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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生活十年忆往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4

           

           陈兰章

           

           回老家赶上“瓜菜代”

           我打小记事是随父母生活在束鹿县(今辛集市)城,与乡村孩子相比,逛个街赶个集,看场电影看场戏,条件还算优越。1959年父亲调外地工作,我和妹妹随母亲搬回了10公里外的老家黑旗营村,这里算是农村。

           刚回到村里,孩子们擅长的扒瓜溜枣、拾柴火砍草我干不了,赶铁圈、冲拐、玩儿游戏我不会,打架、淘气、闹着玩儿我不敢,遇到打打逗逗的我就躲,挤挤撞撞的我就让,既胆怯腼腆又孤单。

           别看那时我与孩子们还不太合群,但大人们特别是老年人都很喜欢我,说我老实懂事,县城的孩子和农村孩子就是不一样。奶奶更喜爱孙子,我的衣扣掉了,穿着衣裳缀扣,嘴里要叼一根棍,老人们说是怕扎住魂。有位老伯伯见了我搂着还不算,还用他那胡子拉碴的脸蹭我脸蛋;我直躲,倒不是怕扎,他身上有股难闻的味。在那个年代,乡村既没条件也没习惯洗澡,讲卫生的人家也只是每天早晨洗把脸,特别是冬天,搞少半盆温水,把脸盆半边支在桌子腿上,一家人一个洗了一个洗。所以小孩们就两个脸蛋干净,有的脖子像车轴,手背脚腕上都是黑皴。小孩嘴里吃的糖块儿掉在地上,大人拾起来用手擦擦又填在了孩子的嘴里,这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大一点儿的孩子晚上钻到柴火垛里捉迷藏,在大街上开土坷垃仗,浑身是土,回家钻被窝就睡。村里人基本不刷牙,老年人牙不全的常见,有的粘点东西用手指刮一下牙花,省得找糨糊,这样的事不足为怪。我打内心总觉得乡村和城里不太一样。

           在那个年代,农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刮共产风,搞浮夸,梦想十几年赶上英国,实现共产主义。各户的铁铜等金属东西都被大队敛走炼了钢铁,农业上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生产队粮食减产硬报高产,老百姓吃不饱还愣说吃得好。各队社员比干劲儿,有的冬天光着膀子,拉着一车房坷垃在村里光转不进地。大队搞宣传:“×××,真是沾,他的干劲儿冲破天。”大我4岁的姐姐自小随爷爷奶奶在农村生活,没少给我讲村里的一些事。大队还成立了幼儿园,我不熟不愿去,姐姐强拉着我去。记得有一天老师说发好吃的,每人张着小手,给了5个花生豆。1959年黑旗营这个村名已不符合时代要求,要更名为红旗营,街里搭牌坊,把村东的路修得地平如镜,两侧还用高粱秸秆插编好,路边的庄稼长得很茂盛,听说里头都荒了。老百姓常念:“吃油不吃油,闹个好地头。”全公社在我村开黑旗营变红旗营大会,来了很多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搭台唱戏,正赶上一场雹子给砸了。社员们抱怨老天不长眼,担心没变好,以后的日子是否就不好过了。

           农业遭灾减产,听大人们说向苏联还债,全国粮食极度紧张,开始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低指标、瓜菜代。也就是说没有粮食,瓜可以吃,菜可以吃,还有什么 “代食品”,不是吃的东西变个花样儿硬当吃的往肚里填。提起瓜菜代,现在的孩子总认为不就是困难一点儿吗?其实不然。那时家里砸锅卖铁取消锅灶,生产队成立了“吃饭不要钱”的集体食堂,每家吃饭前提着罐子、擓着篮子到食堂领饭。上级号召人们挖掘柴草中本来只有牛羊才能吸收的蛋白质,搞什么粗粮细做,把玉米轴磨成面,掺上山药蔓、萝卜缨做成馅,按一两面二两馅包成团子。还推广做饭增量法,少吃稠的多喝汤。人们说:“低指标,瓜菜代,吃得饱,饥得快,肿了大腿肿脑袋。”、“酸酸苗、扎扎菜,能剜到野菜就不赖。”我亲眼看见在食堂做饭的一位妇女,一看管理员不在场,挖块蒸饼子的生糁子偷着往嘴里填。也见过队里负责喂猪的傻大玄在泔水桶里下手捞烂山药吃。还有一位老爷爷从玉米秸里包出一个虫子,填到嘴里就吃。春天的树叶和地里的野菜还没长出来,榆树皮已被剥光了。听说六队一位社员,队长派他外出买牲口,把几顿的干粮发给他,他饥得受不了,一顿就吃了,撑死了。八队一家两口,每顿从食堂领4个黑菜饼子,一人两个,男的饭量大,吃完就看着,女的常说:“吃完你那俩,别瞅着我那俩。”以后村里人以此说谜语,打一人家。

