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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要读好路要走正”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4

           

           钟浩如

           人一生总会经历和见证一些事情。97年前,何叔衡和毛泽东一起,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去往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完成的是一场红色的伟大见证。

           建党几近百年,何叔衡身后嫡亲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怎样的记忆呢?走进湖南沅江老街一隅,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何叔衡嫡孙何海文回忆起祖父带给他一生的教诲。

           50多年了,何海文的住所依旧还在这座城市最不显眼的老街角落,古河改道后那里几乎成为死水断路。笔者是在几经问路后才找到。

           杀了一辈子的猪



           一幢潮湿、背阳的红砖旧楼。旧楼附近有一方浑浊的水塘。塘边几丛荒草在垃圾堆里俯仰摇曳。

           依照方位推断,这不大的水塘大约就是因围垦早已消逝的鲁荻湖的“后裔”。笔者正是怀揣一种莫名的“后裔”情结,敲响了他那扇漆色斑驳的木门。

           何叔衡

           何海文说房子的朝向已经改变。以前打开陈旧的杉木大门,映入眼帘的就是沅江去往益阳的那条铺满鹅卵石、沿堤蜿蜒南去的老公路。翻过长堤,堤外江涛滚滚,资水河北上洞庭、长江的江轮木排,南下益阳、长沙的风帆纤夫都在他家门前川流不息。因为近水近路,当年沅江县肉食水产公司下属的生猪仓库就在这里落地生根,以致这里成为湘北一带名气不小的生猪集散地。

           何海文是1964年从远离老城的草尾肉食站调到县肉食水产公司工作的,当过仓库主任,如今早已年过古稀。秉性直率的他每谈到自己的职业,总乐呵呵地朝天朗笑:“什么主任不主任哟!我这一辈子就是杀猪的,从宁乡下湖到沅江杀了50多年猪。”

           今年75岁的他,曾经在东北牡丹江市桦林镇的一个大山坳里当过5年的兵。

           许多年前,何海文的倔犟、诚实与憨厚的为人在熟悉他的人堆里早有传闻。其实人的性格与处世原则,从骨子里打量,那原本就是一种家族遗风潜移默化的延续。与他闲谈,笔者被他叙述中的几个细节猛烈震撼和深深感动!

           一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祖父



           “您大约还记得毛主席曾经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那个谈话吧?”他点燃一支烟后说道。笔者回答说:“记得的,一本装潢很平朴的小册子。”笔者一点也没料到何海文会将话匣子从那个地方打开,面对眼前这位高大魁梧的老人,笔者疑惑着点点头。他提到的那本很薄的小册子,20世纪70年代笔者在部队读过。他说,他也是那时艰难啃完的。

           之所以说他“艰难啃完”,是因为解放前他仅读了几个月的私塾就辍学了,后来书里的许多字句是连蒙带猜慢慢读进肚子里的。许多年过去,至今他只记住了其中的一个细节:毛泽东掰着手指头告诉斯诺,在嘉兴南湖参加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7人先后中途脱党,最后跟随党挺过来走到底的只有6个人,6人中有两人来自更早期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那就是毛泽东与何叔衡。

           说到何叔衡,笔者记得这是一位晚清秀才,受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加入了毛泽东发起成立的长沙新民学会。后来一直紧随毛泽东并且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担任过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何叔衡在国民党追兵的围剿中不幸牺牲于福建长汀,时年60岁。

           何海文(摄影/冷德祥)

           说到这儿,何海文将笔者的叙述打断,起身拉着笔者从靠阳台的卧室来到狭窄的客厅。客厅十分简陋,一张半新不旧的餐桌占去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地方,与其说是客厅不如说是餐厅。就站在卧室连接餐厅的地方,他指着门框上一个用两枚锈钉托着,用麻绳斜拉着的相框对笔者说:“这就是叔衡公,我的亲爷爷!”

           镜框里,或因以前男子蓄长辫头发强力后梳的缘故,“叔衡公”前额显得很高,戴着黑色玳瑁眼镜架的鼻梁下,一绺“篆体”的长胡须斜斜地垂到嘴角下,勾勒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典型的清癯面庞。尽管对何海文的身世在此前已略有所闻,但真真切切站在鲁荻湖遗址上,与镜框里这位见证和创建过党的老人邂逅,站在其嫡孙简陋的堂屋门楣前,胸中难免江涛骤涌。

           何叔衡家训:“书要读好,路要走正”



