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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太子会画画吗?

所属栏目:历史故事   来源:网络   编辑:网上天地网

       

       吴启雷

       

       



       耶律倍(899-936)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也是曾经的太子,曾经的东丹王一一辽太祖在兼并了渤海国之后,将这里作为太子的封地,并改名为东丹国。而耶律倍便是东丹国的国王,史称“人皇王”。耶律倍是契丹人,辽金时代,随着契丹和女真的汉化,许多辽金宗室大臣都有汉名。“耶律倍”一名,实际是他的汉名。

       不过,耶律倍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其母述律后宠爱老二耶律德光,也即辽太宗。此后耶律德光即位,而耶律倍则去了中原。

       当然,耶律倍之所以会在政治失势后跑去中原,投靠中原政权,也不是没有原因。据《辽史义宗倍传》所记载,耶律倍在前往中原之前,曾购书万卷,藏于医巫闾山绝顶之望海堂。又记载他通晓阴阳五行,了解音律,精通医药、砭灸之术,辽、汉文章都写得很精妙,曾翻译过《阴符经》。

       由此可见,作为契丹太子的耶律倍,对汉家文明非常仰慕,因而选择了前往中原。当时的中原正处于五代时期后唐帝国治下。后唐明宗非常欢迎耶律倍的到来,以后唐国姓赐其姓,以“称赞中华”为其名,赐其名为李赞华。

       李赞华的结局有些悲惨。后唐不久便被辽国与后唐节度使石敬瑭联手灭掉。末代帝王李从珂将李赞华杀害,卒年38岁。

       耶律倍的画作



       《辽史·义宗倍传》明确记载耶律倍擅画本国人物,而宋徽宗的《宣和画谱》则著录说,徽宗内府庋藏其作品有75件之多。

       其他如宋代董迪的《广川书跋》、元代元好问的《遗山诗集》、曹波启《汉泉诗集》等著述中,也有关于耶律倍创作绘画作品的记载。至于明代宋濂《金华先生文集》中,则有对其《千角鹿》《骑射》《猎骑图》等作品的题咏。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耶律倍是一个会画画的人。

       然而,这些在美术史典籍中有著录的耶律倍作品,今日所见却仅有寥寥几件,其绝大多数作品,已经完全不得见了。

       现存的耶律倍作品,或者挂名耶律倍的作品,大抵有这么三幅:《射骑图》《人骑图》《射鹿图》。从标题上,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获知,这三幅作品,都是与骑马、射箭一类的草原生活相关。这当然是因为耶律倍身为辽国太子,有丰富的草原生活阅历的缘故。

       我们先来看《人骑图》,此图又称《东丹王出行图》,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图中画有六人七马,卷末有“世传东丹王是也”的题跋,但是不知何人所为。从书法风格上说,这段题跋与宋高宗书风类似,或许为宋高宗所题跋。如果属实,则此图当曾入宋高宗绍兴内府收藏。

       不过,从画面细节上看,目前的研究也缺乏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幅长卷中的诸多人物,究竟谁才是“东丹王”。

       从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基本情况来说,画面主体人物一般会被突出,被绘制成大于身边随从人员的模样,比如《历代帝王图》的构图便是如此。再或者,通过人物的装束、马匹的装饰,以突出主角的与众不同,比如《虢国夫人游春图》便是例证。但是,这幅作品,单从画面中人物衣着、马匹的装饰形态等细节描绘来看,确实很难判断画面中人物身份的高低。

       当然,上面举了两幅唐画来与此图做对比,是因为辽初五代这一时期,距离唐代时间比较近,契丹人的画作受到唐代绘画风格的影响,因此,或多或少会呈现出唐代绘画的特点。尽管此图并不能像唐画那样,通过人物、马匹的描绘,区别画面中人物身份的贵贱来,但就从画面构图上来说,这幅作品的构图非常接近唐代。

       



       简单而言,全图中的人、马分为三簇:卷首一人为一簇,其后两人为一簇,最后三人四马为一簇。三簇所构成的是一种骑马行进中队伍的模样,而这种画面的构成,正是借鉴了唐代绘画中物象一簇簇出现的构图形式。

       所以,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上来,这幅图或许被命名为《人骑图》较为合适一点。

       这幅图的画法非常精湛,今日的学术研究一般认为,此图并非耶律倍真迹,或为两宋宫廷画师的摹本。耶律倍或许创作过这样一幅作品,并成为宋代宫廷画师的底本。但其原作究竟是何面目,实际上我们也很难确知。