           

           1960年是吃糠咽菜最困难的一年,队里除了有几头勉强维持农用的牲口外,长根的多种,张嘴的少养,猪、羊、鸡等家禽家畜都不养了。要说难,我家比一般人家更难,父亲和叔叔都在外地工作,母亲刚回村里被照顾到队食堂做饭,家中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和年幼的姐姐、妹妹、我。这年夏天我上了小学一年级,那时的学生饥饿无力,干瘦如柴,冬天下了课,靠在北墙根晒暖,夏天在南房凉一躺一片。不少孩子饿得受不了,到坑塘捞点蛤蟆蝌蚪,到地里捋点小麻籽等充饥。孩子营养不良夜里尿炕的多,家家白天晒的被子都有地图。要说苦,我比一般孩子更苦,刚回到村里,就像一只才出飞又不会捕食的小鸟,只有无奈地忍受着饥饿的煎熬。记着有一次上课我肚里饥得慌,报告老师说:“俺饥,家去吃点饽饽。”老师也很同情,答应让我回家,可家里哪有吃的?只有在炕上无力地躺着。家里把一家子一天的菜饼子按指标从食堂领回来,家长生怕孩子摸着,把篮子挂在房顶上,那我就想法偷着够。怕家长发现,就躲在茅房里吃。瓜菜代城市也不例外,叔叔婶子带我去石家庄,亲眼看见大街上很多逃荒要饭的,还有抢嘴吃的。一天叔叔刚在饭店买了张饼,一男子抢去就吃。叔叔追上去打,他就在饼上吐唾沫,扔在地上。你不吃了,他又捡起来吃。1961年父亲实在无法忍心家里人的饥苦,辞掉城市公职,回家务农。

           都说旧社会苦,我没有经历,后来忆苦思甜,有的老人把“瓜菜代”也说成是旧社会的苦。当时我年纪很小,但亲眼目睹和体验了“瓜菜代”时期人们那种死里求生、咬牙坚持、顽强挣扎、坚毅刚强的生存精神,至今记忆犹新,刻骨铭心。苦难是人生的老师,苦的经历使人们也悟出了一点道理。老人们那时常说:“‘瓜菜代咱们都过来了,今后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上小学苦中找乐趣

           1961年5月之后,生产队解散了集体食堂,社员生活略有好转,学校也有了生机,下课后蹦蹦跳跳的多了起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占上风,回家后不爱跑着玩儿,晚上在煤油灯下做作业,还练习打珠算,写仿,决心做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二年级老师就让我当班长,但我脸皮薄,不爱出头露面。公社举办学生运动会,老师让我喊号,我说什么也不敢。排练节目让我学跳舞,我偷着跑了。我不仅学习好,搞点小制作什么的很有灵感。那时叫手工课,老师把胶泥土和成泥,我捏了一个老头背着一个小孩。因为刚回来时爷爷总爱背着我。很形象,给了一等奖。一个叫陈建的同学捏了一个棺材,还把自己的名字贴在上面,惹得同学们大笑。

           农村的老百姓并没有把学生学习看得那么重,多数不指望上大学,认识个字早干活儿早得利。学生之间也是比谁劲大,比谁淘气有材料。男同学夏天中午爱去坑塘游泳打扑通,老师一划胳膊上有白印就让在教室外站着。有两个同学跑到一家屋门口前跪着烧纸又哼哼,学吊丧玩儿,惹得这家老人大为不快。一个叫陈密川的高小学生,上衣兜里爱挎钢笔,钢笔上还刻着名字,有一次扒瓜不慎丢了,让人拿着钢笔找上门来。受这种环境的影响,我也想法与大个同学搞关系。下课常与他们玩儿,放学后跟着到地里剜菜,砍草,打扑通,也学点淘气,在广阔的田野里不断增长见识,享受着乐趣。有一天有两个同学带我到桃园村地里扒瓜,钻在玉米地里,一说“棒子茬”,就一齐往前爬,紧张的我不知怎样下手。有人喊“高粱叶”,就往回撤。后来又喊“棉花尖”,就一溜烟地跑了。结果人家每人摘了几个大酥瓜,我仅摘了两个小的。

           

