想要说明,透过《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依次出现的,第一是古朝鲜,第二是高句丽。与高句丽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还有韩国,它分了三部分,所以又叫“三韩”。再晚一点出现的是“倭”即日本。这些族群、部族,是在中国人书写的历史中陆续出场的,因此,可以说古代中国人对他们的认识,也有这样的一个先后次序。这一次序,与他们和中国的距离远近当然有关,跟当时中国的汉魏王朝本身的力量强弱也有关系。当汉魏王朝强盛的时候,王朝的力量便会寻求向四周扩张,也会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而如果汉魏王朝变得衰弱,居于他周边的这些族群、部族也会变得活跃,与汉魏王朝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早期的中日韩,正是在这种起起伏伏的拉锯式的碰撞中,进行他们之间的交往。这是一种真正的交往,也正是在这种互为依存的交往中,产生互相的观望。

    由于我们不得不依赖中国单方面的记载,来探讨早期的中日韩关系,而写下这些文字的都是古代中国人,他们主要的关心是在当时的中国,所以,那时的朝鲜人、高句丽人、韩人以及倭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其实我们无从知晓。不过幸运的是,在司马迁、班固、陈寿这些人笔下,记载了两汉三国人与生活在当时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一些族群、部族交往的过程,他们的应对策略和言行,有一些细节,也有一些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推测、想象作为对手方的韩、日,他们与我们不同的文化、观念,以及在那种文化观念下可能有的心情。

    为了避免枯燥、老生常谈,我们来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汉武帝灭朝鲜

    前面我们讲到,在中国历史记载中,第一个登场的是朝鲜。这个朝鲜,与现在的朝鲜,在地理上有一些重合,可是并没有历史上的延续关系,所以又叫“古朝鲜”。古朝鲜的出现,大约是在秦汉之间。有一个战国燕人的后代卫满,在战国末到秦汉之间,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一个时期,从燕地即今天的中国河北,向东跑到朝鲜半岛,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首都就设在王险城即今天的平壤。这里本来是有居民的,这个地方似乎本来也就叫“朝鲜”,卫满占领这个地方后,就用了現成的这个名字,所以,他被称作“朝鲜王”。那时,中国正在完成秦汉大一统的过程中,卫满刚刚到达朝鲜的时候,他要在这里立足,还得仰赖秦汉王朝,那毕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作他强有力的后盾。同样,秦汉王朝觉得在当时的中国以外,有一个自己人,替自己管理朝鲜这块地方,四时朝贡,不是也很好?于是双方约定,卫满做他们的“外臣”。可是,这种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原因之一,恐怕是卫氏朝鲜政权在当地慢慢站住脚,对秦汉王朝的依赖不那么大了;还有一个原因,当然是朝鲜离秦汉王朝的中心很远。双方的关系,就这样逐渐疏远,到卫满的孙子右渠为朝鲜王时,他不光是自己彻底不来朝贡,还接收许多汉朝的难民,又切断了其他部族与汉朝往来的道路。

    当时正好是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强悍的皇帝,四处扩张领土,他当然不能容忍这一局面,就派了一个名叫涉何的使者,到朝鲜去看看情况。涉何到了朝鲜,没想到,右渠竟敢不接他带去的汉武帝诏书。无奈,只好返回。可是作为使者,这样回去,又等于没有完成任务。于是,在快要走到汉朝边境的时候,在浿水边,他将一路护送他的朝鲜裨王给杀了,然后迅速跑回来,报告汉武帝说自己杀了一个朝鲜将军。汉武帝听了很满意,便奖励他做了辽东东部都尉。

    东明王陵(位于今朝鲜平壤)

    但右渠因为这件事非常生气,派兵攻打涉何。可是,汉武帝正在雄心勃勃地彰显他的力量,哪里能容得下他这样不听话?于是这一年秋天,汉武帝派了两支军队,一支从辽东半岛出发走陆路,一支从山东出发走海路,两路并进,征讨右渠。然而,朝鲜也不是那么容易打下来的,可能是对朝鲜的地形了解不够,也可能是对卫氏朝鲜的军力估计不足,汉武帝的陆、海两军首战失利,都无法攻下王险城。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也只好叫人去同右渠谈判。右渠也不想一直打下去,他接受了和谈,并且表示,愿意恢复到过去那种臣对君、小对大的关系。和谈结束后,右渠让太子带了一万多人和五千匹马,去向汉朝示好,表达谢忱,又是走到边境的时候,汉朝这边的官员忽然担心这么多朝鲜人,手里又拿着武器,好像不太安全,就与太子商量,可不可以把武器留在朝鲜,空手过来?他們没有想到,这位朝鲜太子心里本来就不踏实,忐忑不安,一听这话,更加怀疑,马上驻足不前。双方的和谈,这样就破裂了,又接着打起来了。

