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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代香港人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4

           

           陈冠中

           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佣人说番禺腔粤语,上幼儿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说得最流利,而且自信地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确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青春期从英美文化开始

           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一代,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50万,到1953年已达250万,光1949年就增加了近80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我这代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上海和内地其他地方的,是在认同内地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

           南来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

           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我们只是平凡地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

           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我在下文想说明的一点恰恰就是,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起来的。

           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20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报道内地的消息,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

           我这代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或私人办的。

           我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一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就行。

           在中学里面,我觉得不完全是为了考试的学科,除了教会学校的《圣经》课,就是中文和中国历史课。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也是我们接触到中国传统的唯一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从中文课上获得的。现在我这代人中,对文化历史时政有些理想主义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课的好学生,或读过武侠小说,否则说不定连小小的理想主义种子都没有了。

           可惜中文课在香港英文学校里是比较边缘的,有些学校根本就不开这门课。

           1964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10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

           我们跟父母有了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才觉悟到二者没有必然关联。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

           我这代的青春期,就从英美时髦文化开始,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内地人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当然,中间有1966年和1967年的两次街头抗争插曲。第一次带头反对天星小轮加价的是青年人,对未成年的我们有点不甚了了的轻微吸引。第二次冲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着站在港英一边的明智大多数和他们的子女在随后的许多年对中国内地更有戒心——把内地视为他者,相对于“我们”香港。除此之外,以我观察,1967年事件对我这代大多数人的心灵和知识结构并没有留下显著痕迹。

           这时候登场的是香港随后30年的基调:繁荣与安定压倒一切。

           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这时候我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连人口结构都偏袒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

           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上升中的行业,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底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我们之中不乏三十来岁就当外企第二把手的人。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这一代做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香港是最早进入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在日本之后便轮到我们了,比台湾地区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先进入者的便宜。另外,内地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低廉货物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我们带来意外的好处。这一切加起来,换来香港当时的优势。

           我们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了。我们不管在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转去做更赚钱的行当。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曾用过力气,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负有绝大部分责任。

           “香港人”的诞生

           至于英美流行文化大受欢迎,都已不是限于此时此地的事了,只是二战后美国流行文化更见强势。对当时香港的洋派精英及受过一点儿英语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向时尚的英美文化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挑一个在香港有象征意义的英美文化事件,我会挑1964年英国披头士乐队第一次出国在美国表演后途经香港演出一场,把籍籍无名的香港放在英美的时尚文化地图上。

           当时在现场看过演出的人不会很多,而且大部分是驻港外籍人士的子女,不过却引起华人卫道之士的“道德恐慌”,视之为洪水猛兽,中文商业电台甚至禁播披头士的歌曲。谁知这一潮流一发不可收拾,本地年轻人纷纷组乐队,唱摇滚民谣,男孩甚至留“长发”盖着半边耳朵,这样一来,离穿超短裙、牛仔裤的日子也不远了。

           这事件突显了香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是文化话语权世代之争的揭幕。年轻人不要土气要洋气,而香港开始自诩是可以跟上英美时尚的城市。

           谁是这些新一代,为什么声浪这么大?他们是二战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香港出生或幼年来港的一代。因为当时人口膨胀,所以新生人数也特别多,这个现象由1945年一直维持到60年代后期,以20年为一代的话,是香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所以叫“婴儿潮”。

           到60年代末,超过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岁以下的。到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占总人口六成以上。

           因为人多势众,他们的文化取向就带动了香港文化板块的移动。

           首先,他们生长于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内地情怀,而且他们长于楚河汉界的冷战年代,也即内地令人不安、运动不辍的50年代至70年代。耳濡目染下,除少数人外,大多对内地不但没有深情,反而可能有负面印象。

           第二,他们长大的年代,香港渐渐富起来,财富水平与内地越拉越大。

           第三,富起来的香港让他们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第四,1967年的左派骚动引起社会动荡,不得人心,迫使大多数港人接受当时唯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政府:殖民地政府。

           第五,殖民地政府在1967年骚动后也更加重视亲民,并开始施政改革。

           第六,到70年代,经过麦理浩总督1971年至1982年11年的励精图治后,香港几可说脱胎换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第七,连“婴儿潮”一代的父母辈的心态也改变了。香港从一个以过客、侨居者、移民为主的城市,变成一个以长期定居者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无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第八,“婴儿潮”一代普遍受过英语训练,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六七十年代的英美新文化。那时候,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种英美新文化。故此,因为冷战宣传、英语教育、财富水平、消费习惯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们跟同代内地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差异很大。

           第九,他们开始出国旅游,又想去英美加澳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留学,但大部分去不成,去了毕业后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后往往是回流,发觉香港反而是个可以给他们机会的地方。

           第十,没错,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内地人,故此也不自称中国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这是“香港人”的出现,不是很遥远的事。

           “香港人”是被发明出来的、被想象出来的、被建构出来的,但却是存在的、有物质性的、有历史意义的现实。

           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一说。邓小平时代的中央对港政策敏锐地反映了新现实,不是宗主国派总督来直接统治香港,而是中央进行创新性的间接管辖,即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

           有了“香港人”,自然也有了“香港文化”。

           如果要举一个香港人的香港文化自觉意识滥觞的象征事件,我会选在1967年9月骚动期间创刊的《香港青年周报》。创办人之一昆南,1935年在香港出生,是个前卫作家,当时还是个青年,却已创办过好几份文化刊物(香港意识也不是“婴儿潮”的专利,每个大潮之前总是有先行的弄潮儿)。他在创刊号明言:“我和卢昭灵是针对《中国学生周报》而出版《香港青年周报》的。为什么是中国学生,香港学生没有自己的刊物吗?”香港成了主体。

           大致来说,土生土长的婴儿潮一代,一方面比上一代更西化,另一方面却同时比上一代更香港化,即今天所说的本地化。他们对中国内地的兴趣较弱,但他们的香港意识更强。因为香港是他们唯一理解,也是唯一无条件接受他们居留的生存空间。他们别无选择。

           经过50年代至70年代的酝酿发酵,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识、香港认同感最旺盛的年代。

           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心态也开始受到新挑战。因为1997年的回归问题,八九十年代香港出现几十万人的离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婴儿潮中产者。

           他们为了政治保险、子女教育、清新空气、居住空间等自选的理由,带着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之中,有些为了事业不断往返香港与移民地,如空中飞人。

           回归前的移民潮某种程度上拓展了部分港人的眼界,而总的来说并没有减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从1997年至今天,部分移民加、澳、新者回流到香港或内地发展。但不管在内地哪里,香港人都会被认出是香港人,可见港人与内地人有差异,偶尔他们会被误认为是中国台湾人或新加坡人,不过他们会立即纠正说自己是香港人。

           不过总的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及对香港回归的安排,开始逆转150年以来边界由松到紧的总趋势——由1949年以前的松,到50年代后的紧,到80年代的极紧,到回归后紧中带选择性的松,到今后慢慢往松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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