           那个年代条件就是差,没有电灯,夜间照明全是煤油灯,生产队晚上浇地有个手提围灯,当干部和看青的民兵才有个手电筒。大队有个手摇电话,老百姓打长途、拍电报得到县城邮局。条件好些的先是有个耳机子,后来换成了戏匣子。拆洗衣被都集中到夏天,用柴火灰泡一瓮水,很退糙。洗脸用自制的猪胰子蛋。没有机磨前,最烦的是推碾子,早早去占推碾棍,轮着了没休没止地推着碾子转。那时候在学校常唱的歌是《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就连老师都想象共产主义只不过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好多人最现实的物质追求就是吃一个贴饼子卷腥油,最开心的事就是看一场电影。一听说电影队来了,上课学生们就互传纸条,放学后赶紧吃饭,搬着凳子早点占地方。有一年春天,在大队放映战斗故事片《上甘岭》,天忽然下起大雨,衣裳都淋湿了,不管怎么叫就是不走,坚持把电影看完。只要周围各村演电影,大人小孩都走着去看。那个年代农村文化生活枯燥,晚上孩子们在街上乱跑,比谁跑得快,还嚷嚷什么“谁跑得快谁吃牛肉菜,谁跑得慢谁吃半头砖”。男人们没事凑到一块瞎聊,讲一些没教育意义的笑话。有个老头讲,旧社会一财主招考私塾老师,问口字中有个点和门字中有个犬念什么?有文化的人谁也答不上来,有个不认字的说:口字中一点,井里扔下一块砖念“噔儿”;门字中一犬,掩住狗尾巴念“咤儿”,财主只好聘这个人当了老师。大伙听了哈哈大笑。

           

           1962年后户里也喂猪养鸡。喂猪能卖预购的没几家,多数是踩圈积肥,一方粪能挣两三个工。小寒大寒,有条件的杀猪过年,平时根本吃不上肉。每家都养几只草鸡,早晨撒鸡窝,逐个鸡摸摸屁股,看当天有没有蛋。有的鸡丢蛋,说不清下到谁家的柴火堆里下,碰上好人家拾了或许能送回来,为此闹矛盾骂街的也有。鸡蛋攒起来舍不得吃,卖给供应组换点零花钱,用于打煤油,买食盐、碱面、苏打等。计划经济重要商品都是凭票供应,也没有农贸市场。因此,各家平时很少改善,整天饼子白粥、萝卜咸菜,小孩一说吃好的肯定嘴里吸流。有一天我问娘,“咱怎么不吃回烙饼?”娘无奈地说:“没有油,等分了油给你烙。”我放学后到村北小渠上看到有长熟的蓖麻籽,就想到了烙饼。每天摘一兜兜回来,等攒够了5斤,去和睦井换了一斤黑油,总算吃上了香喷喷的烙饼。

           1963年8月初下了7天大雨,有不少漏雨倒房的,村里地里到处是水。北邻一家去了无极,我跟着一个大几岁的小大人到他家睡觉看门,半夜听到街上有人喊:“快起来吧,雨太大,这老房子不行。”我们穿上衣裳就跑了出来。第二天房子没倒,可外间屋有抗战时的地道塌陷了一个大坑,也真有些后怕。地里的西瓜泡了,队长说一毛一个,谁摘了是谁的。全队人蹚着水推着笸箩的,拉着麻袋的,我和姐姐拉回了十好几个大西瓜。大水淹没了水井,每家往院里放个瓮,用于接雨水吃。由于雨大,水库也开闸放水,冲出不少鱼。后来在地里见到水洼,男孩子们就淘水逮鱼,有时也捉几只青蛙,全家人享享口福。

           乡村老百姓苦,但最苦的还是当娘的。村里所有的男人基本都是不洗衣服、不做饭、不收拾家务的“三不干部”。女人同样下地干活挣工,回到家里还要做饭,一个人忙乎,一家人等着吃。中午男人们歇晌,女人们纺线、挽穗子、织布、洗衣裳忙个不停,晚上还要借着煤油灯的光没完没了地纳底子做鞋。娘总是干在前头,吃在后头,由于营养不良,劳累过度,得了夜盲症,天一黑就看不见。要是现在吃上一顿鱼或几粒鱼肝油就能治好,那时哪有这条件?贫困艰难和母亲的影响也造就我自小勤劳懂事。每天放学回家,不是担水就是砍草,还喂羊养小兔,尽量替大人多干些家务。家人都说我是宝贝,但我并没有娇惯自己,而有一种争强好胜和为全家人好的心眼。省吃俭用是自然的了,真是细得要命。有时还舍不得吃饱。在双柳树上高小,我每天中午只带一个饼子一块老咸菜,叫撑不着也饿不着。营养不良自然发育较慢,长得个小单薄,上课总在第一排桌,高小毕业体重才30来公斤。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当时有首歌这样唱:“工作队下乡来,贫下中农笑颜开。”是贫下中农成分的才有资格每天晚上开会,揭摆大小队干部“四不清”的问题。我奶奶家住着工作队,有时有机会听听大人们的事。那时说村支书多吃多占搞特殊,“冬天一溜沟,夏天叨咪嗖”,指的是穿条子绒和人造棉的衣服。1966年春天又赶上了大地震,3月22日下午正在双柳树学校上课,忽觉有震感,老师先是让学生们钻到课桌下面,随后又指挥跑到院里。刚刚撤完,又一阵大的震动,眼看着教室就塌了。在工作队和村干部的组织下,家家挖地窖,搭窝棚,都囫囵滚着睡,不讲什么卫生,到处是跳蚤。过了好多天,解除警报,才回到屋里睡觉。