       我们再来看耶律倍的另一幅画作《射鹿图》。《射鹿图》被定为耶律倍的作品,主要是因为此图留有清高宗乾隆的题跋,以及作品卷首也有乾隆《获鹿图》的题名。

       《射鹿图》卷末有元代朱德润的题跋,其第一句便是:“右东丹王李赞华所作射鹿图”。起码在元代朱德润时期,这幅图的名字还不叫《获鹿图》。

       朱德润之所以将此图称之为“射鹿”而非“获鹿”,就从画面内容上来看,这幅图显然命名为“射鹿”会更合适。如画面所绘制的那般,这只鹿的臀部已经中箭,只是这支箭因为画作年代久远,略有模糊,不甚清晰了。

       乾隆是一个痴迷书画的大票友,但其鉴赏和创作水平都不高,这也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至于此图的命名问题,画面分明是射鹿,而乾隆则非要题名为“获鹿”。当然,这并非有碍宏旨的大问题。

       这幅作品经由乾隆题跋,又入《石渠宝笈》著录,其画面上钤盖的印章也多流传有绪,当是一幅古人真跡无疑。但这幅作品之所以被定为耶律倍所作,实际是根据题跋所言。因为现存的耶律倍画作多为摹本或挂名其下,因此,在没有确信真迹来做比对的情况下,我们确实不能肯定这幅作品就是耶律倍真迹。但古人题跋如此,我们也只好跟着古人的既定结论继续将它置于耶律倍名下了。

       朱德润题跋写得很秀气,可问题在于,他在这段题跋中的评价却并不真切。其题跋日:“观看其笔法圆细,人马劲健,真有盛唐风韵,故可宝也。”

       而实际上,若我们观看此图中人马局部,就会发现,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朱德润所谓的“盛唐风韵”。

       唐人喜欢画马,唐人马画,或真迹或摹本,传世也较多。比如韩斡的《照夜白图》和《牧马图》,都是唐代马画的经典。

       



       至于元代人也好画马,他们的马画多学唐人技术,马匹也多圆润而健壮。其代表人物有赵孟頫。

       若相比唐代、元代人的马画,这幅《射鹿图》中的马,完全就是个另类一一那么粗壮并包含褶皱的后腿,每次见到这个细节,我都会联想到一道名菜,虎皮猪肘。

       我不清楚朱德润说这幅图有唐人风韵依据从何而来。而经过比对,我们也会明显地看到,《射鹿图》和《人骑图》虽然同挂名于耶律倍名下,但两幅画中的马匹造像技术,差异极大。《人骑图》中的马屁股是圆润的,腿的线条很精细,这种马匹适合奔跑。而《射鹿图》的马,从屁股开始,大腿和屁股都很粗壮,小腿虽然不粗,但非常短,这种马估计只适合驮重物吧。

       或者,这两幅图的作者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否则,我们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同一作者笔下,绘制马匹的方法,会有如此的天壤之别。

       辽金绘画的双胞胎



       2018年中秋,我在辽宁博物馆的书画特展上看到了金代杨微的《调马图》。这幅金代人杨微的唯一真迹所描绘的也是草原人民的生活。

       可是,我们也会惊讶地发现,这幅金人杨微名下的画作,竟然与前面传为耶律倍的《射鹿图》在构图上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而杨微此图又被称为《两马图》,画面左上角有杨微款识,因此被定为杨微所作。

       然而,虽然同为少数民族政权时代的画作,构图又那么相似,从马画的细节上看,我们却不难发现金代此图在技术上确实有中原汉风,而辽国那幅则全然不是中原风格。

       从杨微的款识中,我们可以得知,杨微是金代高阳人。高阳在河北,已经是传统中土区域。而画史明确告诉我们,金人绘画风格多从北宋。那么,以居于汉地之人,以汉家笔法所创作的,自然是一幅汉韵浓郁的作品。纵使画面内容所呈现的是草原生活的场景,可这并不能改变作品所呈现的整体汉家风格的基调。

       而辽人始终未能入主中原,其与宋人军事对峙于平滦一幽一云州一线,自然在文化上也不能与北宋先进文化亦步亦趋,固画史上说辽国绘画技术多有本民族特色。从这幅作品来看,其言不谬也。尽管相對北宋的艺术发展,辽人落后太多,但辽人闭门造车却也形成了草原艺术的特有面目。正是如此,那个时代的绘画艺术,才形成了中原与草原的不同风格,同以今人眼光论,辽宋金对峙时代的艺术史才更加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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