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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份处决通知书谈起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4

           

           郑琳春

           数年前,一位青年文史研究者从北京潘家园淘到一份1970年1月“文革”中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通知》是以“现行反革命罪”拟出待处决的20人名单及其罪行,要求组织革命群众进行讨论的一份内部材料。

           其内容如下:“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火朝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灭亡,积极配合帝、修、反进行破坏活动,幻想变天。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检法军管会。”

           这份拟“处决者名单”20人,分为17桩案件(含并案)。在这20人当中,男性17名,女性3名;50-60岁有3人,30-45岁有12人,不足30岁者有5人。这里有的已是“文革”研究者所熟知的名人:如遇罗克,他曾写《出身论》等一系列围绕“出身”问题的研究文章,当时即很有名气;如3位女性杨淑辰、王佩英、马正秀均是当时名人。这批“现行反革命罪犯”在1970年1月27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宣判为死刑,两日后在卢沟桥被执行枪决。这批“反革命分子”除了名列最后的第19、20号属于恶性刑事犯罪以外,其他人多是因言获罪,多数是不满当时“文革”现状,从思想和行动上倒向了前苏联。

           1970年1月31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出“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为了落实战備,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中央作出以下指示:“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令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重要案犯需作紧急处理的,可用电报宣报中央请批。”《指示》下发后,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打击反革命分子”运动。

           由此看来,当年之所以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打击反革命分子”运动,是因为中苏关系恶化尤其在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役”后,中央高层认为中苏战争已在所难免,为了不让国内的“反革命分子”成为苏联的“内应”,有必要在国内肃清这类人,以防患于未然,因此明确提出了要“镇压”,要“杀”。这份文件用“镇压”一词1次,用“杀”字10次。事实上文件下发前两天,20人当中的19人已经被枪决了(遇罗克因报告军代表“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而延迟到3月5日这一批次枪决)。

           唐志强其人

           20人名单中有一位安徽籍青年唐志强——“唐志强,男25岁,安徽人,北京市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现行反革命叛国犯。”这引起了笔者高度关注,他来自何方?家住哪里?父母姓甚名谁?又因何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所幸关注他的不仅是笔者,还有很多研究“文革”史的学者以及唐志强生前的学生和北京市西城区青年科技工作者。在他们提供的资料中,我找寻唐志强生平的工作有了一定线索。

           笔者顺利找到了唐志强生前的学生大范先生写的《往事的印记》一文。文中写道:“唐志强,我的天文老师。他个子不高,性格内向,工作认真,朴实无华。他热衷于天文,经常深夜里把我和刘百操、王一宁等几个人叫起来,遥望夜空,观测星星,耐心的向我们讲解夜空的奥秘,他教会了我们许多天文知识,激发了我们探索天文的兴趣。想不到一天下午,他被警察带走了。据说他反对林彪,当我们听到他的死刑判决书时,都惊呆了,茫然与惶恐交织在一起,久久不能释怀……”

           唐志强是一个酷爱天文科技的青年,浩浩寰宇的奥秘充满了他的童心。从少年时代起,母亲就为其购置了大量的天文器材。他经常在半夜起床独自观测漫天星辰并撰写了大量笔记和研究心得。因其对天文的研究才华在他上北京八中就已经崭露出来,高中毕业后原准备报考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却因“文革”爆发大学停招无法实现,所幸被北京市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发现并录用为天文辅导老师。科技站天文组因有了唐志强而办得有声有色。然而随着“文革”的升温,教科研活动一并停止,他埋头在家写了大量向往苏联生活、想继续从事天文研究的日记来倾诉自己理想与情感。最终他愤然乔装打扮成朝鲜侨民,乘车去了苏联大使馆乞求出境。后果可想而知,他被北京公安当场拿下。两年半的监狱生活后,他迎来了不是重新获得科研的自由之身,而是对他人身死亡的宣判书:“唐犯思想极为反动,从1967年以来,大量书写反动日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多次投机投靠外国未遂。1967年7月20日,唐犯化装成外国人,携带我国重要政治、经济情报300余份和反革命信件多封(其实是天文研究资料和自己对‘文革看法的日记等),到外国驻华使馆投靠,当场被抓获。”