           文革中串联去北京

           1966年文革开始了,农村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中学不再招生,秋后就在双柳树学校上个农中班。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和到北京串联的各地学生,由此大中学生红卫兵大串联的热潮席卷全国。我们农中班也是中学,也要去串联,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30多名十三四岁的孩子,胸佩毛主席像章,臂戴红卫兵袖章,背着背包,步行去北京。我作为班长,打着红旗走在最前面。学生们不畏严寒,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曲,精神抖擞地踏上了红卫兵长征之路。

           那个年龄根本不知晓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也弄不明白串联的目的意义,但满怀革命激情,毛主席挥手我就前进。去北京不知怎么走,顺着铁路走就没错。冬天的寒风刺骨,脚磨起了泡,没有一个喊苦叫累。常说的几句话就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出发的第二天晚上住进了藁城红卫兵接待站,不仅吃住免费,招待所的张小来同志亲自为我们打热水,帮助疗理脚上的血泡。同学们都是50年代初出生的,经历过“瓜菜代”吃不饱穿不暖的苦难,哪享受得了这种待遇,都激动得掉下眼泪。但张同志却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客人。”听到这句话,大家都感到无上荣光。

           1967年元旦的头一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市。看到错落有致的楼房,穿梭而过的公共汽车,农村的孩子感到格外新鲜,个个眼神都不够用。我是唯一一个去过石家庄的人,所以不少同学总爱听我讲究城里的事。元旦那天我们十来个同学逛街,都说没坐过汽车,那好,自愿每人凑二分钱,咱就坐一站吧。大家刚高高兴兴地上了公共汽车,买好票,屁股还未坐稳,一站地到了。坐汽车的滋味还没尝到就下来了,真有点恋恋不舍。

           我们住省政法干校,在礼堂睡地铺,两个同学搭腿,一条被子两人盖,睡得很暖和。带队的张老师没按要求带被子,接待站借给男生们三条被子,他自己就用去两条。有的同学认为他多吃多占,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同室别校大学生的鼓动下,给张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墙上,不知是粘得不结实还是他捅了一下,大字报掉了。那还得了,谁撕大字报,谁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同学们一拥而上,把张老师揪了出来进行批斗,还没等交代清楚,“谁撕大字报谁就是反革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倒资产阶级分子张大嘴(因张老师嘴长得大些)”的口号接连不断,围上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我这个班长生怕有人说我是“保皇狗”,也积极投入到批斗张老师的行列中来。晚饭时间到了,有人说:“咱们先去吃饭,饭后再接着批斗。”可饭后再也找不到张老师的踪影。后来才知道他跑到火车站回家了。

           带队的张老师不见了,学生们少了主心骨儿,女生们坐火车回去了,有的男同学干脆坐上火车直奔北京。我们怎么办?十几个男同学在另一位陈老师的带领下,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沿着铁路线继续徒步北上。走过两三天后,离保定市不远了,个个累得精疲力尽。看到有的外地红卫兵坐上了解放军的汽车,大家也议论着截车搭乘。果然一辆大卡车就要赶上来,我们横排在公路,高喊:“我们是红卫兵!我们有病人,实在走不动了,请拉上我们去保定!”车倒是停下了,司机探出头来,横眉冷对,大声训斥。大家毕竟是年少胆小,吓得赶紧让路放行。后来我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客人,他凭什么训我们?把红旗放在路上,看谁敢轧?”这一招果真很灵,又截住了一辆卡车。我们这一天真举动让解放军司机好笑,二话不说,个个飞快地往车上爬。汽车飞快向保定奔去。那天极冷,不怕让你笑话,头串联之前有的同学连裤头都不穿,串联也只不过是上头蒜瓣扣棉袄,下头缅腰棉裤,除此也只是里头一条裤头,外面扎腰带一条。在那敞棚汽车上,风吹透心凉,别提多冷了。

