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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1938年开滦煤矿大罢工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4

           

           吴 德

           

           吴德(1913-1995)河北省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区)人,原名李春华。学生时代投身革命活动。1932年参加中华民族反帝大同盟,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至1937年,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历任全总华北办事处驻唐山市工会特派员,唐山市工联党团书记,华北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北平市委副书记、职工部部长,华北铁路工委书记。他曾代表河北省委参与领导唐山开滦煤矿大罢工和唐山市总同盟罢工,在我国工人运动中有较大影响。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兼冀东分委书记,代表河北省委参与组织冀东武装起义,直接领导发动开滦煤矿工人起义,为建立、壮大冀东抗日联军,坚持和发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任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出席了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冀热辽分局组织部部长,晋察冀边区政府交通局局长兼平绥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冀东区党委书记,冀东军区政委兼唐山市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1950年3月,受中央派遣协助平原省工作,同年7月任平原省委书记。1952年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市长。1955年至1966年,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56年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1966年至1978年,历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北京军区政委。是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曾当选为中共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12月,被免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1980年2月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同年4月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本文根据1959年2月和60年代初,开滦煤矿史志工作者采访吴德的两次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自从伪冀东自治政府成立后,侵华日军又发动七七事变,向中国展开大规模地进攻。这时国共合作引导全民抗战。1938年时正是敌人进攻,国民党节节后退,于是日军把部队都抽向前方,将冀东作为他们的后方。当时在冀东的日军驻军比较少,伪军较多,冀东地区敌人是较比空虚的。这时八路军挺进到晋察冀,对冀东老百姓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由于敌人把冀东作为它的后方,所以冀东的百姓也受着比内地人民更大的压迫。

           当时我在河北省委工作,中央指示,冀东是个重点,是长城内外的咽喉,因此要牵制敌人的力量,创造根据地。省委依照指示,决定发动游击战争,发动起义。第一次是在1937年阴历年前后,王平陆(冀东北部特委书记)带领着几十个人打遵化北部一个警察局,结果不幸牺牲了。于是在党内引起了争论:“是否应当起义?”但这样做对老百姓是一个大的鼓舞。一共搞了两次起义,这对开滦工人也是有点影响的。另外开滦煤矿在1938年罢工前,冀东乐亭县曾有过几百个雇农的罢工,这是当时的形势。1938年中央指示宋邓支队(宋时轮、邓华)挺进冀东,这个部队开到平西翟塘一带。这时中央要河北省委配合行动,我和林铁同志一齐去研究工作,回来之后省委布置发动冀东暴动。

           当时冀东才有700多名党员,丢掉关系的很多,于是我们组织若干个点,开个统战会议,决定在“七七”行动。后来情况暴露了,又改在十几号,最后提前了,是在11号行动的。这时宋邓支队挺进冀东是很艰苦的,日伪想把八路军歼灭在长城边,结果暴动起来了,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暴动开始,原估计只有3000人,结果声势非常浩大。在这次暴动中,冀东的一些负责人是李运昌管军事,李楚离掌握地主武装民团等,党的工作由胡锡奎、阎达开等同志负责。当时冀东人民人心思动,全心抗日,开始是李运昌在岩儿口先动,敌人派保安队攻打我们,经过工作有200多人起义,成了我们的武装力量。所以这时的形势是敌人后方空虚,我们利用了这个空隙。开滦煤矿大罢工是大暴动的号角,是对农民起义的配合,是相互影响,暴露敌人弱点和坚定起义胜利的信心。

           当时罢工,党在里边的力量不太大,因受了几次的摧残;因此主要是通过某一同志利用同乡会的组织来领导,我们当时在大名帮的力量大一些,像胡志发等。

           由于1934年的罢工主要是失败的(当然也有局部的胜利),到1938年才4年,元气还没有真正缓过来。记得当时与周文彬同志讨论过罢工形势,周文彬反映情况时,谈到有5种矛盾。