           “文革”史研究者“童话”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阅览室里找到了唐志强的3篇遗作,为此他撰写了《仰望星空的青年》这篇怀念文章:

           那是期刊《天文爱好者》,能查到的遗作竟有3篇。1963年唐志强还是北京八中的学生时,就在当年第10期《天文爱好者》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我对天鹰座η星的目视观测》的文章,报告了对天鹰座η星将近两个月的观测、计算结果……独对发黄的书页,眼前有一幅静夜星天的图景淡出,唐志强变得真实起来。特别是看到他的名字被人涂污,打了叉子,旁边还有“叛徒”二字,更是涌起了一阵辛酸。唐志强的第二篇遗作《我们的天文小组》刊登在《天文爱好者》1965年的第7期。该文是唐志强对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小组工作的报道……文中记述了天文辅导员的具体工作,“在初、中、高级组里,除由天文辅导员讲授天球坐标、时间计量、望远镜等基础知识外,还可按个人的爱好和兴趣,分别参加变星、流星观测和制作望远镜等活动。”1966年的《天文爱好者》的第2期仍刊有唐志强的文章,标题《一颗明亮的大流星》,竟然谶语意味。当时山雨欲来,唐志强仍在专注地观测星天。他写到:“1965年11月3日东经120。标准时(即北京时间1时47分),我正在观测(观测地点北京西城区)的时候,突然,一颗明亮的流星垂直地平向下飞过。这颗流星极亮,可能是一颗火流星,亮度估计约为负4.5等,出现时天空背景都被照亮……”

           然而,这位来自安徽的“明亮的流星”就这样快速地划过天空又快速地消失在茫茫夜空,被枪决那一年他年仅25岁。在深感痛惜之余,那些关注者、研究者却因未能探知他父母及家人的信息而深陷遗憾之中。可是不久前,事情在笔者这里有了转机……

           唐淑琴“文革”中的交代材料

           笔者去年参加了一次文史资料拍卖,拍得安徽老一代革命者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其中恰好就有唐志强母亲唐淑琴及其姐姐唐淑芸的交代材料。

           “二唐”是同胞姊妹,出生在天津市,上世纪20年代初,4岁的唐淑琴和哥哥、姐姐、弟弟随母亲投奔在安徽工作的父亲,并在当涂县乌溪镇定居。后由于父亲失业,家里生活困难,父母忍痛将长子唐永康过继给天津的伯父。之后随着抗战爆发,日军入侵到皖东南各重镇,他们一家5口无奈离家出逃,落难到大官圩前吴村。1938年夏,新四军二支队进驻该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此时,年仅16岁的弟弟唐永源参加了这支部队。他进步很快,当上了中共当芜县委青年部长并负责一个区域的组织工作;淑琴和姐姐淑芸也参加了战斗服务团,并先后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姊妹俩年轻漂亮、手脚勤快,还会熟练操作“水划子”,以致后来在新四军第七师里赢得了“江东二乔”的美称。

           关于入党问题,唐淑琴在“文革”期间交代说:

           革命群众给我贴了大字报,我认为这些问题我写好书面材料交给组织,等同志们去外调就能解决问题了。我的主要思想包袱就是关于我的入党问题,我并没有正式办理入党手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1940年阴历六月的一天夜里,我弟弟唐永源回家了,我对弟弟讲关于我的入党以及希望脱产工作的问题……弟弟说:“咱是一家人不好讲,我带你到侯光同志(时任当芜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处,你当面向他提。”于是我们一同在不远的田埂上找到了侯光同志,向他陈述了自己家庭生活困难,请求脱产工作和入党问题。侯光问我:“你知道共产党是什么组织吗?”我说:“是穷人的组织,将来把日本鬼子打走了,共产党将带我们穷人走苏联的道路!到时我们既可以进集体农庄,还可以建自己的工厂了。”他低头沉思了一下,说:“目前组织上经济也很困难不能解决你脱产问题,关于你要求入党问题,要通过研究后再答复你,你要克服苦难努力做好党交给你的工作。”不久我再次找到侯光,答复是“马上就研究,应该没问题,会通知你的”。弟弟与侯光同志一起牺牲后,组织上派我到皖南特委训练班学习就自动登记为党员了。对此事我以前未向组织上交代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使我明白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今天我主动向军代表交代,诚恳接受组织上给我的任何处分。