    面对强大的汉朝军队,朝鲜自有他的办法,一会儿和,一会儿战,又利用汉朝陆海两支军队之间沟通不畅、互相不配合的毛病,尽量拖延。汉武帝想朝鲜怎么就打不下来,觉得奇怪,便派济南太守公孙遂去调查。公孙遂调查之后,决定将两军合并,以便集中调遣。大概是看到汉朝的军队实在太厉害,汉武帝也是铁了心要征服朝鲜,朝鲜的一些大臣也开始动摇。当然,这里说朝鲜人开始动摇,只是一种推测,因为我们只能依靠中国方面的记载,依靠司马迁的《史记·朝鲜列传》。而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汉武帝时代的人好像也并不知道卫氏朝鲜到底有多少军力,底细如何,所以,一开始就派了那么多军队去,大动干戈,却攻不下来。到最后,当然是汉朝的力量大,能持久,汉武帝也是意志坚定,因此,我们猜测朝鲜王右渠手底下的一些大臣,在顽强坚守了几个月后,终于失去信心。就有几个人在一起谋划,不如归顺汉朝,知道右渠不会同意,便找来刺客杀了右渠,然后举众投降。

    古朝鲜就这样被灭了,汉武帝顺势建立起乐浪等四郡,其势力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在这个过程里,济南太守公孙遂先是被派去调查攻打朝鲜的军队遇到了什么阻力,在他完成陆海两军的合并后,却被汉武帝杀死了。而陆海两军的将领,左将军、楼船将军,功成之后,也一个被杀,一个被废为庶民。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就是汉武帝时代的人,他对于汉武帝不断地扩张,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因此在《朝鲜列传》的最后,他这样评论道:

    右渠负固,国以绝祀。涉何诬功,为兵发首。楼船将狭,及难离咎。悔失番禺,乃反见疑。荀彘争劳,与遂皆诛。两军俱辱,将率莫侯矣。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首先是因为汉武帝有强烈的扩张欲望,才想到要把朝鲜这个地方重新管起来。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朝鲜这个地方,人们对于秦汉王朝,从卫满起,就开始疏离,到右渠的时代,已经没有太多认同,由此,他才拒绝接受汉武帝的诏令。但是在那个时代,汉王朝的力量太强,对古朝鲜,可以称得上是“碾压式”的,朝鲜想要闹“独立”,那是不可能的,也因此很快被灭。

    第二个故事:高句丽与汉魏王朝

    高句丽,一般被称作古代东北的少数民族,不过用今天的话,也可以称他们是一个跨境的族群。高句丽的首都,曾经建立在今天中国吉林的集安,而从集安向东,一直到朝鲜半岛的乐浪郡,都是高句丽人的活动区域。在这一块地方,从现代考古发掘中还可以看到,大概自汉代起直到唐代,有所谓“高句丽文化”,这一文化中,既有中国中原文化的元素,也有它当地的特色,这一点,在中国境内以及朝鲜境内发现的不少古墓壁画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高句丽出现于中国的文献记载,最早是在王莽时代。高句丽的祖先,据说是居住在今天中国的黑龙江的扶余人,扶余自汉代以来是属于玄菟郡。传说中,河伯的女儿到扶余,不知怎么被扶余王关了禁闭,在她被囚禁的日子里,有一天,一束阳光照到她身上,使她怀孕生下一个既聪明又有武力的儿子朱蒙。朱蒙长大后,跑到今天中国的辽宁桓仁,在这里定居,建立起了高句丽国。所以,在后来高丽人金富轼写的《三国史记》里面,朱蒙就是高句丽始祖,称“东明圣王”。

    高句丽族墓葬壁画

    高句丽这个地方,到处大山深谷,出产一种能登山的矮马,所以,在汉魏王朝的人眼里,他们就好像那些北方的匈奴人、鲜卑人,善于骑射,脾气大、作风硬,特别能打仗。由此到王莽时期,王莽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为了给自己做皇帝捞一些资本,便雇了一批高句丽人,去替他征匈奴。可是,高句丽人也很倔,他们不肯被王莽利用,一个一个在路上就散掉了,有的宁愿跑去塞外做强盗,还把追捕他们的人也给杀了。王莽气得不得了,派人去把高句丽的首领抓住,砍下头送往长安,这还不能泄愤,又下命令说高句丽不能再叫“高句丽”,要叫“下句骊”。于是,造成高句丽与汉朝的关系紧张,这样过了近十年,到汉光武帝时,才又恢复过来。

