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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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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新年,还是春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地虽然多灾多难,但人们过春节时仍有一些美好瞬间。我们将这些美好瞬间回收,不是回避或忘记我们曾经的苦难和艰辛,而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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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使用电话第一人

           1877年10月16日,清朝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受到伦敦电气厂厂主毕谛的邀请,并访问了毕谛在伦敦附近的电气厂办公地。毕谛特意请郭嵩焘参观贝尔1876年刚发明的电话,请郭嵩焘试打电话。

           电话安装在相隔数十丈的上下楼内。郭嵩焘让自己的随从张德彝到楼下去接听,自己在楼上与其通话。郭嵩焘问张德彝:“你听闻乎?”张德彝答:“听闻。”郭嵩焘再问张德彝道:“你知觉乎?”张德彝答:“知觉。”

           随后,郭嵩焘又叫张德彝:“请数数目字。”张德彝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当时电话传声应该不很清晰,效果不是太好,郭嵩焘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分明。”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电话,郭嵩焘也便成为中国使用电话的第一人。

           八国联军中的“中国军团”

           1898年11月,英国陆军部派员到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然后到威海卫招募士兵,组建中国雇佣军团。

           1899年,一支由300多中国流民组成的雇佣军在威海卫正式成立了。由于这支部队是在中国组建的,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把这支部队称为“中国军团”;又因这支部队的士兵全是华人,又称“华勇营”。该军团的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的正规部队调任,士兵则在中国招募。在军团内部,除了乐队、译员、卫生队之外,还设置了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

           1900年6月中旬,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兼八国联军统帅西摩尔中将率八国联军进军北京,途中遭到了云集在天津的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的奋力抗击。西摩尔为了补充军源,及早消灭义和团,便调中国军团增兵天津。6月21日,刚赐镇压完威海卫抗英民众的400多名军团士兵乘英舰离开威海卫前往天津。到达天津后以编号为“英军第一军团”的名义编入到英军作战部队序列,并立即参加了攻城战斗。6月27日攻占了北洋军火库,7月9日攻占了海关署军火库,7月13日和14日占领了天津城。在与清军和义和团早期作战中,中国军团是八国联军中唯一一支代表英军的参战部队。

           “中国军团”里的中国士兵是民族败类。

           有趣的名人自传

           诺贝尔自传:几乎把毕生精力都献于科学事业的诺贝尔,写过一篇短而精的自传,全文不到80个字:

           阿·诺贝尔,呱呱坠地之时,小生命差点断送在仁慈的医生手中。

           主要美德:保持指甲干净,从不累及他人。主要过失:终身不娶,脾气不佳,消化力差。唯一愿望:不要被人活埋。最大罪恶:不敬鬼神。重要事迹:无。

           老舍自传:解放前,老舍先生在40岁时曾写过自传: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40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等于寒贱也。27岁发奋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34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过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启功自传:启功在他69岁时曾为自己撰写过一个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不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有。而微网,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生平,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麻连飞荐)

           脸皮最厚的状元——裴恩谦

           唐文宗时,宦官仇士良掌权,朝臣的生杀予夺,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裴思谦当时只是一个秀才,但他巴结权贵的功夫十分了得,很快便与仇士良打得火热。这一年,裴思谦心血来潮,想当个进士,便向仇讨了个帖子,去找当年的主考官高锴。高锴为官清正,将他轰了出去裴思谦气愤之际,声称明年非状元不要。第二年,裴思谦又拿着仇士良的帖子来找主号官高锴,对他说:“仇大人有信,荐裴思谦为状元。”高锴早把裴思谦忘掉了,对他说:“状元已经有人了,状元以外的可以按仇大人的意思办。”裴思谦厚着脸皮说:“裴秀才非状元不放!”高锴知道这次再得罪仇士良不会有好果子吃,就说:“既然如此,我要见裴秀才。”裴说:“卑吏便是。”不得已,只好让他当了状元。自己去要功名,而且非要个状元,此君脸皮之厚,状元中无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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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皇宫不吃猪肉吃羊肉

           两宋皇宫“御厨止用羊肉”,原则上“不登彘(猪)肉”。据记载,宋太祖宴请吴越国君主钱俶的第一道菜是“旋鮓”,即用羊肉制成;而仁宗禁止宫廷为半夜饥饿人等上“烧羊”,所以羊肉是宋代的宫廷食材用量上的至尊。当时陕西冯翊县出产的羊肉,时称“膏嫩第一”。宋真宗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就是买于陕西。而随着王朝的传续,宋代宫廷这种嗜吃羊肉为主要肉类的习俗,有增无减。大致在宋仁宗、英宗时,朝廷从“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数万”。而神宗时代御厨账本上记录一年中“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这里尽管记载着有少量的猪肉支出,但绝大部分的猪肉是上了“看碟”和配菜之列。