           当年在中共当芜县委负责大官圩区域党组织工作的彭佩敏,在关于唐淑琴入党问题的证言中写道:

           我是1940年1月由上级组织负责人李华楷同志分配到大官圩地区和唐永源一起负责党组织工作的。我回忆当时发展了一批党员,大官圩是敌区,鬼子经常来,发展新党员是在可靠的群众中由老党员单线去做工作,也办理不了入党手续,小组决定,区委批准就可以了。唐淑琴是在1940年7月份经我和唐永源介绍入党的。我刚到大官圩就住在唐家,经常在她家开党的会议。她入党前就已经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我们认为她忠实可靠,可以吸收入党。淑琴没有办理入党手续,主要由区委负责,她本人是搞不清的。

           1940年9月6日,国民党县常备队中队长鲁震五,勾结驻宣城的国民党第一〇八师,制造反共摩擦“金宝圩一大官圩事件”,包围袭击中共宣当芜游击大队,因双方力量悬殊,游击大队损失惨重。侯光、唐永源等14人在战斗中牺牲。年仅18岁的弟弟牺牲后,唐淑琴父母深受打击,全家被迫再次逃难。

           关于此事姐姐唐淑芸曾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中写道:

           1940年9月初,一天夜里弟弟突然回到家,还带有几个游击队员。他告诉我现在外面情况突变,国民党和我军发生摩擦。“你在家要提高警惕,目前游击队行动大,准备和国民党常备队打硬仗,我家住的位置,常备队他们都知道,你们要机灵些,一旦情况变化,全家就要转移到外村去,好在能借到小划子,也很方便。”他说之后没过几天就是中秋节,记得下午我妹妹给人家上门去织毛衣,看见伪保长正搜集大量小木船准备开往鸟溪镇方向去,路上又遇到本村在镇上经商的曹三爷,他对妹妹讲,“二姑娘啊,今天风声很紧,可能是国民党一〇八师要开进大官圩了,我看是来者不善啊,你家在大官圩的名声大,不如早点离开村子躲躲要安全些!”妹妹听到消息后没再去上工了,赶快回到家里跟父亲报告路上的见闻。父亲说,“你弟弟已经联系不上了,你们先带着你母亲到对面某某村姓吴的(父亲的朋友)家里去避一避,我在家看门,看鲁震五能把我怎么着,我的儿抗日打鬼子难道还有错?他们把我抓去正好,家里还能省下一点米!”半夜时分我们在吴家准备睡觉,听见门外父亲在叫我名字。一开门,父亲就说,“鲁震五这个狗东西带着一〇八师的兵到我家来抄家了,他对一〇八师的人说,这里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站。这些兵将我家能拿的全部拿走,不能拿的放一把火全部烧掉了。我被村里某某送到小木船的船舱里躲起来,等他们走了,才逃出来的。”父亲带着借来的一吊钱连夜带我们逃出当涂,向芜湖方向奔去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4月中共华中局决定在无为县重建中共皖南特委,书记由李步新兼任,黄耀南任副书记并主持工作,皖南特委变更为皖南地委后黄耀南任书记。皖南特委(地委)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壮大我方武装力量做出过重大贡献。那年春,当涂县地下党员鲁万清、邵时安(唐永源的战友)将流落在芜湖街头做工的唐家姐妹带到了无为县白茆洲中共皖南特委的驻地。聪明美丽、手脚勤快的姊妹两进入队伍,同志们都非常高兴。特委副书记黄耀南欣喜地接待了她们,经过谈话后俩人被分别选送到特委训练班学习。22歲的妹妹唐淑琴与36岁的黄耀南一见钟情便相恋了。此时的白茆洲凉风习习,芦苇丛中、沙洲堤上都留下了这对浪漫情侣的身影。训练班一毕业俩人就在驻地农户家中结婚了,之后“小乔”淑琴留在地委做机要秘书工作,后调入无为县、繁昌县做地方工作。“大乔”淑芸则与时任宣当芜党工委书记方休结了婚,方休后作为苏皖区党委特派员,协助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负责南京地下党组织工作。