    但是,到东汉末年,我们知道东汉王朝的内部出了很大问题。这时,高句丽王的名字叫宫,宫的人在辽东、玄菟一带,频频制造事端,杀人放火,成为东汉的一大“边害”。到了宫的儿子伯固为王,甚至在路上,光天化日之下,高句丽人也敢杀死带方郡长官,又掳走乐浪郡官员的家属。在这一段时间里,高句丽王几代人的名字都很响亮,他们的行迹,东汉也掌握得比较清楚。可是,受困于东汉王朝内部的矛盾不得解决,自顾不暇,整个辽东,也都掌控在公孙氏手里,高句丽与公孙氏时战时和,也是有说不清的错综关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下,对高句丽,只能听之任之。

    高句丽丸都(位于今中国吉林省集安市)

    这样到了魏明帝时代,这时高句丽的王名叫位宫,位宫天赋异禀,英勇果决,骑马射箭样样精通,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领袖人物。当然,魏明帝也被视为是秦皇汉武一类能有所建树的大人物,大概在他看来:首先,如此骁勇善战的高句丽,对魏的边境,始终是一个威胁。其次,魏有意与朝鲜半岛上的其他部族往来,尤其是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也包括更远的日本往来,可是都绕不开高句丽,高句丽已经成了一个障碍。此外,孙吴当时也跃跃欲试地要从海上,与辽东及高句丽取得联系,那势必会形成对魏的包围。大概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魏明帝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拔掉高句丽这枚钉子。所以在司马懿征辽东,打败公孙氏家族后,毌丘俭也就一路打到集安,攻占了高句丽的首府。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在汉魏王朝与高句丽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也有一种对峙的强弱势力的转换。当汉魏王朝内部发生问题时,只能专注于解决内部的麻烦,那时便无力对外;而一旦内部问题解决,接下来,马上就会处理周边的麻烦。从高句丽的角度看,却正好相反。他是在汉魏王朝内部产生矛盾的时候,才有机会发起挑战,显示自己的存在,一旦汉魏政权稳定,内部矛盾趋于缓和,他又只能跑得远远的,安静等待下一次挑战的机会。在汉魏王朝与高句丽之间,就是这样一种相互依存,又相互制造紧张和摩擦的关系。

    在与高句丽有如此密切接触的时期,汉魏王朝与当时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也开始有了接触。自从公孙氏设立了带方郡以后,汉魏王朝对于朝鲜半岛南端的了解就越来越多,与韩国的交往也变得越来越密切。人们已经了解到,在朝鲜半岛南部,自东向西,是有马韩、辰韩、弁韩三个不同的族群。马韩这个地方,有一些人是从古朝鲜迁移来的,主要是因为卫满占据了朝鲜,他们不得已躲避到此。而在辰韩人中,也有一些是为了逃避秦朝统治,逃难来的。弁韩是往日本去的码头,日本人也要通过他们这里,经带方郡,才能去往当时的中国。

    人们还知道,朝鲜半岛的南部,自然条件比北部要好,有良田,有矿产,也有对当时日本和当时中国的贸易。这一带还相当文明,因为早在殷的末年,殷的大臣箕子对纣王不满,跑到这里来,就带来了殷商文明,所以此地风俗醇厚,秩序好,人也有礼貌,连一个小偷都没有。这是陈寿的记载,不知是不是因为距离较远,交往不深,才让当时的中国人留下这样一个大概的印象。我们知道,魏明帝攻打高句丽,占领集安以后,也曾打算利用乐浪郡和带方郡的存在,将魏的势力推进到朝鲜半岛南端,一度派人打点了上千名韩的官员,可是好像没有产生什么实际作用。有一次,就因为翻译把话翻译错了,便激怒韩人,双方大打了一仗。

    第三个故事:邪马台的卑弥呼女王

    最后,我们要来讲一讲日本。古代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印象,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的记载。陈寿记录下的日本,是在海洋中的一些群岛,坐船的话,大概要走一年。当时日本的文明程度还不高,人民靠捕鱼为生,不管冬天夏天,都吃生冷食物,赤脚不穿鞋,衣服也没有什么裁剪缝纫,挖个洞,穿进去而已,还文身。在这些方面,当时的中国人觉得自己的习惯风俗更好、更高级,日本文明还不怎么开化。可是,他们对日本的印象又非常好,因为日本岛上有各种动植物,产稻米、蚕桑,产真珠、青玉,气候也温暖,适合人居,而日本人温和有礼,社会秩序井然。看当时的记录,大概與今天中国人到日本旅游,得出的印象差不多。

    当时到日本,似乎还只有一条路可走。如果是从洛阳出发,先要到带方郡,也就是从今天的韩国首尔,再到南端的渎卢国即今天的庆州,从那里到日本。第一站是对马岛,然后经过一支岛,到日本的北九州。走一段路,行一段船,走到当时叫作“伊都”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福冈的丝岛,在那里,好像要办理类似于今天的入境手续,交换文书之类。也有的人是到了伊都,把要办的事情办掉,东西放下,就回去了。当时中国人关于日本的知识,到这里,好像也就到了一个边界。日本在当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陈寿写到对马,写到伊都,写的都是对马国、伊都国,这些所谓的“国”,还只是今天所说的部落、族群,与今天的“国”不是一个概念。