           保定到了,我们被接待站安排到东方红小学,也叫保师一附小,可能是因“文化大革命”而更名的吧。我凭红卫兵串联介绍信,为每人领取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枚语录牌,还有一沓纸印毛主席语录卡片。毛主席像章和语录牌发给每位同学,语录卡片就算了吧,暗里珍藏起来,等回家后送给别人。在学校食堂吃饭全是免费,但馒头每人每顿限量一个,饼子管饱。那晚饭就先吃它两个饼子,把馒头剩下来夜晚饿了再吃。我们睡在二楼教室,那里的老师负责夜间封炉子,可能是烟筒没对好,早晨起来头晕恶心。大家鬼哭狼嚎,连滚带爬地下到一楼。听值班的老师说可能是中煤气。找来了一辆拉车,重的躺在车上,轻的拉着,不轻不重的走着,到医院有输液的,有打针的,幸亏没有出大事。身体很快恢复了,有两名年龄较小的同学哭着闹着想家。我们就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互相鼓励,坚定信心,朝着北京的方向继续走下去。

           

           一路上,南下的,北上的,都是串联的红卫兵。以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为榜样,在接待站刻版油印一些传单,路上交流发放,认为这就是传播毛泽东思想,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有天夜色到来,很不容易才走到了固安。苦累倒是不怕,每个人的鞋底都磨破了。大家估算着离北京还有100公里,买双鞋需3块多钱,尽管吃住不要钱,但每人每天仅补助4角5分,家里大都没给什么钱,买鞋还不如买票坐火车上算。我和另两位同学找到火车站站长求助,说是有同学生病,带的钱也不多,是否照顾照顾。好心站长很是同情我们,答应半费卖给车票,每人只交一元钱。后半夜坐上火车,天还不亮就到达丰台车站。迎着东方的日出,踏上了北京的热土。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终于来到您的身旁。尽管一夜未眠,但大家精神振奋,幸福不已。

           我们在北京市红卫兵接待站领取了免费乘坐公共汽车证,被安排到丰台区大红门木材厂。我记得到北京最大的兴趣一是坐公共汽车,常常是没事坐到终点站又坐回来,反正怎么也免费;二是看外国人,见到一个外国人就围过去看稀罕,跟在屁股后面转。再就是管闲事。发现有吵架的就过去管。北京的老百姓很有礼貌,常说:“这不,外地的红卫兵来了,让红卫兵给咱评评理。”我们摆着小大人的架子,问问情况,几句话就能摆平了事。理由是,天是我们的天,地是我们的地,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北京的街头到处有大字报,也开始了大辩论,有的地方也出现了武斗事件,所以有些场所和景点被关闭。我们倒是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动物园等,平时也转转商店。在一个食品商店,感到转门很好玩儿,更有吸引力的是柜台里的橘子,个头新鲜匀称,摆放齐整美观。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橘子,到底橘子是什么滋味?真馋得流哈喇子呀。为了尝到橘子的味道,我独自一人来到这个店,花了九分钱买了一个,三下五除二吞下,真想连皮吃掉。在北京也算解了个大馋呀!

           我们每天吃过早饭后,不畏寒冷,穿着露趾头的鞋,跺着脚在公路边等公共汽车,天天如此,都是无目的地转。到北京串联最大的心愿就是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有一天接到通知,说是敬爱的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丰台区的红卫兵,住在大红门木材厂的上百名串联的学生顿时沸腾起来了,奔走相告,兴奋不已。那天午饭后,又听说不让住该厂的学生参加。学生们找到负责接待的厂领导,非要参加不可。后来来了几辆解放军开的卡车,拉着我们去了天坛公园,还以为中央领导在这里接见,结果听到喇叭里有周总理讲话的声音。结束后学生们无奈 ,只好乘车又回到木材厂。

           春节快到了,中央文革通知来京串联的红卫兵要回校复课闹革命,回程火车票免费。我们坐的是箱式闷子车,到束鹿火车站下了火车。离开父母一个月了,说不想家那是假的。于是背上背包,朝着回家的路,飞快而去。

           生产队劳动长见识

           串联结束后,农中班散了,14岁的我就开始了生产队劳动。按照计工规则,一级劳力一天10分工,给我定了4.5分,不到半个劳力。当时第二生产队年底分红工值在三毛多,我干一天活仅能挣到一毛四。听说双柳树十六队是“邮票队”,每个工值才8分钱,真少得可怜。

