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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参与了新四军军乐队组建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4

           

           1938年4月到1939年4月期间,15岁的我在新四军总部教导总队青年队学习。青年队说是青年,其实都是一些18岁以下的娃娃兵,有一部分是烈士遗孤,学习内容主要是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教育。

           1939年3月中旬的一天,部队通知提前早餐,于上午8点赶到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位于安徽省宣城市泾县西北部)陈家祠参加欢迎会——一支由马来西亚爱国华侨组成的归国慰问抗日前线将士慰问团前来演出。该团有100多人(其中有一支约50人组成的乐队),他们乘坐10辆有红十字标志的新卡车回国,先到安徽屯溪国民党第三战区总司令部进行慰问演出。演出结束后又来到抗日最前线的新四军军部驻地——泾县云岭镇,慰问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将士。

           我向会场四周一打量,看见会场一角有100多名身着西服的陌生人。其中数十人手戴白手套,肩上扛着大喇叭,每人手中都有一支闪闪发光的洋喇叭,格外引人注目。我没见过这些洋喇叭,感到很稀奇,要不是部队有纪律,我真想上前去摸摸这些洋玩艺。同时,我还惊喜地发现,周恩来副主席和叶挺军长等首长正微笑着坐在舞台边交谈。

           部队首长致欢迎词后,慰问团的演出便正式开始。慰问团乐队的队长姓周,高个子,戴一副黑框眼镜,他张开双臂,手持指挥棒有节奏地上下挥舞着。在乐队伴奏下,合唱团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国歌》等爱国歌曲。本来,这些歌曲我们部队天天在唱,再熟悉不过了,但这次他们的演唱,我却本能地感到一种不同——洋喇叭吹出来的歌曲特别有韵味,特别的好听!我不由听得入了迷。随后各种乐器都作了演奏表演,全场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乐队表演约一个半小时后,会议主持人宣布休息15分钟。

           可能也是被刚才的演出所感染,我看见周副主席和叶军长都在哈哈大笑。于是我心一动,忙拉着几个和我一样顽皮的娃娃兵,大胆地走到周副主席面前敬个军礼,请签名留念。周副主席微笑着接过我的钢笔和笔记本签上了“周恩来”三个字。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敬个礼转身请叶军长签名,军长也笑着接过笔写上“红小鬼在炮火中成长,叶挺”。看到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中央首长和部队首长的“大名”,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心里甜滋滋的!可惜我这本珍贵的笔记本在当年6月的一天深夜紧急转移中弄丢了,让我抱憾至今。

           休息15分钟后继续演出。几名青年演员登台合唱歌曲《八百壮士之歌》(此歌是为纪念淞沪会战中国民革命军某部谢晋元团长带领800名官兵英勇抗日):“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斗守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战死不退让,宁战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飘荡!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能挡!我们的行动伟烈,我们的气节浩壮。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有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这首鼓舞士气的抗战歌曲把慰问演出推向高潮,歌声、掌声及口号声交织在一起,在会场上空激荡,久久回响……

           慰问团完成到抗日前线慰问的任务后,除少部分慰问团成员由军部派专人护送到上海转香港外,大部分慰问团成员都自愿要求留下来参加新四军,为抗日战争贡献一份力量。

           不久,新四军军乐队成立。从各单位抽调青少年去当队员,我也有幸名列其中。全队近60人,队长仍由原慰问团留下的乐队队长周队长担任(我只知他姓氏,不知其名字)。两名教员也是原慰问团留下来的,一个姓马,一个姓朱。

           全队4个班,我负责1个班,大家学习情绪都很高,班与班都很团结,队员都是选调来的,组织纪律性很好,周队长和两位教员都很满意。我们每天上午上2小时乐理课,1小时文化课,下午是练习。队长、教员教学很耐心,边讲边示范,时常是手把手地、不厌其烦地教。

           军乐队的乐器分发给队员自行保管。我是队里的小号手,我对手里这把锃亮的小号爱不释手,晚上睡觉也抱着不放。

           学习内容从易到难,先学简谱,后学五线谱。吹奏练习的是进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国共合作进行曲》《新四军军歌》等等。我利用早、晚休息的时间到驻地的山谷边吹奏练习,号声在山谷间荡漾,让人心旷神怡。队友们见我这么练习,也纷纷拿着各自的乐器出来练习。在队长、教员的精心培养下,经过半年的勤学苦练,新四军军乐队终于正式进入新四军文艺队伍的行列,大家都感到无比荣耀。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革命斗争形势起了变化,国民党在我军部周围调动频繁,意图消灭我军直机关和警卫部队。军首长命令机关、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非战斗人员迅速组织有序的疏散和转移。我们军乐队也在待命转移。

           1940年5月下旬的一天,政治处突然来信指名调我去政治处另有任务安排。虽然我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队友们,舍不得离开手里那把摸熟了的小号,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好依依不舍离开了军乐队。从此,我再也没见到军乐队的战友们。

           1940年6月下旬,我听到一个噩耗——军乐队在分散转移过程中,周队长一行与一支日伪军遭遇而不幸牺牲,乐器也落入敌手,其他安全脱险的队员被安排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或连队。一支崭新而年轻的新四军军乐队就这样被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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