           哪怕离开宁乡沙田老家许多年,何海文的口音仍有很重的宁乡味。

           他说:“祖父出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农历五月初五午时,加之五兄弟中他排行老五,大约因祖父从出生那刻开始,他名字之外就拥有五个五的缘故,当年沙田乡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人们都尊称他作‘五五公。”

           20世纪20年代宁乡县沙田乡一带山岭起伏,山多田少。何海文的太祖父憑借满堂儿孙身强力壮、家和心齐,带领一家人披星戴月在房前屋后刨出了十几亩方方正正的山田,靠勤劳耕种和省吃俭用,家境尚可敷衍。望着这一窝子“农耕世家”,老人家觉得大家大户须得有人在自己身边为家业算算写写,也图个逢年过节自家有读书人在屋柱门楣张贴一点什么,便将读书识字的指望放在了自幼聪颖的满崽“五五公”身上。果然,不几年过去,沙田乡真的就出了个何秀才,不过时已晚清,乡试过后便再无后文了。

           “太祖父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爷爷叔衡公当了秀才后,眼廓子大得不得了,眼里装的不再是我太祖父名下的那十几亩贫瘠山田了!很快,他就去了长沙城,常常在长沙的清水塘进进出出。”说到这儿,何海文将叙述打住,他觉得后面的话题太长太厚重,好在祖父跟随毛泽东搞主义的经历与故事,在党的大部头史籍中已浓墨重彩,早有备述。

           “还是说说自己家里的事吧!”他憨厚地笑着,让人极易想起他房前琼湖闸外虽涟漪迭起却终归平静而内敛的资水故河。

           “我自幼不爱也无暇专心读书,沙田乡的学堂离家里路远很适合逃学,小时候逃学没少挨我父亲的打骂。”说话时他有点不好意思。何海文的父亲何新九读书也很少,性格倒是像极了太祖父,凡事“爱摁着石头打凫泅”(比喻做事不会“吃活力”,死扛)。

           不过,何海文后来从父亲口里得知,早年叔衡公对儿子成器的事有过另外的设计。当年叔衡公冒着被国民党砍头的危险走出宁乡沙田乡时年近半百,夫妇膝下一儿三女,即何海文的父亲和他的三个姑妈,全家的重担将全由妻子一人承担。何叔衡是在斧头镰刀下宣过誓的人,抱定跟共产党奋斗终生的念想,决意走出沙田乡。他觉得家里留下一窝女人,居家过日子不能没有男人家,眼下惟一可作托付的只能是尚未成年的何新九了。临走时便将何新九喊到堂前当着他娘的面说:“男子汉肩膀硬起来,照料娘和姐姐的担子就搁到你肩上了。虽不指望你当秀才,但书要读好,路要走正。”

           说完,就走了。

           这一走就是整整30年,直到1951年何叔衡才“回到”阔别已久的沙田乡。

           不过此时何新九见到的父亲是一纸由毛泽东亲笔签发的何叔衡烈士证书,这时他已经牺牲16年。想到父亲离家那晚堂前离别的情景,作为儿子,当父亲在外舍身为国尽忠时,他在沙田乡的家族内已经勤勉尽孝。遵照父亲离家时的嘱咐,他相继将两个姐姐送往白区做党的地下工作,自己则留下照料母亲。母亲从小裹脚,三寸长的小脚不便出远门,为了躲避国民党剿杀,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背着母亲往大山深处躲避。在性命难保的岁月,何家的田土只能荒芜。

           几代人对家训的坚守



           显然,在那种不只为生活,更是为生命颠沛流离的情形下,何新九只能将叔衡公临行前留下的“书要读好,路要走正”的嘱咐无奈地“打一半的折扣”。在那种生存状态下,书他是无缘读了,但像父亲那样,路,他必须走正!后来,何新九将叔衡公的照片和毛泽东亲笔签发的烈士证书用镜框装着,大大方方地挂在了安放神龛的堂屋正墙上,他要让子孙后代“低头不见抬头见”,在仰望中记住何家无字的家训和有形的家风,绝不给叔衡公脸上抹黑。

           这位死里逃生的农民,胸襟和想法就这么质朴和亮堂!

           沙田乡的长冲村,离宁乡县城有160多华里,穷乡僻壤。解放初期何新九带头拥戴党的主张,在集体化的道路上当过劳模,在群英会上戴过红花。后来从沙田乡进了城,受组织的器重,何新九从宁乡县供销社主任的岗位走上了宁乡县长的岗位。当了县长后,农民出身的何新九谨从“书要读好,路要走正”的父训,走进“县衙”只认国法,回到家门则兼施“家规”。何海文因为逃学,小时候没少挨过县长父亲的篾板子。

           1958年芒种时节,何县长心脏病突发去世,在合眼之前,他对围在床前的儿女们说:“秧谷子下泥了,回沙田去!往后要凭自己的力气养命,用祖传的正道养性。”他的意思是莫让尘埃落在叔衡公的脸面上。在儿女们的记忆里,当时父亲话语虽有气无力,却在播种发芽的季节如惊雷般炸响!