           与同龄人相比,我上学早,个儿又小,干活儿有心计没力气。大地里的活儿,如修垄沟平地、割麦子锄地、掰棒子浇地等都干过。有个比我大的同学,平地时故意把我推的车装得满满的,成心看我的热闹。我的手掌一天就磨出了好几个泡。队长看我实在吃力,就尽量安排我一些辅助活儿,让我去菜园看水车。每天牵着驴上地里,驴拉水车,我帮着浇园的干点零活儿,下工把驴送到队里。那天饲养员刚把喂好的驴交给我,那头驴也是欺我人生个儿小,唉啊唉啊地叫个不停,我使尽全身力气怎么也牵不住,跑了。队长费了好大劲儿才追上把驴牵回,埋怨我:“你连个驴也牵不住。”从此我学着大人的样,先给驴戴上嚼子,勒上龇牙,驴就乖乖地听我使唤。有时也给驴挠挠痒痒,放工后牵它打个滚,慢慢地这头驴和我好像有了感情。驴拉水车必须戴上捂眼,不戴它就不转圈,直到现在我不知为什么。上下工我骑在驴背上,实际是驴骑屁股马骑腰,一路小跑,别提多快乐。与我年龄相当还在上学的一些小伙伴十分羡慕,每天放学后跑到地里接我,求着骑会儿驴。后来我研究着绑了驴套、后鞧、搭腰、大肚等,赶着驴车拉土。我家那年盖房用土,全是我套驴车拉的。还带着小两岁的俊胜弟弟套着驴车到县城拉过煤。回想那时的感觉,真是小人套小驴,赶车上辛集,一路颠颠跑,心里美滋滋。我与这头驴确实感情不浅,就我上班后休星期还到生产队看望过这头爱驴。

           秋天是收获季节,菜园子不忙了,队长就安排我去看地。那个年代人们肚里饥,花生和山药地都要派人昼夜看守。看地是年轻人的乐事,用玉米秸捆搭成简易窝棚,两个男孩子白天换着回家吃饭,晚上暖一个被窝,一人睡一头,一有动静就用手电筒照照。真是干什么什么方便,算是监守自盗吧,中午地里人少的时候,就地挖个坑,用大坷垃架在上面,找点柴火烧。等坷垃烧到一定温度,刨点花生或山药埋在坷垃下面,上面封好土。不一会儿熟了,两人美餐一顿。夜晚也有点儿胆怯,就呵咧着嗓子唱,按着歌里的调,编着自己的词,什么“雄赳赳、气昂昂,鼻子长在脊梁上;又不痛,又不痒,就是出气憋得慌。”还有,“高小毕业生,回村卖小葱。一斤两毛五,三斤算不清。”唱歌喊叫能为自己壮胆,更主要的是告诫偷者这块地里有人看着,要偷上别处去。

           耕耩锄耪是农村一级劳力才能干好的活儿,每逢耕种季节,扶耧的大把们显得格外神气。但能不能把垄耩直,关键是傍牲口的。队长说我干活儿用心,跟第一耩地大把傍牲口吧。傍牲口这活儿类似写习字,从写第一个字开始,用心照直,才能做到笔直成行。我按照写习字的规则,左手牵着牲口缰绳,右手搭在牛的肩膀上,从地头耧脚插地开始,瞄准对面一个具体目标,走稳冲直,一条笔直不弯的垄线就出来了。我的良苦用心受到队长和大把的喝彩,一号耧手就点名要我为他傍牲口,说什么也不让换人。但也有出错的时候。牛和人一样,上工慢,下工急,见到有往回走的牲口,不管你怎么掌控,它拉着耧就往回去的方向撇,急得耧手哦哦一个劲儿地叫。我用力顶牛的膀子,但到地头还是跑偏了。耧手不高兴地说:“你看,又出了个鸟枪把。”我红着脸,无奈地看着他。

           一个生产队有五六十个整半劳力,很多时候是许多人在一块干活。庄稼人没什么文化和追求,都是“地啪啪(鼹鼠)串门——土里来土里去”。为了有口饭吃,没絮没烦地出工,听说服支,以苦为乐。队长派活儿是看人下菜碟,社员干活儿是当官的在与不在不一样,队长也是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农村讲究辈分,人小辈大不稀罕。光会说不爱干活儿的,人们称他“先先”。当叔的能骂,当侄的能打,见了嫂子开玩笑。娘们儿话多,手里摸着,嘴里说着,扯东唠西,话不投机吵架骂俏。放歇的时候,所有妇女都是带着鞋底子,不约而同地纳起来。男人们则会抽烟的卷根旱烟,老年人也有用烟袋锅的。有的利用放歇说点文化革命的事,传播点马路新闻、小道消息;有的就地取材,摆上坷垃、树枝的下下镰,分九道镰和十二道镰,也是胜者高兴败者不欢;有的爱小范围讲点鬼呀、神呀,还有庄稼地里的低俗段子,逗得人们哈哈笑;有的过得急,放歇也不休息,拔点儿草,等放工背回家去。成分不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低人一等,找个地儿孤独地坐会儿。有时干着活儿也能遇到点好事。一天我们在地里割豆子,忽然发现一只被夹子夹伤腿的野兔,一位大辈奶奶、一位大几岁的姐姐,我们3人一番围追堵截,逮住了兔子。大辈奶奶煮了一锅兔肉,三一三剩一,各家一碗,大家都很高兴。

