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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志胡适:从青年浪子到留美博士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4

           

           李传玺

           《胡适许怡荪通信集》收集的是胡适早年与好友许怡荪(?—1919,安徽绩溪人,1913年留日,早逝)的往来书信。细读这些信,可以发现许多有关胡适的“新”史料。

           留美前大醉

           胡适喜欢喝酒,也能喝酒。早年在上海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竟至在一个雨夜,大醉的胡适在回去的路上同巡捕打了起来,结果被抓进了巡捕房。好在得知他是老师,只让他交了5块钱罚款就把他放了。

           这本通信集记载,胡适留美(1910年赴美,1917年回国)前一晚,大家为了庆贺,也是为了给他饯行,宴请了他。他不仅喝多了,而且还弄丢了赴美的一些生活费,甚至让胡适到美国后一度怀疑这次醉酒对身体造成了许多伤害。

           1910年10月29日,他在给许怡荪的信中说:“弟(胡适)今春之醉,受病甚深,去国之前一日,又大醉不省人事者一昼夜,心中甚惧秋深必大病,故遇有小病,亦异常留意,天涯客子,自宜尔也。”

           



           为此,许怡荪提出了自己的告诫:“故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非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致为习俗所靡,而趾美前徽,允为名父之子也。”

           胡适也听从了许怡荪的告诫,在辛亥二月初七的信中做了决绝的回应:“别后已不复饮酒,此节想能永永守之;近又戒绝纸烟,不食已数日矣,后此永保勿复濡染。此皆足下‘祓除旧习也,故敢以闻三万里外故人,所可明白宣示者,惟有此耿耿之心耳。”

           留美回来后,由于应酬太多,夫人江冬秀为了节制胡适喝酒,特意打造了一枚刻有“戒”字的戒指给他戴着,以让他在朋友们闹酒时作为抵挡之物。比如胡适在1931年元月份去青岛时,梁实秋和闻一多一帮朋友请他喝酒,“到顺兴楼吃饭。青大诸友多感寂寞,无事可消遣,便多喝酒”,“我的戒酒戒指到了青岛才有大用处,居然可以一点不喝”(1931年1月27日日记)。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回忆这段历史还记忆犹新。

           博士学位拿到否

           胡适的博士考试与博士学位是今天胡适研究争论的一大焦点,也是关于胡适的一大悬案。两种猜测:一种是“大修通过”,1919年胡适的老师杜威来中国,看到学生在中国的声望如日中天,于1927年才补授其博士学位;一种是小修,由于没有按规定将博士论文出版并缴呈100本,所以当时并没有立即颁授学位。

           胡、许二人的通信中,也有关于博士考试的内容。1917年4月11日信中说:“博士论文半月内已可脱稿。其已成之诸篇 (第二篇孔门之名学,第三篇墨家之名学)已交大学哲学科阅看。全书共四篇。首篇为绪论,颇多修正之处,故已成而未写定。末篇论庄荀法家三派之名学,尚未完全脱稿也”;“博士考试在五月二十日左右。得失已不关心,因论文已成,心事已了,考试已非所重也。然考试当不甚难,仅有三小时之大考 (面试,不用笔述),所问者大略皆无纤细之难题耳”;“试后略有所拼当 (无论结果如何),七月初即可离美,七月底可抵上海”。

           5月23日,考试过后的第二天,胡适给许怡荪写了封快信,“昨日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留学生涯,至此作一小结束。知关锦注,故先以奉闻。拟六月二十一日放洋,约七月十日可到上海”。

           从这些话,可以得出这么几层意思:一、胡适博士论文的主体部分早已送交审阅,如果是“大修”,为什么这些教授不早把修改意见告诉胡适,非要等考试时再为难学生呢?二、考试无论结果怎么样,教授们都会给学生提一些修改意见,但这些都不是胡适所关心的了;三、胡适对考试充满着自信,根据有些学者的考证,面试的6位教授中,只有夏德1位对汉学略懂,既然如此,这些人更不可能去提一些纤细之难题。

           所以,笔者赞同后者的观点,即由于没有按规定将博士论文出版并缴呈100本,所以当时才没有立即得以頒授学位。

           博士论文的“投机取巧”

           对胡适为何要写 《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这篇博士论文,也有人认为,在美国攻读哲学博士,不去写西方哲学,反而写中国哲学,这是胡适在“投机取巧”。

           信中,我们看出,胡适一度想把论文定在“国际伦理学”,但很快他又改变了主意,回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上来。

           胡适为什么要把博士论文定在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上面,应该有这样的渊源:

           一是他还没出国留学就萌生的志愿。在北上预备庚款考试时,“向友人处借得《十三经注疏》 读之,始知讲经非从古注入手不可”,“弟此次无论取与不取,南归时必购 《十三经注疏》 用心读之”,于是他赴美留学时,真的带了1300卷传统典籍。

           二是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西方话语强权面前流失的深沉忧虑。“吾国固有之文明将日就消灭,而入口之货生吞活剥,不合吾民族精神,十年后但存一非驴非马之文明,思之大可惧也”(1913年6月14日);“先秦哲学之渊富,惟希腊哲学之‘黄金时代可与抗衡”(1916年1月25日);“若哲学政治则非自著不可,不能用舶来货也”(1914年)。

           三是许怡荪的激励。“祖国多艰,正需有心人出而支柱,霖雨舟楫,岂异人任哉?愿益励风规,以图宏济艰难,则不仅故人与有荣施,实中国苍生无穷之福也”(1913年11月3日);应该将中国哲学“绍介于西人”,“尊著《中国周秦儒学之反应》,将以沟通东西民族之思想,以足下学识融贯新旧,自能独具手眼,是固余之所从也”(1916年3月13日)。

           四是他终生的一大期许。“适已决计十年内不入政界。此时政客已多,而学者太少,故自誓以著一良善完全之‘中国哲学史为十年事业。倘能有所成就,则终身竟作学者事业”(1917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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