    汉倭奴国王印

    日本出土的中国古代工艺品

    接下来,是到邪马台国。这是陈寿记录下的当时日本最重要的一个女王国,可是它在今天日本的什么地方,我们并不清楚。在日本的长期研究中,大部分人相信它是在今天的九州岛,不过也有人认为是在奈良、京都附近。这个问题在日本争论了好多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为什么没有定论呢?因为陈寿在《三国志》里写得太模糊。实际还是受限于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就这么点水平。说来中国与日本的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光武帝时代。当时,据说有日本九州的一个豪族,来到东汉王朝,可能已经到了首都洛阳,于是光武帝赐给他一个金印,上面刻有“汉倭奴国王”几个字,象征着对他的任命。这枚金印,到了日本江户时代,被人在九州发现,现在收藏于福冈市博物馆,印只有小拇指前头这么一点,却表明在东汉时期,中国与日本已经有了这样的往来,也是非常友好的往来。当然,我们今天在日本各地,能够看到更多的早期中国制造的铜镜、刀等文物出土,有些上面还写着汉字,它们都是中日交流历史悠久的见证。

    邪马台女王国在三国时期,与魏的交往,一度十分频密,史书中有逐年的记载。从日本远道而来的使者,当时非常辛苦,因为漂洋过海,风波险恶,谁都不知道能不能够安全抵达大陆,所以,魏帝好像也特别感动,总是送给他们丰富的奖品。从魏返回的日本使者,往往都带有魏帝写给“亲魏倭王”的信,都写得亲切友好,又有大量贵重的礼物,包括铜镜、织锦、刀、真珠、铅丹等,数量庞大。当时,邪马台国是由一位女王统治,她的名字叫“卑弥呼”,她人极少露面,不过却很有威严。在她去世后,邪马台人还给她修了一个直径一百多步的大墓,并用了上百奴婢陪葬。而当一个男子要来接她的王位时,整个邪马台都不服从,顿时陷入混乱。在这个过程里,刚好有魏的使者到来,他们便留在邪马台,观察其王位的更替,直到又一个女性登上王位,是卑弥呼的宗女,名叫壹舆。他们看到壹舆就任后,邪马台又恢复平静,才返回当时的中国。可是在中国,恰好这一段时间,也是发生了魏晋禅代的改朝换代大事件。所以,这一批人,本来是魏派出去的使者,然而等到他们返回时,洛阳已经变成了晋的首都。

    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故事。应该说直到今天,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要了解早期的日本历史,都还要依靠《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的这些记载,也就是要靠中国人眼中的日本,来重构日本的历史。而知道这一点,也就会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对我们三国的历史,有格外浓厚的兴趣。除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历史本身,能够给人带来无限乐趣,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在《三国志》中,日本第一次登上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舞台。从古代中国人的观看中,找寻自己的身影、建構自己的历史,这也算是一种自今向古的观看吧。

    尾声

    从上面几个故事当中,我们也知道早期中日韩交流的历史,因为只见于古代中国人的记载,所以,要说中日韩怎么“互相观望”,严格地讲,只能说是单方面的观望。在缺乏同时代韩国、日本自己记录的情况下,他们怎么看待当时的中国,其实我们是很难知道的。只是透过以上几个故事,我们推测当时的韩、日对当时的中国,既有结为友好的愿望,也有疏离和对立的感情。但有意思的是,在当时中国人的记载里面,就像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的那样,人们都认为“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这里的“三方”,指的是古代所谓“北狄”“西戎”和“南蛮”。也许是在那个时候,“东夷”还没有显示出他们的厉害吧?总之,有人相信孔子所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那个“海”,就是指东边的海。也就是说,东边的海上世界,是一个能让人实现理想的世界。而这个观念,在中国古代持续的时间相当不短,到四、五世纪,范晔写《后汉书》时,他仍然认为韩国和日本都是“仁而好生”的;甚至到了唐代,当时中日韩的交往已经很不少了,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还是一个如蓬莱、方壶那样的传说中的仙境。

    魏晋以后,我们知道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接受了中国的典籍、制度。在文化上,中日韩也互相观照、互相渗透。所以到今天,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而中日韩的关系,不管怎样变化,却总是能在根本上找到共同点,这一方面是由于地缘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早期中日韩的交往及其互相观望的历史,为我们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已经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回头来讲这一段历史的意义。

    本文系作者在新华·知本读书会第七十期所作演讲,二○一九年五月经作者改定

      打赏
      百度分享

      广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