           果然.20世纪60年代初天遇百日大旱,田土开坼,乡下颗粒无收。早些年何海文的姐姐从沙田下湖讨米,讨到沅江草尾这个地方,讨着讨着便落地生根,被讨成了草尾的宁乡媳妇。1962年,何海文索性独自投靠姐姐,凭着身大力不亏,先后在草尾肉食站和当时的沅江县肉食公司干起了杀猪和管理生猪仓库的行当。

           不吃祖父的“现成饭”



           在沅江杀猪,何海文从不对人提及祖父叔衡公,他只默默记诵着从父亲那儿传续的祖言祖训,并时时提醒自己在叔衡公高高大大的影子里不偏不倚地行走,要让何家人世世代代讲得话起,挺得腰直。

           那年在牡丹江桦林镇的军营里,部队的政委阅读何海文的档案,忽然发现他竟是何叔衡的嫡孙,政委惊诧不已,多好的苗子啊!按照部队的意图,政委找他征求拟任的意见,何海文似乎要提干了!可是他觉得自己读书少,怕搞不好工作会让祖父的名字因此而蒙尘,他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到了参军的第五个年头,何海文早已超期服役。政委领着他进京去了化工研究所一位一言九鼎的所长家,所长就是何海文的小姑妈。

           “早些时候我和你四川的二姑妈通过电话了,既然你不想在部队提干,那就来北京上大学,一切由我照料!”小姑妈望着面前牛高马大的侄子。笑容可掬。当时正逢全国都在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呢!她所说的“二姑妈”曾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二姑父陈刚20世纪60年代中期先后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和西南局书记。姐妹俩都是当年受父亲叔衡公的影响,由何海文的父亲何新九送往白区做党的地下工作。

           何海文听说要读书上大学,想到自己连小学也没念完,觉得这明摆着是吃祖父的“现成饭”,心里难免又打起鼓来。他想得更多的是如果自己不是何叔衡的嫡孙,能劳驾政委亲自送到北京寻找亲姑妈吗?何海文秉性倔犟,不愿人家背后说三道四。于是笑了笑,绕了一个弯子对姑妈说:“我想回沅江重操旧业杀猪去,您侄媳一个人在家过日子很需要帮手呢!”何海文参军前就已经结婚成家,姑妈看出了侄子的心思,叹着气说:“唉!和你爷老子一样的犟脑壳!在正道上看准的事九匹烈马也拉不回,深怕触犯你爷爷叔衡公立下的老家规。”

           1973年,何海文复员回到沅江,当时的县民政局老局长得知了他的身世,多次要調他到局里当干部,何海文心想自己身大力不亏,还是杀猪好,爱人也依旧在上琼湖汲水港一带荡桨渡客。一家子都喜欢这样风平浪静地过日子,他要像荡桨一般从从容容地将一个个漩涡甩到身后去。

           如今,已步入75岁高龄的何海文身患心脏病多年并且做过胃切除手术,老伴冠心病、糖尿病缠身。哪怕在这种窘迫中,他也深怕麻烦组织。天大的事情都决计自己扛着,从容面对。

           到了这种年纪,何海文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叔衡公的模样反而在心中日渐清晰、深刻和高大起来。当时已年届六旬的祖父是在福建长汀遭遇国民党追兵围剿,突围中走投无路时跳崖就义的。早些年,地方政府分别在宁乡及长汀何叔衡就义地址为他修建“衣冠冢”和纪念碑。何海文作为何叔衡身后唯一嫡孙应邀前往,当他咬破手指将血液滴在即将入葬的宣纸祭文的刹那,在血祭的悲壮中他觉出了那种红色血统的强大脉冲。

           今年清明他再度走近安眠福建长汀的祖父,特地从沙田乡叔衡公故里旧居的前坪,取了一捧融入春光的故土,然后用一只兰花瓷瓶灌满老屋门前池塘的清水上路。在那里完成有特殊意义的培土与浇灌后,仰望叔衡公高高的纪念碑,何海文觉得这一辈子虽然作为不大,但行得端,走得正,没有愧对祖父,他心中因此而腾涌起新的股股暖流。

           (责任编辑:亚闻 实习编辑:马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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