           周文彬同志讲,当时基本的是阶级矛盾,但日本人想利用工人压迫英方接受条件,所以日本对罢工才没有予以屠杀和镇压。当时在战争期间后方搞罢工,搞不好有被镇压的危险。当然日本人对几万工人采取镇压手段也怕引起反抗,因此才利用工人胁迫英方,等得到利益之后再与英方合作,消灭罢工。当时我们也估计到英日之间虽有矛盾,但在镇压工人上还是一致的,当英方妥协的时候,罢工将受英日的联合镇压。

           在罢工开始时英方想拖一下,能下得来台,不使罢工被日本人利用,这样对他们有利一些。因此在当时我们采取的斗争策略是:(1)在工人中搞统一行动,反对分裂;(2)扩大罢工声势,声势大了问题好解决,所以开始由赵各庄,以后扩大到唐家庄、林西等矿。资方采取了武装镇压(这是我们事先估计到的,有这种精神准备),武装镇压不下去就采取“拖”的饥饿政策,在“拖”的中间主要是分化收买,破坏工人团结,利用劳资接洽处(御用工会)来破坏工运,并收买帮会头子。当时斗争还表现在争夺罢工领导权上,日本方面也派人来表示同情,想把日本浪人、特务之类安插到罢工委员会里去。这时矿方也公开讲,不要被外人利用,说矿方和工人是一家,还利用民族感情缓和跟资本家的对立情绪。我们则派请愿团到天津,去总局和日本领事馆去请愿,主要是利用日、英这个矛盾,扩大这个矛盾,争取时间,应付日本人一下,但又不能模糊工人抗日观点。同时对矿方也给以压力,既然说矿方与工人是一家,那就快答应条件,但这又不能模糊阶级观点。

           

           当时派一些代表到天津日本驻屯军请愿,曾引起英国对日本的抗议,认为罢工是日本人搞的。

           对包工大柜、商店,我们则利用他们的民族仇恨,像工人罢工用的镐柄和开办粥厂等,都是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对付矿上采取拖延的饥饿政策的。

           对于当时的几种矛盾,曾经这样研究过:就是要扩大日英矛盾,避免马上被镇压,又要进行“日本人是敌人”的教育。

           1938年的大罢工,场面很大,有抬棺游行等,工人实际上武装起来了,当时夺了保安队一些枪,我们自己还做了一些炸弹。

           罢工到最后,日本人也没敢公开地采取屠杀式的镇压,只进行一些特务活动,和劳资接洽处联合起来,将罢工积极者逮捕。从罢工条件看,这次罢工基本上是胜利的。

           当时党的隐蔽活动较好,根据党的敌后工作方针是积蓄力量,长期潜伏,准备里迎外合,领导日常群众斗争,配合部队,壮大自己,扩大党的影响,把自己埋伏在群众中,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争取公开合法斗争与隐蔽斗争结合,只秘密工作不能壮大自己,利用合法斗争才有利于掩护。利用统一战线,民族矛盾,公开合法活动,一方面暴露敌人镇压的残酷,一方面便于在群众中活动。中国城市暴动没有农民不行,冀东农民不暴动,开滦罢工也站不住。赵各庄矿罢工运动开始,好像是群龙无首,矿方贴一个布告,我们也贴一个布告,当时党的隐蔽活动做得较好。

           

           这次罢工震动了冀东人民,起了推动冀东人民起义的作用,从政治意义上讲罢工的实质是反日罢工,罢工给人们信心,只有斗争才有出路,斗争是曲折的复杂的,斗争表现了工人的智慧。它的意义首先是工人的团结,粉碎了敌人各方面的进攻,否则不能利用敌人矛盾达到胜利的目的。当时是建立了领导核心,团结各方面,减少包工大柜的阻力,但对工贼的斗争是坚决的,始终反对工人内部分裂。其次是抓住工人迫切要求,由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形成反日空气。再就是配合农民工人的暴动,节振国攻占警察局,吸引1000多人到解放区成立一个矿工大队。

           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从经济而转到政治行动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性质的。开始时口号简单鲜明:(1)废除井下设牌子房,(2)增加工资,后来就提了16条。七七事变的爆发,大大鼓舞工人斗争的热情。开始时工人由于历次罢工的教训,害怕领头,我们就跟这道行的工人说那个道行的工人已经罢工了,对那道行工人也说这道行的工人罢工了,于是没多久就慢慢罢开了。这中间赵各庄的工人曾去接应唐家庄的工人,里应外合,工人们表现了英勇的斗争精神,夺矿警的枪并开花车接工人开会。这场斗争中最勇敢的是大名府的人,冲锋、夺枪都在头里。