           北宋皇宫这一饮食习惯甚至立都杭州的南宋都得以传承,宋高宗都傲气地表示宫中主用羊肉,不用猪肉乃祖宗习俗。即使到南宋:孝宗时,皇后“中宫内膳,日供一羊”。纵是因为地处南方,产羊不多,剩下的食料也是用南方特长的鱼虾水产来替补,而绝非猪肉。

           唐朝妇女离婚比较自由

           在三从四德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男人“休妻”的权利,没有女人离婚的自由。但唐朝是个例外,《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

           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二、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礼记》曾为出妻规定了七条理由: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唐律》也大致袭用这些规定,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不必经官判断,只要作成文书,由男方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但同时,《唐律》义承袭古代对妇女“三不去”的定则,即曾为舅姑服丧三年者不去,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不得去,现在无家可归者不得去。有“三不去”中任何一条,虽犯“七出”,丈夫也不能提出离婚。

           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

           “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杀罪和谋害罪。经官府判断,认为一方犯了义绝,法律即强制离婚,并处罚不肯离异者。对于“违律为婚而妄冒已成者”,也强制离婚。

           《唐律》中的这些明文规定,就本质来说还是为了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巩固家长制度之下的夫权。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了积极和开放的一面,能够以法律形式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其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或虽有“七出”而属“三不去”者,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此外,唐朝也不鼓励妇女守寡,《唐律》中对于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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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世昌的工资单:月薪40到60万人民币

           邓世昌生前任北洋水师两大主力舰之一的致远号巡洋舰管带(舰长)。按北洋水师相关资料记载,邓世吕的武官阶级是总兵。在清代,武官的副都统和总兵为正二品大员(相当于中将),故邓世昌的官衔是非常高的。他的月薪是官俸1584两,船俸2376两,合计3960两。按光绪年间推算,当时大米每斤价格15文,折银0.015两;食盐每斤35文,折银0.035两;猪肉每斤40文,折银0.04两。以此估算:光绪年间一两银子在今天的购买力约合人民币100-150元。故邓的月薪折合人民币40-60万元,待遇是相当高的。致远舰上待遇最低的是夫役,月俸6两,折合人民币600-900元。一等水手月俸10两,折合人民币1000-1500元。这说明北洋水师在当时不仅是晚清军队中的骄子,舰上官兵的待遇也是无可比拟的。

           甲午海战失利,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折合人民币1000-1500万元)以示抚恤。这说明,邓世昌死后,清政府给予其的褒奖和待遇也是非常高的。

           以上说明清政府在海防上是下了血本的。但国家政治的腐败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即使花了那么大的本钱,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

           古代典当业

           中国古代的一种信用行业。以收取粮食、衣物等动产或不动产作为抵押,对押当人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当铺在历史上有诸多称谓,如质库、质铺、质肆、解库、解铺、解典库、解当铺、典库、典铺、典当铺、长生库等,最早的典当为南朝时寺庙所经营的当铺。典当规模大小参差,分大当和小当,也有的称为“巨典”和“短押”。“巨典”资力较厚,当期较长,接收金额较大;“短押”资力较薄,当期较短,以零星小件的收当为主。当铺进行业务,先查验押当物品真伪,质量优劣,当面评价,有意低估,值十当五,或按值八扣,再打对折,作为当价。一般收当价格为押当物品价值的40%至50%左右。受押物品成交后,付以收据,称为“当票”,载明所当物品及抵押价款,交押款人收执。质押期限自六个月到十八个月不等,过期不赎,典当铺即没收其质押品。康熙三年,按当铺税推算,全国约有当铺二万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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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人发型的含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头发代表一种礼仪,是礼貌、文明的象征。在刑法刚刚设立的时候,髡(kun)州是最严厉的刑法之一,就是剃光犯人的头发。很多比较情绪化的人在自我惩罚时,都采取剃头方式,如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就采取了剃光头和文身等极端行为来惩罚自己。那么,到了清朝,为什么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呢?原来这是有所讲究的。

           清朝男人的发型,是把脑袋四周的头发都剃光,只留中间部分,然后梳一根大辫子。这其实是代表着清朝人的一种志向,叫做“削平四夷,定鼎中原”。(龙圻成荐)