           然而,唐淑琴与黄耀南结婚没几年,两人就闹起了离婚风波。时任皖南特委(地委)宣传部长张伟烈在唐淑琴的外调材料中写道:

           唐淑琴到白茆洲后,进入特委办的训练班里插班,学习了很短的时间就和黄耀南结婚了,好像结婚后没有做什么很多工作吧。约在1945年春,唐淑琴发现黄耀南和他的女秘书有不正常的关系,就经常吵闹,约在当年9月间离开皖南地委机关。当时组织部长是张恺帆,她和黄耀南办离婚手续和转组织关系等事项,可向张恺帆了解。唐淑琴在白茆洲皖南机关这几年没有政治问题。

           对与黄耀南的婚姻问题,唐淑琴自己交代如下:

           1945年9月皖南地委组织部长张恺帆找我谈话,一是要调我到苏北新四军军部学习;二是要我与黄耀南离婚。我说我与黄离婚问题已经在皖南地委闹得沸沸扬扬,多数同志是同情我的,现在黄耀南和言行(上海女大学生,参加学生运动后暴露了身份,经组织安排到苏皖根据地)好上了就强制与我办理离婚手续,我坚决不干。张恺帆说,关于调你去军部学习的问题不是黄耀南一人所决定的,是组织决定的,因为皖南地区要转入游击战争状态,组织上考虑到你带有小孩行动不方便,另一方面到军部学习可以提高你的政治水平。再说你和黄的婚姻问题长久拖下去对你不好,对你的工作和精神上影响很大。可是那时,我的思想还是不通,口气还是不软。于是张恺帆第二次找我谈话:“小唐,这不是你愿不愿去的问题,而是党的决定,你难道不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吗?”于是,我不敢坚持个人意见了。张说,“你到军部从芜湖市地下交通站你姐姐唐淑芸那里走。关于你的小孩可以安置到你母亲家里抚养,领上一年的保姆费和小孩子的生活费;关于你的党组织关系以后通过电报转过去”。

           唐淑琴和黄耀南在皖南地委生下的这个小孩便是唐志强。从唐淑琴的交代材料:“1944年阴历正月到二月,我的预产期到了……两个月后回到皖南地委交通站工作。”可推测唐志强生于1944年初春。

           对于儿子唐志强,唐淑琴在交代材料中写道:“我的唯一亲生子叫唐志强,生下来不久就交由安徽当涂县乡下我父母那里看护。解放后不久我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将孩子送到北京我这里上学。高中毕业后录用在北京市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工作。1967年7月20日搞叛国投敌现行反革命活动,被我公安机关镇压,现年不到25岁,群众身份。”关于唐志强的“反革命”活动,中央民委机关大院(新中国成立后,唐淑琴调人中央民委工作)曾有相关证人举报:“唐淑琴独子唐志强是苏修情报员,他是研究天文的,过去唐淑琴曾私费购置天文器材,让他到外地和北京郊区山上观察星星。唐志强还有自己的照相机,拍摄了许多情报资料照片在家里洗晒,唐淑琴目睹无阻,没有揭发他儿子的任何情况。唐志强被捕入狱后,他母亲也没有写过任何揭发材料,反而托人购买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送给她儿子看。因此唐淑琴是否与他儿子的案情有关,值得怀疑。建议定为清理阶级队伍重点人进行审查。”