           开始的时候,矿局是镇压,镇压不成,就利用劳资接洽处和御用工会破坏罢工,破坏不成,就用拖的(饥饿)政策,收买工人。利用工人中间的民族观念去反对日本干涉。日本对罢工的镇压方法不能不算毒辣。因为日本人在工人罢工之初假装同情工人,找了一部分汉奸浪人来参加,想窃取罢工领导权。日本人想插手开滦,所以它跟矿局也是作对的。

           要使罢工坚持下去,还要取得胜利,就要了解和掌握各种矛盾,善于运用策略。根据我们的分析,当时的矛盾有5种:

           1.劳资矛盾——也就是阶级矛盾,资方拼命追求利润,工人工资低,无法生活。

           2.包工与矿局的矛盾——本来都是大小资本家,因为矿局欲设立生产合作社,取消包工而代之。又欲在井下设牌子房,使包工不能吃黑工,所以引起矛盾。

           3.英日的矛盾——日本欲插一脚进开滦,分取利益。起始同情工人罢工,欲利用工人罢工浑水摸鱼,加上当时英日在国际问题上的矛盾。

           4.商人和矿局的矛盾——唐山矿区商人的生意主要依靠工人,开滦矿务局欲成立消费合作社,这将完全夺去商人的生意,因而产生了矛盾。

           5.国民党和日本的矛盾——国民党的劳资接洽处欲缓和工人对矿局的斗争,欲转移群众的注意力对日本。那时我党在地下,日本公开的敌人就是国民党。

           当时包工、商人、日本、国民党都施惠于工人,想抓取罢工领导权,使工人做他们的工具,来炫耀他们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包工支持罢工工人,给工人镐柄、棒子,借锅伙给工人开会。日本也假装同情工人罢工,派人来演说,说矿方不好,工人的要求是对的;还施用一点压力给矿方,说是治安问题要矿方负责,想取得一点好处给工人,巩固它的威信;又派特务到工人中间打听谁是共产党。商人给罢工的工人烧水,赊粮食给工人,也支持罢工斗争。国民党亦想在罢工中抓领导权,但工人并不相信他们。

           当然,这些矛盾在统治者的利益互相得到满足而解决的时候,他们对工人阶级是会采取联合镇压的。基本上说,这些都是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敌人,但是在斗争的目标上我们要分清轻重缓急,主要和次要的对象。首先我们利用一切矛盾反对矿局,达到工人生活上的要求,同时我们也派代表向矿局说,这事不要被日本所利用,工人的要求是很少的,要是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对矿局有好处。我们要利用英日矛盾,使日本不干涉不镇压罢工,我们还派代表到日本那儿去请愿(这是工人的智慧,因为日本曾到这里演讲,有赞助工人的行动;接受了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于是就采取明请愿暗抵抗的政策)。当时工人们都反对,说这无异是做汉奸。在这问题上分歧很大,工作是复杂的。后来在一次开会后,工人用斧子砍死了一个日本浪人。包工大柜在罢工中,派狗腿子打进工会,在开会中间狗腿子每次总说包工如何好,时时刻刻照顾包工大柜的利益。我们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最后把这些狗腿子赶出去了,取消包工大柜的口号就提出来了。至于国民党劳资接洽处,根本是站在矿局方面的,在本质上和日本一样,是利用工人的罢工向矿局诓财的,这样的工会是异常复杂、分散的,没有力量的。因为日本浪人的被杀,日本人到处找行刺的人;如果日本人发现刺杀日本浪人的是工人,那对罢工是很不利的,他们会采取很残酷的镇压作为报复。那时我们就利用劳资接洽处和公安队中间的矛盾,写了一封匿名信给公安队,一下子公安队就把劳资接洽处所有的人给逮捕起来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我们还团结各帮派,抓住帮派中有威信的人物,说服他们出面领导。

