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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历史与区域史研究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4

           

           许雪姬(台湾)

           前言

           近一二十年来在台湾口述访谈的风气大开,可谓众声喧哗,成果丰硕,由庶民角度出发的历史成为最能吸引众人目光的叙事。口述访谈是透过深度访谈以发掘个人记忆而形成的历史,因此西方学者开始探索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讨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哈布瓦斯则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拥有不同社会权力的群体选择自己所需的记忆来进行再建构的动作,往往社会权力高的群体,其集体记忆就会变成社会的遗产,从而相对权力弱势的集体记忆就会消失。若有国家介入,经宣传或教育置人个人记忆,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则会有一言堂的效果。因此时下兴盛的口述访谈的数据,非得究明其背后形成的因素谨慎使用不可。不过太过分去检视记忆的真确性,也可能被误导,无论如何真人的档案不会比历史档案来得差。刚开始口述历史只使用录音机,保存语音、制作文本或有机会出版;但近几年来两岸开始重视影像的保存,一面访谈一面录像、写脚本拍摄影像,甚至在访谈后就访谈内容形成几个主要问题再请教受访者时才录像,放人“国家文化记忆库”中,可随时上网阅看。可以说过往纯粹的口述访谈工作已经转型。

           区域史的研究若非进行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无法克尽全功:相对于国家的历史,区域史有大、小区域之别;有以地方行政区划、有以自然地理区划,都是国史组成的重要部分。如果以行政区划来研究小区域史,因其比起国史、大区域史面积来得小,看似较容易修纂,实则不然。由于区域史较难有充分且时序连贯的史料可用,因此利用参与观察、田野调查、口述访谈成为研究区域史必须采取的史料搜集方式。

           本文拟由口述历史的兴起与演变谈起,次及区域史研究时数据的欠缺。续论口述历史运用的情境与方法,如何有益于区域史的研究。最后以研究台中雾峰林家的历史为例,看口述历史如何取得关键性的数据来补充相关数据的不足。

           口述历史的兴起与演变

           众声喧哗下的口述历史 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已有所谓口述历史,大半以座谈会的形式展开,如果追溯台湾口述史的源流,首推1946年10月20日由台湾文化协进会所举办之音乐座谈会为最早,在该会上由有“台湾音乐之父”之称的张福兴对日据时期的台湾音乐情形和其个人的音乐生命史做一简单的回顾。1959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真正展开口述历史的工作,该所早期以访谈外省的军人、政治家为主。台北市文献会、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和台大历史系则以访问本省的耆老或办理座谈会为主。1984年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成立口述历史组,设专任助理,由有兴趣的研究人员自由加入,和这之后(1991年)“国史馆”设立有专职人员的口述历史组大不相同。但在这两个机构大力推动下,口述访谈的人物更多,层面更广。何以此阶段的口述历史能发展如此快?主要的原因是1987年解严,人们才敢于开口叙述自己的过去。其次,是历史学科虽未将完成口述历史当业绩,但至少视口述访谈为搜集数据的方式,并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扩大口述访谈的边界。第三,由于解严,因此发生在过去的政治案件受难者,要求平反、补偿的声音很高,为了平衡史料,也为了取得个人受难的经过,因而访谈受难者本人或其家属,成为十分迫切的事,因此完成的访谈成果丰硕。第四,留下自己历史的迫切感,使愿意接受访谈者增加。凡是走过两个时代的不论本省人或外省人都已垂垂老矣,由于自行写作有困难,因此愿意接受访问。第五,高校开始开设口述史的相关课程,训练学生掌握必要的口述訪谈技巧与内涵之后,才能进行口述访谈。在台湾约有10多个学校开口述历史的课,在花莲的东华大学历史学系自2003年开课迄今,目前已可用口述历史的成果当成硕士论文。除了学校外,口述历史相关的研习营经常举办,多少也帮助了无法进入学院学习者。

           由文本到影像 口述历史在计算机尚未出现的时代,最重要的训练是如何速记、录音及整理成文本。在台湾基本上是采取重整式的整理法(将文字稿整出后,删除重复的部分,依时序、主题予以分类、定标题),这和日本大半以一问一答的方式不同。当然也有例外,如前所提及台大历史系完成的《近现代台湾口述历史》。除了重整型、一问一答型外也有混合型,即用重整型后,为了凸显访谈者的问题意识,用受访者直接的回答以取得临场对话的真实性时所采取的方式。

           近十年来信息科技大兴,口述史必须声影俱全。因此增加口述访谈的经费以及完成文本或影像纪录的时间势在必行。目前的做法就看有多少人力,如果只有一个人,他必须自行架设录像、录音设备,一面访谈,一面注意录音与录像,虽然节省人力、费用,但访谈者疲累不堪,影像也呆板无趣。若要达成较好的效果,做一次口述访谈至少要3人一组,一为摄影师(目前已流行双机拍摄,主机记录受访者的正式谈话,副机则视情形作适度取样,可同时纪录下现场录像之情形,对日后的研究提供更多可用的信息)、一为录音速记的助理、一为主访者,访谈后除了取得全程录像带,还可依需要剪辑精彩的部分。也有以拍摄影像为主体,先做录音访谈,撷取其中精彩部分写成脚本,由受访者“演出”,经过剪辑、旁白、英译、字幕,最后压片、翻拷,所费不赀。如做专题式访问、访问人数较多时,往往时间、体力、经费的负担过重。时代的潮流迫使人们赶上尖端科技的脚步,但如进行个人的研究工作,仍以最简便方式进行即可。