           战地鸳鸯各奔西东

           组织上对闹得沸沸扬扬的黄耀南与唐淑琴离婚事件的处理意见,并非为了消除对黄耀南或唐淑琴的个人影响,而是考虑对驻守皖江的第七师皖南支队的影响,同时也在保护皖南革命根据地。唐淑琴无奈地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将孩子送到当涂乌溪镇由母亲抚养,自己则踏上了重返部队的路程。

           对此,当时在皖南地委交通站工作的张泽华曾在外调证言中写道:

           那时我和唐淑琴都住在白茆洲沙陇村。她是地委书记的老婆,大家都认识她,她中等身材,体态丰满,城市人打扮。而我仍是穿着像乡下人的衣服,我们接触少,但背后都叫她小唐。我同她还有她家保姆、小孩子,4人一起出发的。当时她离婚还没几天,一路走一路哭,情绪很不好,我和她保姆一路都在劝她。保姆是本地人,家就住在江边,她找到一只小民船,我们4个人就坐着小船到了芜湖。在芜湖大唐(她姐姐)的交通站里住了五六天,芜湖是敌占区,我每天除了在弄堂口小饭铺买点吃的,几乎不出门,主要是等小唐把小孩子送到乡下去了,大概是她母亲那里吧。等小唐回来,大唐就送我们坐火车去南京,她叮嘱我们要提高警惕,万一被敌人盘查,要准备好借口,各说各的。确切的时间和路程,现在印象模糊了。

           到达南京后,唐淑琴曾被敌人拘留审查,对这一历史问题她交代如下:

           1945年阴历九月,我到皖南地委交通站负责人王宁处与其爱人张泽华一同由芜湖市转到南京,住在中华门附近我姐姐唐淑芸的朋友家,第二天我和张泽华二人同去南京地下交通站王树声处报到。第三天一早王树声派了一位从军部过来的男同志介绍沿途关卡等情况,并替我们购置好去军部的轮船票,直至送到轮船上找到座位后该同志方才离开。不料船行到八卦洲附近,国民党军队上船检查,我和张泽华等因是外地口音被一起扣留下来。有一个士兵押送着我们换了一条小木船靠上岸,我在沿岸步行途中看见了厕所就提出要解手,在厕所里我将口袋里的身份证、介绍信等全部投入粪坑里。第二天我被叫到一办公室里审讯,一个军官让我写名字,我说不会写字,就问我:“叫什么名字”,回答:“叫小通。”又问:“你现在从何处来,要到哪里去?”我答:“从天津到南京来,转到江北去找我姑母,跟她儿子成亲。”又问:“你未婚夫是干什么的?”我答:“在九里埂码头摆摊子做小生意。”接着问:“你知道那里是共军地盘吗?”我答:“不懂什么叫共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是找他成亲的。”接着问:“跟你一起来的那个青年妇女你认识吗?”我答:“不认识,那个‘大麻子在船上还偷了我的毛线衣!”……那几天,白天我就给那里的士兵缝补衣服、补鞋袜子等。关押一周后,一个士兵将我领到原来的那艘轮船上,遣送回南京了。

           1945年底,过继给唐淑琴伯父的哥哥唐永康(后更名唐健侯)写信到当涂乌溪镇,信转到南京方休与唐淑芸处。信封上不是印有“某某单位缄”而是一连串的代码,这引起了陈修良、方休等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的怀疑。通过组织甄别,确定信是经国民党中统局发出来的。原来,唐永康大学毕业后来到西安求职,抗战期间招录进西安的知识分子训练班并分配到国民党省党部工作。抗战结束前调入重庆的中统局机要科任总干事,不久便随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到南京。之后,唐家父子兄妹等在南京相见了。陈修良、方休以中共南京市委名义交给淑芸、淑琴一项秘密任务:以给哥哥带小孩、做家务为名,密切关注唐永康的言行,了解中统局的情况;把握机会偷看唐永康带回家的公文,最好能抄一些材料或密碼交给地下党组织。一天机会来了,淑芸、淑琴两姐妹在兄家做家务时,发现一个皮箱子未锁好,打开一看,密密麻麻的全是数字,姐妹俩赶抄了一份交给方休。陈修良等人看后认为价值极高即连夜派人送至上海局。大约两个月后,唐永康一脸愁容地回到了家,对妹妹说,“共产党真是厉害,我们的密码不知怎么地就被他们破译了,害得我们机要科人人自危!”唐家姐妹压制住喜悦,分头干活去了。解放前夕唐永康逃离大陆,不知所终。