           生产队像个大家庭,社员吃的是大锅饭。百人百性,百人百个脾气。年轻力壮的挣个高工分,老实肯干的落个好人缘,耍奸蹭滑的占点儿小便宜,能说会道的才有资格当队长。哪块地种什么?什么时候干什么?安排谁干什么活?什么时候放歇下工?都由队长说了算。生产队也是计划经济,种植要按国家计划,生产资料按计划分配,粮棉油由国家征购。庄稼熟了要搞测产,实产报的高,多交公粮,队长脸上有光,社员们就说高产穷队。产量报得低,社员们得实惠,大队怀疑瞒产私分。社员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包工急,日工蹭,自留地里不要命。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在不犯大忌的情况下,也实行点儿分垄划段、按量计工的小包干。只要一包就灵,立马见效,谁也不磨蹭。凡有好事,拾山药、拾花生、叼棉花秸、镐棒子茬,甚至搂棉花叶等,基本是按人分垄,抓阄排队。也有时候全队社员凑齐排在地头,只等队长一声令下,同时进地,谁干了是谁的。有一天队里淘井,得连续作战,生产队安排蒸卷子管饭。多数人早晨在家就不再吃饭,男女老少埋头苦干,敞开肚子猛吃,干一会儿饿了又吃。一位老四爷爷吃了13个卷子,我也吃了五六个。

           不管怎么斗私批修,社员们都盼望家里过得宽裕,盘算好一年的日子。干一年下来能分到红的仅是那些劳多人少的户,多的也不过二三百元钱。分钱多的托人找个自行车或缝纫机票,一年买上一件。要盖房的,一年盖房三年穷,什么也舍不得买。分不到钱的,就处处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有的家庭怕不够吃,拉着小麦换玉米,拉着玉米换山药。锚营村有个亲戚劳少人多,分的粮食不够吃,春天接续不上,驮着布袋到我家借粮食。我家的粮食也不宽裕,父亲只好拿出10元钱,让他自己去买点。农村家庭能不能过好,女的比男的重要,常说“男的是耙子,女的是匣子。有个好耙子,不如有个好匣子。不怕耙子齿儿稀,就怕匣子底儿漏”。

           农民都是土里刨食,说他勤劳,不怕脏,不怕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说他朴实,宗族情,乡亲面,互相帮忙,同舟共济。说他憨厚,不计本,不算账,只要有了,就很大方。但农民也有愚昧无知和痴心财迷的一面,因为贫穷,最看中眼前那点蝇头小利。有的大孩子腰带上缝个红布袋,说是这样胆大,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有的裤兜做得老长,到地里能装回点儿就装点儿。为了生活寻摸点,无非都是集体的,也不算丢人,有人见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队设几个看青的民兵,白天黑夜总在村头地边转,有时也堵在村口检查搜身。入秋之后,过日子急的就到地里拔点草,拾点柴火。那时买不起煤,一年四季做饭都是烧柴火。有个大几岁的哥哥天还不亮就叫着我到双柳树地里搂棉花叶。好不容易搂了一大捆,刚背到大渠沟,民兵就赶了上来。外村的民兵与我不熟发孬,一把火把我搂的棉花叶点了。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心尖儿都在哆嗦。

           搞运动村里乱哄哄

           1967年正是文革动乱时期,村里的老支书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地、富、反、坏、右,经常是开会批斗、游街示众,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些人就像是犯了什么罪,每天早晨义务扫街,白天劳动改造,晚上接受批斗。在街上低着头走路,脖子上还挂个大牌子。

           那时农村唯成分论,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上中农,孤立地主和富农。苦大仇深的当贫协组长,根正苗红的大队重点培养。晚上常开批斗会,选个成分好的当大会主席,先学几段毛主席语录,随后宣布把××分子×××揪出来,由两个民兵押着上台,下面的革命群众争先恐后发言,时而有人带头喊些革命口号,被斗的人不老实就有人给点压力,气氛十分激烈。我们白天在生产队做工,晚上都要参加政治运动,有时写写黑板报、大字报什么的。

           学校是无产阶级必然要占领的文化阵地,我记得那天社员们批斗校长窦老师,有人诽谤他偷听敌台广播,不承认就大打出手,无知的小学生还给窦老师抹了一脸黑墨。当时谁也知道冤枉,但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说公道话。有一天东大陈中学的学生,押送老师到和睦井学校接受批斗,路过我家门口,学生对着围观的人说:“让他唱个混蛋歌。”老师就乖乖地唱:“我是个牛鬼蛇神,我是个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如果我不老实,就砸烂我的狗头。”老师一边唱还一手指着自己的脑袋。

