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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万国汽车博览馆

所属栏目:历史故事   来源:网络   编辑:范本大全网上天地

       

       陈杰

       在1886年,德国人即造出了第一辆装有内燃机的现代汽车。15年后,也就是1901年,一位叫做李恩时的匈牙利人携两辆美国制造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自中国香港来到了上海公共租界。这两辆会发出巨大轰鸣声、跑得比马车还快的“四轮铁马”,在十里洋场招摇过市,一时间震动了上海滩。

       

       这两台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车轮也是木制的,外面包有实心橡胶轮胎,还装有煤油灯和手捏喇叭,外表与马车十分相似。但车要上路还需要牌照,上海工部局经过例会讨论,于第二年1月30日决定:颁予临时牌照,准其上街行驶,暂列入马车类,每月征税2元。至此,汽车正式传入中国。李恩时带来的这两台汽车,最终还是卖给了租界里的外国侨商和洋行。究其原因,无非是那时汽车工业在欧美等国家已初具规模,以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已是新时尚。

       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外商所驾驶的汽车,是权贵、财富与文明的象征。在福特T型车推出之前,汽车的售价在1000美元左右,运抵中国就更贵了,只有达官显宦才买得起。但上海当时并不缺少达官显宦,所以在上海的街头,汽车越来越多了。据《申报》统计,1912年上海的汽车数为249辆。到了1922年,就已达到4007辆。

       路上太混乱,汽车开不快

       自开埠以来,上海就大修马路,远远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激增的汽车保有量面前,路还是不够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街头被称为“世上最混杂的路面”,就是因为这里路面上不仅汽车多,还充斥着人力车、塌车(人力运货车)、电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以及成千上万的行人。

       更混乱的是,行人仍然延续着马车时代的老习惯,走路不分左右,见车不知避让。开车的人呢,也是不辨左右。后来有了交通规则意识,受英国影响的南方省份一般规定靠左行驶,受美国影响的北方省份则是靠右行驶,还是混乱。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规定车辆都得靠左行驶,这才统一靠左行驶。

       

       但到了抗战期间,因为驻扎在后方大城市的美军不习惯靠左行驶的规则,经常肇事伤人,就改成靠右行驶。至于行人,先是规定靠左走。但是车辆靠右,行人靠左,车与人相对而行,岂不是方向直接相对,有冲撞的危险?因此又规定行人一律靠右走,跟车辆保持一致。

       交通规则的混乱,也是在民国必须开慢车的一大原因。有多慢呢?茅盾的小说《子夜》中写到:上海富商吴荪甫派人开车去接父亲,那辆1930年出厂的雪铁龙轿车,以极限速度在市区飞驰,每分钟行驶半英里,创造了同款汽车的最快纪录。换算过来,这个最快纪录也只有每小时48公里的速度。

       时速32公里,这也算飙车

       现实中的“飙车”,可能更慢些。宋子文的小姨子张怡和,就因飙车闹了个大新闻。那是1929年夏天,张怡和从学校出来,坐上一辆福特牌轿车往家赶。车开出两公里,撞上路边界石,张怡和顿时从车里飞了出去,落在地上,胳膊粉碎性骨折,当场昏迷。后来交通部门调查事故原因,給出结论:车速过高。那么,车速有多高呢?每小时32公里。

       每小时32公里,在当年绝对算飙车了。毕竟上海法租界的规定是最高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0英里。更何况,当时汽车的设计时速,跟如今也没法比。雷诺轿车设计时速低于50公里,1930年出厂的雪铁龙轿车设计时速为60公里,世界上卖得最火的福特T型车,设计时速也只有70公里。1927年出厂的劳斯莱斯幻影倒是可以跑到120公里的时速,但是贵得离谱,中国只有一辆,是一个外国人所有。

       限于当时糟糕的道路条件,这些车就跑得更慢了。上海还算是好的,北洋军阀当政时的北京,全城居然没有一条双向四车道的路段,包括长安街都只有两条机动车道,雨天污水遍地,晴时尘土漫天,车速一快,必然肇事。

