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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学堂到大学:北京大学1898—1929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2

           

           郑渝川

           美国汉学家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师承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他所著的《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简称《权力源自地位》,下同),是迄今为止英语世界广受赞誉的唯一一本以北京大学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著。

           这本书回顾了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在清末、民国初期、北洋时代、国民政府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刻画出在百年前中国政治和社会剧烈转型的背景下,新型政治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以及后来被称为“北大精神”的形成和嬗变。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所学校虽然由革新派提出筹建,但在正式建成后由相对保守的清朝官僚和文化精英掌控。成立之初的京师大学堂,跟旧式的国子监、公学没有太大区别,非但管理人员、教师,甚至连学生都将自己当成“老爷”看待。那么,这所学校又是在什么时候转型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并且成为一个不断拥抱新思想,并竭力把新思想带给整个国家,推动政治进步的一个策源地的呢?

           本书将这个问题溯源至洋务运动时期,围绕同文馆设立,洋务派与守旧派展开的激烈博弈。尽管同文馆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但确实曾因守旧派的阻挠更接近为新型的国子监和翰林院。有趣的是,甲午战争之后,那些曾经站在洋务派对立面,强调延续传统人才培养方式和思想传承价值的人们,似乎猛然认识到了中国国力疲弱的问题所在,因而迅速转向比过去的洋务派更为激进的方式。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戊戌新政失败后,清政府仍然允许新政成果之一的京师大学堂延续下去。某种意义上讲,京师大学堂秉持的思想独立性,深植于这所学校的基因中,而其来源恰恰是在今天的历史书中多受贬低的守旧派。

           京师大学堂在义和团风波、八国联军侵华带来的接连冲击中,屡受波及。清政府之后重议新政,但京师大学堂此时已经需要面临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沿海城市的新式学堂的竞争。这刺激和推动了京师大学堂对于外国教习的聘请,以及外国课程体系的引入。1903年,中国国内学生和留日学生奋起抗议俄国拒从东北撤军。由于日本当时也极度不满俄国独占中国东北的局势,因此对中国学生的行动给予支持。京师大学堂的全体日本教习也集体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这对于当时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及留日中国学生都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

           辛亥革命翌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此后直到1930年以前的近20年内,北京大学有了两项重大转型:一方面,从旧式的公学,转型为接近于欧美顶级大学并享有国际声望的学术型大学,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办学、学术研究体系;另一方面,继承并革新了古代太学生政治参与的传统,在“五四运动”前后爆发出巨大的社会能量,甚至影响了政治局势的走向,标志着中国现代公众舆论、政治文化的形成。

           本书中对这两方面的转型着墨甚多,并谈及这些转型和进步的实现与北大几位校长的努力有很大关系。在蔡元培之前,担任北大校长(代理校长)的马相伯、胡仁源等人为推动北京大学现代化转型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如力推教学改革,提高考试和教学考核要求,引进学术评价制度等。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更是拿出了巨大的改革勇气,不仅以兼容并蓄的姿态引进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执教北大,更重要的是,将人文情怀、家国意识、社会责任等意识观念注入到了这所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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