           对日本的暗地反抗表现在工人开会时,一个浪人上去讲话,有一个人说:他是日本人!工人大众一轰就走了,一个不剩。日本假意赞助罢工,我们恐怕工人中存在“日本人是好的”幻想,要通过许多说服和教育工作,并宣传矿务局给浪人钱的事实。后来日本也知道罢工是共产党领导的,但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工人的力量已经被组织起来了。工人的力量非常壮大,镇压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最后只是用日本宪兵、特务、公安队在外面包围起来。工人也表现了高度的英勇与决心,工人自己放哨,放出八里地,黑天白天风雨中都坚持。

           那时斗争的原则是“求得存在,取得胜利”,掌握敌人存在的矛盾,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假如对群众中的斗争情绪掌握不好,我们的群众一转对日本,那正是矿局御用工会所高兴的,那么1938年的罢工斗争就会失败。就是这样,反日的意义到底还是有的。

           所有的武装斗争,要是没有强大的力量支援,都是冒险的。赵各庄的暴动有2000人,但是没有农民的支援,李运昌同志曾到外面去接应,因为时间没有约好,岔开了。我们是吃了一些亏的。有一次攻打赵各庄,一去就把矿警局的枪缴了,这次攻击的目的不是矿,所以没有损害矿局的利益,他们还很同情。李运昌这时是抗日联军,也就是第二路联军。这时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五矿罢工的胜利,更吹旺了斗争的烈火。有一次我们两个游击队员,身上没有武器,用一根棒子打翻了在警察局门前站岗的警察,就拿起地上的枪进去了。一个队员手拿电筒喊着:“快缴枪,共产党已经打进来了,跑也没有用。”警察就乖乖地把枪缴了。这两个人也拿不动,就说队伍在外面,你们派人给我们送去。一到外面,就劝他们参加八路军,于是连人带枪都去了。

           节振国,日本人叫他“白脸狼”、“节寨主”,故意把他形容成一个土匪、草莽英雄。日本很害怕他,曾悬赏捉拿。节为人胆大勇敢,但外表温和,他平常非常爱护战士,生活就在一起,冲锋陷阵他跑在前面,有危险而艰苦的工作,他争着自己去,爱惜别人。他和群众关系非常好,我曾看见老乡都争着拉他到家里去。凡是赵各庄的工人,村村的老百姓有不平的事,有委屈,都找他,打官司也到他家里去,甚至婆媳不和吵嘴也找他评理。他得到人民极大的信任。有一次赵各庄工人跑到他那里说:日本使馆有几个特务,平时欺压工人,横不讲理。有一天,节就进了赵各庄,知道有几个特务在戏园看戏,他在门口放了两个哨,自己就进去了。等戏演到中间,他便把特务绑起来了,还上台去讲演,吓得那些看戏的人慌成一团,他就走了。过石桥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得到信,守在石桥上;节振国带着俘虏就冲过去了,有一个特务当地就被打死了。节完全胜利地转回去。还有一次,赵各庄商会会长让小贩们摊很大一笔钱,也告到节振国那儿去了;过了几天,节振国把商会会长从家里抓去,受了一个多月的教育才放回,以后就好多了。还有一次表现了节的机智行为,在一个晚上,他一个人偷袭公安队,队长正在厕所解手,他扔了一颗手榴弹过去,正掉在队长屁股后面,结果没炸。队长拔腿就跑,节说,丢颗炸弹不过吓唬吓唬你,你要跑,我就要丢真的了!这一来就真把队长吓住了,其实节并没有炸弹了。老百姓爱节爱得很深,在整个冀东提起节队长,老百姓就喜笑颜开地谈起他。老百姓说,节振国到哪儿,哪儿就有依靠;他的部下,也愿意跟他一起作战。

           他是有些个人英雄主义,但跟别人不同。别人的个人英雄主义一定会脱离群众,但他跟群众的关系却非常好。他这个人缺点不大,他主要的缺点是不会更好地去组织群众的力量,不会更好地指挥部队。我在延安中央会议报告时,毛主席曾很注意节振国。毛主席说:要好好地培养他,他牺牲了是很可惜的。后来他到底还是在作战中牺牲了。(杨磊整理供搞)

           责任编辑 谢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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