       但有车的人,许多还真不怕开快车。原因在于,民国时期汽车匮乏,拥有私家车者非富即贵。权贵之士超速,交警不敢罚;富人超速,他们又不怕罚。最嚣张的是上海的犹太富商哈同的老婆,每次开车上街,必然超速。交警要罚她,她直接扔钱,完了继续飙车。

       第一块车牌到底归了谁

       

       哈同作为房地产大亨,超速罚金自然是交得起。传闻中,他还差点抢下了中国第一块车牌。那是1912年,工部局决定对上海的汽车发牌照,设置了“001”号到“500”号的私家车号,每辆车每年缴纳税金60两银子。当时的上海滩,谁都想拿到第一个车号,彰显身份。

       当时坊间传闻,“房地产大王”周湘云耗巨资购得了这第一块车牌。哈同没抢到,便与周湘云协商,想买下这块车牌。见周湘云不答应,哈同便放话说,只要周湘云敢让这个车牌出现在大街上,他就派地痞流氓砸掉这辆车。周湘云无奈,只能将车与车牌一同锁在车库里。

       传闻并不可信,哈同与周家两代人素有交情。哈同是个官迷,但他是个外国人,不能买官,而周湘云却可以用4万银子捐个上海道台来过过官瘾。哈同看着眼馋,屡屡找周湘云借那套蓝顶花翎朝服,一时传为笑谈。两人关系其实不错,哈同显然没可能因为车牌这种小事故意为难对方。

       其实,拿下中国的第一块汽车牌照不是中国人,而是一名丹麦籍的医生。他后来回国,他的汽车和牌照就一起被周湘云的弟弟周纯卿买去了。相比老派的周湘云,周纯卿才是那个喜欢赶时髦的人。他拿到了车和车牌,立刻就进行了改装。他把黑底白字的长方形车牌改成了铜质椭圆形,用黑漆写上古罗马字“I”,号码下还刻着上海工部局的缩写:“S.M.C”,看起来很显档次。他对车子也进行了装饰,在挡风玻璃两旁安装了2只方形的车灯,可以点蜡烛,给汽车增加些古色古香的味道,还在车把手处镶嵌了铜质的“周”的篆体字。这算是中西结合的恶趣味吧。endprint

       尽管周纯卿有许多车,但挂着“001”号车牌汽车的使用率是最高的。这辆车最后一次使用,是在1945年周纯卿的葬礼上。此后,这辆汽车再没有上过街。

       打车请打“四万号”电话

       那时的上海街头,虽有别克、林肯这些豪车,但主流还是福特、雪佛兰和雪铁龙。其中销量最大的还是福特。诸如贵州省主席周西成、四川大地主刘文彩都是买的福特车,报刊上的彩票广告,也把头奖设为福特车吸引彩民。不过,一辆全新的福特车在当时的上海售价一万两千块大洋,而上海市长的月薪尚且不到两百块大洋,买车显然不容易。

       也有变通的办法,那就是买二手车。二手车也分档次。好的是“一战”结束后,欧洲大量废旧汽车修理之后被运到上海,低价处理,价格往往只有新车的一半,引来众多购买者,甚至还催生了很多“拋岗生意”。所谓抛岗生意,就是半自用,半营业,在马路边违规停车揽客。

       但欧洲运来的旧汽车,还不是最便宜的二手车。当时还有人去租界收购报废的破烂汽车,略加修理,以一两百大洋的低价,卖给华人开,以闸北地区最为明显。1928年,主管部门对闸北的汽车进行检验,发现种种弊病,车身破烂、水箱渗漏、弹簧松弛、橡皮破烂、前后灯不亮等等。这些车肯定不是买来摆阔,而是拿来载客挣钱的。