           时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在外调证言中写道:

           小唐原来住在方休家,如何住到她哥哥家中去的,是我们要她去偷中统局的密码,才叫她去的。1946年夏天据方休汇报,小唐哥哥有一只小皮箱被小唐发现,里面放的是中统局呼叫全国的密码,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布置方休把这份密码偷出来,送到中央去会很有用处,结果是偷出来了。这件事我当时是委托南京情报部门负责人芦伯明(上海外事处前处长)去办理的,把密码送到了上海局,并打电报给中央。这个密码送到中央后,据上海局书记刘晓、刘长胜告诉我,中央对于此事表扬了南京市委,(表扬)不是专对方休的。事情是南京市委一起商议的,你们还可以去问芦伯明、朱启銮,由他们一起回忆一下。至于说送小唐去上海,由上海分配工作等问题,自然应由上海局决定,南京市委不能过问,以后小唐在上海的工作情况,我更不知道了。

           1947年5月,中共中央给上海地下组织发出名为《中央关于上海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的通知》的电报,其目的是加强与调整白区地下党的工作。上海中央局依旧简称上海局,仍由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上海局鉴于唐淑琴生活上是单身、政治上忠诚可靠,在南京又成功窃取过中统局重要密码,遂安排唐淑琴与同样单身的地下党人李星光扮成一对“假夫妻”,在上海西门路(马当路口)经营“美而廉”旧货商店,作为潜伏在上海闹市区的地下党交通站和上海局负责人的开会场所。

           时任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在1981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上撰文《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回忆道:

           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宋庆龄同志很多帮助。一次,她让廖梦醒同志亲手交我3万美元,我随即交到刘晓、刘长胜同志处,以备党的需要。中国福利基金会运往解放区的衣物,数量很大,次数较多。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宋庆龄同志叮嘱在福利基金会工作的俞志英同志,将衣物的一部分交给佛教界著名人士赵朴初居士主办的“上海少年村”(收容贫苦孤儿的救济组织),然后再分批交地下党组织运往解放区。有时,因药品和衣物很多,暂时转运不及,为此,上海局以基督教著名人士吴耀宗先生夫人杨素兰大夫和王辛南、杨宛青(二人均地下党员)的名义出面,联合著名医生王淑贞、苏祖斐、邝翠娥等人在北京西路、石门路口开设了一个“联合药房”,并指派由中原解放区来的李星光同志、由新四军七师所在地的唐淑琴(女)同志在西门路马当路口开设了一个名叫“美而廉”的旧货店,以掩护药品和衣物的运转。

           上海解放后,张执一代表组织奖励唐淑琴20块银元,也算是几年来经营“美而廉”旧货商店的薪水吧。唐淑琴将钱如数带回当涂县乌溪镇,郑重地交给辛辛苦苦替自己带孩子的父母。临行前“美而廉”的“李老板”与“老板娘”在同志们的撮合下结成了一对真夫妻。新中国成立后俩人调入中央民委工作,唐与李未再生育。

           对于皖南地委的那场婚姻,唐淑琴一輩子耿耿于怀,离婚后她断绝了与黄耀南的一切音信联系。在唐淑琴的外调材料上也没有见到黄耀南写的一言半语,黄可能至死(1977年3月于上海去世)都不知道儿子唐志强早已离开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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