           秦朝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中国最古老的军衔制

           秦朝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从低到高”:1公士,2上造,3簪袅,4不更,5大夫,6官大夫,7公大夫,8公乘,9五大夫,10左庶长,11右庶长,12左更,13中更,14右更,15少上造,16大上造,17驷车,18大庶长,19关内候,20彻候。秦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是在商鞅变法中,商鞅设立的。目的在于提高秦军战斗力。

           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敌军的军官)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公士”、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证据是敌人的人头(首级)。就是说在战后,把敌人的人头砍下来,带回军营、作用证据。

           古代高级流放地:房县

           房县,古称房陵、房州,处川陕豫鄂四省交界之地,其境内山林四塞,地势险峻,加上其高湿和高温的气候,导致居住其中的人易感冒生病,所以成为中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久的流放地之一。仅史书上记载的流放到这里的帝王就有14位。

           房县首次大规模的流放活动始于秦代。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十七年,嫪毐乱宫,被秦始皇所杀,余党4000余家皆徙迁于此。接着是吕不韦被免职并在蜀郡忧惧自杀后,其眷属和党羽及门下食客、家僮等一万多户(数万人)被流放到房县。秦灭代国后,将代王也流放房县。可见秦朝强盛时期,房县已为朝廷命犯的流放地。由于流放人口的增多,为加强治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置房陵县,属汉中郡所辖。

           第二次是西汉时期,刘邦的女婿张敖、济川王刘明与济东王刘彭离两兄弟、清河王刘年和河间王刘元等被流放到房县。

           第三次是唐朝,有梁王李忠、广武王李承宏,还有广为人知的庐陵王李显等,都被贬谪到房县。

           第四次是五代两宋时期,后梁刺史惠王朱友能、南宋周恭帝等帝王被贬谪房县。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流放的帝王将相并非都是朝廷欲将其置于死地的人,若将这些人放在都城,会有麻烦,朝廷就只好将他们流放到离国都并不很远的地方。于是房县就成为最理想的流放地。

           唐朝的庐陵王李显被贬房县长达14年之久,他在这里筑城建宫,以图东山再起。历史上被贬谪在这里的帝王将相修宫建殿者,远不止庐陵王一人,于是房县就有了“陪都”的性质,这种“陪都文化”是房县文化中最具独特价值的。(安长军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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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对无故不上班官员的处罚

           古代官箴以“清、慎、勤”为基本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历代典章制度中,多有规定。如《唐律疏议·职制五》有一条“官人无故不上班”的法令说,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同书《职制四》中,还有一条点名考勤的法令和解释,大意是:内外官吏应点名检查实到人数的,有时一天几次,频频点名,点名时未到的,每缺一次点名笞打二十小板。倘每次点名不到,完全不来上班,就计算天数,按无故不上班的罪名议处。

           这种处罚如果放到现在,恐怕很多官员的屁股早就被打烂了。

           武则天的乾陵让盗墓贼无可奈何

           武则天的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距古城西安76公里,修建于公元684年,历经23年时间,工程才基本完工。

           第一个光顾乾陵的是唐末造反大军领袖黄巢,他派40万士兵,跑到梁山西侧挖掘。不久,就把半座梁山铲平了,以此留下了40米深的“黄巢沟”,但无功而返。

           向乾陵伸出罪恶之手的第二个人是五代的耀州节度使温韬,此人似乎生下来就是给李唐王朝的皇帝陵墓找麻烦的。在乾陵之前已经挖掘了17座唐皇陵,只剩下乾陵。和黄巢一样,他也兴数万人马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不料三次上山均遭风雨大作,人马一撤,天气立即转晴,温韬实在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还是没有再继续挖下去,遂此绝了念头。

           最危险的是第三次,主谋就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将军孙连仲。他带领一个师,学着孙殿英炸慈禧和乾隆墓的样子,在梁山上埋锅造饭安下营寨,用军事演习作幌子企图炸开乾陵,但也以失败而告终。

           新中国建国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几个农民发现了乾陵的墓道。1960年,陕西省成立了乾陵发掘委员会,并于4月3日开始发掘乾陵地宫墓道。发掘显示:乾陵地寓墓道在梁山主峰东南半山腰部,由堑壕和石洞两部分组成。堑壕深17米,全部用长1.25米,宽0.4至0.6米的石条填塞。墓道呈斜坡形,全长63.1米,南宽北窄,平均宽3.9米。石条由南往北顺坡层叠扣砌,共39层,平面裸露410块,39层约用石条8000块。石条之间用燕尾形细腰铁栓板拉固,上下之间凿洞用铁棍贯穿,以熔化锡铁汁灌注,与石条熔为一体。另外,考古工作者在陵山周围也没有找到盗洞和被扰乱的痕迹,从而证明乾陵是目前唯一未被盗掘的唐代帝王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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