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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望若神仙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4

           

           张传綵

           决然脱下军装

           我父亲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春游主人、好好先生等,河南项城人。父亲出生于贵胄豪富之家。我爷爷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姑表兄弟,父亲的姑母嫁给了袁世凯的弟弟袁世昌,因为爷爷在家中排行老五,袁世凯的儿子们称我爷爷为“五舅”。

           父亲所处的青年时代,革命浪潮汹涌澎湃。1913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爷爷张镇芳升任河南都督。第二年,袁世凯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创立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父亲这年刚16岁,不符合模范团的选材标准。但在爷爷的安排下,他破格进入了模范团的骑科,并由此进入军界,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

           此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接着军阀混战,政坛风云变幻如儿戏。父亲眼见政治黑暗,又目睹爷爷官场的沉浮,叹道:“内战军人,殊非光荣!”决然脱下军装。

           奶奶眼里十足的“败家子”

           父亲退出军界,回到家里,奶奶十分不满,絮絮叨叨地骂他没出息,要他进入金融界。父亲一度十分困惑、苦闷,终日无言。此时父亲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他读《老子》《墨子》,兴味十足。

           1927年,父亲正值而立之际。一次,他去爷爷任职的北京西河沿儿的盐业银行,半途拐到了琉璃厂,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小摊儿旁边溜达。一件康熙皇帝的御笔书法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的四个大字“丛碧山房”写得结构严谨,气势恢宏。虽然此时父亲对收藏尚未入门,但由于旧学根底深厚,其眼力已然不俗。他没费思量就以一千大洋将其买了下来。回去后,父亲愈看愈爱,遂将自己的表字改为“丛碧”,并把弓弦胡同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这是他收藏生涯的开始。从此,父亲为了收藏文物,大把地花钱。

           这年,父亲30岁。父亲说过:我30岁开始学书法,30岁开始学诗词,30岁开始收藏法书名画,31岁开始学京剧。他从少年时代就喜欢京剧艺术,此时他正式拜余叔岩学戏,彩唱过《二进宫》《空城计》《八大锤》三出戏,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

           爷爷去世后,在奶奶的苦苦相劝和严厉责骂下,父亲无奈答应子继父业,出任盐业银行的董事兼总稽核之职。但父亲对银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从此,父亲有了“怪爷”的绰号。他一不认官,二不认钱,独爱诗词、书画、戏曲。在奶奶眼里,他是十足的“败家子”,不可能使家业中兴。

           初见母亲,惊为天女下凡

           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初到上海,不久便结识了母亲。

           母亲潘素, 1915年生于苏州,时为上海当红的青楼艺人,在沪上有“潘妃”之誉。母亲长得清秀妩媚,谈吐不俗,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

           父亲早年已有3位太太,均为父母主聘而娶,感情始终不谐。在盐业银行挂名任职后,父亲每年要到上海查账两次。说是查账,实则是来玩的。因为常在青楼走动,结果就撞上了母亲。父亲初见母亲,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嵌字联:“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父亲将母亲比为王昭君,誓要娶她。母亲也欣赏父亲的落拓不羁,两人很快定情并论及婚嫁。可是,母亲此时已被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中将臧卓看中。臧卓得知母亲另有新欢,便把她软禁在一个叫“一品香”的旅店。父亲无奈,于是找到换过帖的把兄弟孙曜东。

           孙曜东是上海滩的玩家子,年轻气盛,颇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气概。孙曜东趁天黑开出一辆车,带着父亲,先在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然后驱车来到“一品香”旅店,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母亲已经哭得泪人儿一般。孙曜东将他们送到静安别墅,躲了几天后,父亲就带着母亲回天津了。

           最后,父亲分别将两笔巨款给了家里的太太,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母亲嫁给父亲后,改名潘素,父亲还给她一个爱称——慧素。

           1935年年初,父亲为母亲请来一位老画家,名叫朱德甫。母亲21岁时正式拜师,开始了她的绘画生涯。母亲初从朱老学画花卉,不久,父亲请来古文根底极为深厚的夏仁虎老先生,专教母亲通鉴古文。经夏老先生介绍,父亲又请苏州名家汪孟舒专教母亲绘制山水。母亲从这时起,开始专攻金碧青绿山水。

           母亲时而泼墨,时而抚琴,父亲时而作诗填词,时而挥毫疾书,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令人神往的光阴。

           20年后,父亲在母亲生日时,回忆往事,特填《水调歌头》词一阕,后半阕为: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璧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

           宁死也要保住藏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为了银行不致落在和汉奸有勾搭的李祖莱手中,加上他多年收藏的大部分藏品都放在银行,只好勉为其难,以总稽核的身份,兼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前去主持行务。

           父亲每周去一趟上海。1941年的一次上海之行,让父亲陷入险境。

           一天早晨,父亲去银行上班,刚走到弄堂口,迎面冲来一伙匪徒,把他抓住塞进汽车后面,迅速离去。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跑到孙曜东家,见到孙曜东就跪下,请他救救父亲。孙曜东分析了一番,想想父亲在上海没什么仇人,只有盐业银行的李祖莱,因为父亲挡了他的升迁之路。

           第二天,母亲接到绑匪的电话,说是要200根金条,否则就撕票。这下子母亲更急了。后经孙曜东打听,果然是李祖莱幕后策划,由“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干的。