       上海出租车的生意,很早就有了。1910年前后,不少外国商人开设了出租车行。但那时中国人坐汽车出行远没有形成风气,而且租用的车价也十分昂贵,按时收费,每小时收费竟要四五块大洋,相当于学徒工一个月的薪水,一般市民不敢问津,出租汽车生意也很惨淡。

       到了上世纪20年代初,以汽车代步在上海渐渐成为一种时尚,出租汽车业也就时来运转了。美商所办的云飞车行,规模最大,拥有86辆轿车,其中包括新添的50辆福特轿车和之前陆续添置的36辆旧车。跟如今的出租车公司相似,云飞车行的车都被漆成一色车身,辨识度极强。

       华商所办的车行,最有名的当属祥生汽车公司。20世纪30年代,祥生与云飞是主要竞争对手,云飞最终败北。败北的原因之一,就是取错了电话号码。云飞的叫车电话是30189,谐音为“三人一杯酒”,有些意思。但祥生却设法拿到了40000的电话号码,不仅“四万”两字简短易记,而且正好是中国四万万同胞总和数。加之那时中国人爱国热情高涨,掀起了抵制洋货运动,祥生又顺势推出了自己的广告语:“华人应坐华人车,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赢得了大量顾客。

       学开车,先学汽车修理技术

       

       当时车行的司机,是一个非常光鲜的行当。那时坐得起出租车的,都是阔绰人家,作为开车的司机,穿戴也不能差了。司机夏天穿绸子,秋天戴礼帽,冬天穿大棉袄,外边也得套件大褂。有些挣了点钱儿的司机,手上还要戴个大金戒指。

       修理汽车的工人,也是光鲜得很。大背头、皮夹克、西装,就是汽修工的标准搭配。为什么这么穿?原因无他,就是有钱而已。据说国民党大员陈诚的福特汽车大修,一次就需要一根金条,汽修工的收入自然低不了。当然,这行门槛也不低。要成为一名汽修工必须使用汽车模型来反复练习,要定期观看幻灯片和教学电影,还要能阅读全英文版教材,技术含量相当高。

       事实上,那时想考驾照,也得先学汽车修理技术。教练先教拆胎、扒胎和补胎,然后是检修风门、水箱、化油器和火花塞这类基本的修理技术。学开车为何非要学修车呢?原因很多。首先是大家开的都是“萬国牌”汽车,出了问题不可能运回欧美让厂家保修。其次,民国时的路况糟糕,开车出去可能开着开着就趴窝了。然而“道路救援车”多半是没有的,就算有,也要隔个一两天才能到。这种情况,必须自己动手。

       学好了修车,再学开车。首先学“手号”,就是司机用手伸出车窗外,用特定的手势提示后面的司机——当时汽车没有转向灯,只能这么玩。拐弯有手势,刹车、减速、倒车也都有对应的手势,上路前必须学会。

       那时的汽车没有倒车雷达和转向助力,也不可能装如今教练车上的副制动踏板。那么,刚学开车的朋友就很危险了,稍不注意就会出事故。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教练也有“土”办法对付,就是找出四个千斤顶和四个木马把车架起来,让学员在四轮离地的教练车里学习如何启动和如何刹车。

       但这还不是最坑的。要命的是,你辛辛苦苦考出来的驾照,换个地方就可能不认了,要重新再考。为什么不认?这是因为各地的驾照考试区别太大,对驾驶员的要求千差万别。最显著的区别就是“路考”环节,上海公共租界按美国办法考,场地先进,无需上路,考场里有宽道、窄道、弯道、土坎、山坡、停车场、交通管制的各种灯光,设计得比较科学,考过的学员水平还是有保证。但到了南京,路考就变得异常简单了,考场是由10根竹竿围成一个T字形车道,车子开进去再倒出来,只要不碰杆就算过。这样考出来的司机,成为“马路杀手”的可能性相当高,这时只能庆幸民国时的车开得慢了。

       (本文主要参考:徐茂昌《车轮上的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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