           一个造反派组织要翻“四清”运动的案,夺当权派的权,批斗原公社“四清”工作团老康、老邢等人。那天派人去平山揪老康和老邢,老邢见势不妙跑了。老康一下火车就被戴上高帽。有个基层供销社干部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造反派把老邢的高帽给他戴上,让他陪着老康游了大士庄公社8个村。难怪不少老百姓看了游街的,都说老邢变了模样。

           随着政治运动的升级,形式主义的东西更加盛行。生产队也要政治挂帅,每天上午上工前把所有社员排成几行,右手举起语录本。队长觉得我串联当过红卫兵,就让我领头,一起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后来队长发现有个富农分子也站在队里,便问我是否让他参加。我当即表态,他是阶级敌人,不许他站在革命群众之中。队长立即下令让他靠边站。各家各户也是这样,要求每天做3件事,一家人站在毛主席像前,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到商店买东西要背毛主席语录,背不过就不卖给。听说有两口子到公社离婚,男的说:“下定决心,坚决离婚。”女的说:“排除万难,等你三年。”公社秘书说:“抓革命促生产,你们的事情没法管。”生产队还开展忆苦活动,煮一大锅山药叶汤,每人一碗,叫“吃忆苦饭”,不知过去苦,哪知今日甜。工作组给社员开会,批判所谓“小牛踢灯派”,说明明是阶级敌人放火,却认为小牛把灯踢翻了,不能思想麻痹。阶级斗争的弦松一松,阶级敌人就攻一攻。夜间大队组织民兵到地里趴着,说是有阶级敌人放信号弹。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有人揭发一位老复员军人有历史问题,忠厚老实胆小怕事的他跳井自杀。那天村里派民兵打捞,用绳子套住脖子,用三齿勾住屁股,一出井口,两眼瞪得老大,舌头伸得老长,吓得我一身冷汗。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晚上睡觉不管出多少汗都是蒙着头。

           文革中老百姓知识贫乏,文化单调,生活仍旧很艰苦。那时没有机井,遇到旱年,吃水都成问题,有时砖井淘到了底,提上来的水浑浊,得在桶里沉淀后才能吃。平时接受不到科学知识,唱歌就唱《东方红》,看戏就看样板戏。着凉发热不吃药,喝点红糖姜水,或用被子捂一身汗。有人说喝凉水能治病,一些人一大早到井台上喝净白凉水。有人说打鸡血能健身,竟有的人用针头抽鸡身上的血往自己身上打。村里只有供应组,街上有时来个染布的、铣锭子的、卖猪仔的等,没有卖吃的。当大队干部有面子的能走后门买块便宜布头,公社干部有门子的才能买个尼龙尿素袋。夏天做件半截袖上衣很凉快,但上面字迹洗不干净。人们说:“干部干部,前头日本,后头尿素。”那几年县城有时招工,没门路的去不了。老百姓编了一副对联“老子有能儿进城,老子无能儿务农”,横批“比爹”。

           1968年,各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普及中学教育,村里办起了中学,我又有机会走进了学校。4个年级的学生合成一个年级,我们是最高的一年。没有正规课本,用县文教局油印的教材,高中毕业回乡的学生任老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农村由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大队革委会派苦大仇深、斗大字不认识几个的陈胖胖驻进学校抓管理。学校搞勤工俭学,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我们夏天背着粪筐拿着镰刀到地里砍草,冬天在地窖里学编筐。学校仍然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村里搞政治运动,开批判大会,都让学生们参加。特别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不论白天黑夜,都立即行动,敲锣打鼓,游行宣传。有的拿着炉子烟筒上的嘬筒当喇叭,呵咧着嗓子又说又唱:“春雷一场震天响,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了。”还有“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成宿并夜地喊。村里民兵逮住个偷庄稼的,也让学生们排好队,喊着口号游他的街。做点儿小买卖说是投机倒把,搞点儿小加工说是地下黑工厂,出去包点儿活儿说是地下包工队。有一位泥瓦匠,大队说他是地下包工队,他说:“我在半空干活儿,怎么算地下啊?”惹得人们大笑。后来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还组织学生到户下刨枸杞。

           那个年代信息闭塞,限制了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理想追求。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高秀生包红旗营大队,在我家吃派饭,见到我就关切地问:“兰章,你长大了准备干什么?”我想了想,说:“长大了当工农兵。”还不知道工农兵是工人、农民、解放军,只听人们常唱,“工农兵,心最红。”到1969年底,有个招工指标,我退了学,到县色织厂当了合同工。

           责任编辑 齐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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