           经孙曜东的一番活动,绑匪开始和母亲谈判。

           谈判过程中,绑匪说父亲绝食多日,已昏迷不醒,请母亲见一面。母亲见到父亲时,只见他已经有气无力,憔悴不堪。母亲唏嘘不止,可是父亲却置生死于度外,悄悄关照母亲说: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于你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须给我保护好,别为了赎我而卖掉,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

           父亲被绑8个月,最后,绑匪给母亲传话:“7天若拿不出40根金条,做好收尸准备。”

           不多久,经孙曜东努力调停,周佛海亲自过问,父亲终于安全回到家中,而他不愿卖画赎身,视书画如生命的事情很快传开了。几家报纸也刊登了消息。父亲怕树大招风,便于年底离开上海这块是非之地,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为谋生计,父亲在西安创办“秦陇实业公司”,自任经理。

           小时候,我对父亲和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当时不甚了解,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父母为了不让像《平复帖》那样的国宝级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来到西安。直到日本投降,他们才重回北京安定下来。

           为劝说傅作义,忍痛割爱送蜡梅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企图将一切有地位、有影响、有才学的人都拉到台湾,自然也打起了父亲的主意,他们不时派人到家里游说,都被父亲断然拒绝。此时的北平城内,已经可以听到解放军的炮声,父亲坐卧不宁,他不只是担心个人的安危,更为千年古都随处可见的文物而忧虑。他遂以昔日闻名的贵公子、文物鉴藏家等特殊身份,多方活动,积极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

           民盟不时在我家开会,讨论如何能使北平免于战火劫难。父亲与西北军人素有渊源,身为西北军人的傅作义将军也知道父亲是个正直文人,很是敬佩他。于是,民盟的盟友们就撺掇父亲去劝傅将军,千万不能开战。父亲与邓宝珊将军和侯少自将军(傅作义的高级顾问)一直是好朋友,他们三人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劝说傅作义将军勿起干戈,以保护北平的百姓和北平的文物、古建筑。为了劝说傅作义,父亲还忍痛割爱,将家里两盆最大的蜡梅送到了傅府。

           一方面国共谈判在反复进行着,一方面朋友也在劝说着。傅作义权衡考量了一番之后,最后下决心走和平的道路。

           北平和平解放了,父亲是有功的,可是,父亲极少与家人谈及此事。有老友劝他向政府要官,他淡淡地说:“我还是画我的画,我也不要官,我也不要钱。”

           被打成“右派分子”

           1949年以后,父亲收藏的热情丝毫未减。但是,此时的文物市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是有钱还远远不够,地位和权势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有了“好东西”,文物商店先要留起来,等江青、康生等过目。如果他们看中了,几毛钱就可买走一件价值连城的古物。到了父亲之流那里,已经是残山剩水了。

           一次,父亲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父亲,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职务,无权无钱,皆为虚职。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母亲有些犹豫。父亲见母亲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母亲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母亲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父亲这才翻身爬起。

           1956年,全家迁到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落,这是父亲最后的一点不动产。

           这一年,父母将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的《草书》等8幅书法,无偿捐给了国家。这八件作品件件都是宋元以前的书画,至今仍是故宫博物院最顶尖的国宝。

           国家给了3万元奖金,父亲坚持不收,说是无偿捐献,哪能拿钱呢,怕沾上了“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卖画款,只是对他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父亲才把钱收了下来,并拿去买了公债。

           万万想不到的是,父亲捐献国宝不到一年,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就戴在了他的头上。

           被扣八顶帽子,遭到批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又将三国时魏国敦煌太守仓慈写经、元明清诸家绘画等多件文物上交国家。他以这样的行动证明自己对国家的挚爱。然而,1966年“文革”批斗大会上,父亲仍在“牛鬼蛇神”之列。年近古稀的父亲跪伏在地上,被人拉着,绕场爬行。以后,几乎每次批斗会都少不了他,人们传说他的问题很严重,连“中央首长康生”都过问了。

           此时的父亲和母亲尽管白天接受批判,晚上仍填词、作画。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为画小幅花卉。她的笔下出现了春兰、夏荷、秋菊、蜡梅……母亲作画,父亲题诗,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后来,他们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可惜,被抄家时散失了。他们为此伤心不已。

           不久,灾难又一次降临到父亲的头上。

           他的一首词被认为攻击了江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新老账一起算,父亲以“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黑手”“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与“走资派的马前卒”等八顶帽子遭到“造反派”的批斗。

           母亲和父亲一起被关押在地下室,父亲在七号,母亲在三号。父亲被关,尚有一条荒谬的理由,而母亲被关押纯属株连。没人知道两位老人是如何度过这艰难岁月的,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谈。父亲在地下室里蹲了近两年,这两年里,他没见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没走出过那间不过10平方米的小屋一步。直到1970年1月才结束关押,回到家中。

           1978年,戴在父亲头上的“现行反革命”的“铁冠”终于被彻底摘了下来。他很庆幸,自己活了过来。

           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和刘海粟同在大连棒槌岛结邻而居。刘海粟也是戴了“右派”帽子多年,闲谈间,他问父亲:“你戴了‘右派帽子之后有何感想?”

           父亲说: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

           1982年1月,父亲因患感冒住进医院。之后从感冒转成肺炎,不思茶饭,只靠输液维持生命,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2月25日早晨,父亲突然神志清醒,提出要吃东西。

           这一天正是他85岁生日。

           下午,父亲请《文物天地》主编王禹时取来纸笔,录下他吟成的七律诗一首和《鹧鸪天》词一首。

           诗云: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词云: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2月26日上午10时43分,父亲心脏停止了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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