           小众主题的吸引力 历史有所谓大历史和小历史,进入21世纪,政治史、经济史这些原为历史主干的存在,反而不如文化史、生活史甚至是性别史、体育史及各种艺术史较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光。尤其以口述访谈取得的资料或书出版,不论以个人生平式或专题式来操作,因其易懂、有趣,往往比正式的学术刊物卖得更好。以台湾“中研院”而言,近代史研究所的《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陈三井,1984)、《蒋硕杰先生访问纪录》(陈慈玉,1992)、《走过两个时代的台湾职业妇女访问纪录》(游鉴明,1994)、《日据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许雪姬,2002)都有第二刷;台湾历史研究所《走过两个时代的人——台籍日本兵》(蔡慧玉,1997)、《兰大弼医生口述历史》(刘翠溶、刘士永,2002)、《日据时期台湾人在“满洲”的生活经验》(许雪姬,2014),亦有第二刷。

           法律的规范与诉讼 以口述访谈结果出版,虽然有一定的可读性,但若在言谈中批评或谈及第三者隐私,很容易涉及“毁谤”。此即在进行口述史时不可不重视的隐私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信息隐私权。2012年10月1日台湾实行《个人资料保护法》后,要出版口述历史时,口述历史工作者对著作财产权应尽量取得书面的授权,对著作人格权宜约定不行使,以避免执行后所可能产生的任何法律争议。实际上在《个人资料保护法》未颁布前,“中研院”近代史所以及我个人都曾经因口述历史出版的问题,而上过法院,备觉困扰。

           口述历史不只是史料也是历史本身

           如果由1987年至今,这30年的时间来看台湾口述历史的发展,由其出版品的数量及在学校至少有13个科系开课的角度来看,她已由原先不被看好、低阶的采集工作,到成为搜集史料的重要手段,更可利用口述访谈写成专论、取得学位,因此口述历史既是史料,也是历史本身。而访谈对象也已从传统的访谈名人,到注意到弱势族群,或转向升斗小民、女性、宗教、艺术等相关人物,使口述历史成为一般民众可以接受、爱看的另一种具历史性的刊物,亦有人认为这才是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郑仰恩自1995年起开始指导台湾神学院的学生利用口述历史来完成论文,至今已有20多篇论文、3篇硕士论文,首开其端。阳明大学蔡笃坚先有《战后台湾防疫口述影像访谈录:第一年成果报告书》(2000),继有与卢忻、梁妃仪合作的《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讨》(2007),随后又主笔写成《一个医师的时代见证:施纯仁回忆录》(2009)。台北护理健康学院已有40多篇学位论文使用口述历史,甚至题目出现“口述历史”四个字。

           口述访谈是取得区域史研究史料的最佳途径

           每一区域史的研究都具有独特性,是形成国史的重要部分,由于中国史学传统是后代修前朝的国史,且设有史官和固定经费,并有充分的数据,因而相对于范围小、可用史料不多的区域史,反而容易。区域史则是依行政区划的大小,以分类记述的方式,加以编纂的著作。区域志包括省通志、县志、乡镇志,甚至村志,不断续修,成为了解区域史最重要的读物。修方志,常常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必须多方利用口述访谈以取得修志的史料。以台湾的方志为例,可窥其全豹。

           二战前后台湾的方志 以清代和日据时期而言,清代台湾的方志传承自中国传统方志的修法,这和清朝来台官员聘请外来的修志专家,将其修志经验带来台湾有关。至于修方志的资料,《淡水厅志,订谬》[台湾淡水厅设于1723年,郑用锡在清道光年间创修志稿,1867年淡水同知严金清聘林豪续修而成。采用正史体,是台湾方志发展史上的一大变革。参见陈捷先《清代台湾方志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6),155-157页]就提出了“采访”,即今日的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其文曰:“方伯之言曰:‘志乘与他书不同,应考旧籍者十之二,应釆案牍者十之三,应釆访舆论者十之四五”[参见木豪《淡水厅志。订谬》,收入陈培桂《淡水厅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463页]。由上即可知采访在修志上的重要性。目前台湾保留的清代、日据时期未修志而先行采集而成的釆访册,就有好几种,如《云林县釆访册》《台湾釆访册》《凤山县釆访册》《台东州釆访册》《新竹县釆访册》等。日据以后,上自总督府下至区警察局都设有编纂股,掌理编纂事务,故由各级行政机构编纂的史料颇多,各地方之乡土研究亦颇兴盛。此外其纂修的内容,显然受到日本本土所修的郡志、町志、村志的影響,类目细且具层次感,有些名为志,如《台湾志》,其实已是史;也有称为《台湾事情》《台湾事情一斑》《台北厅志》《台湾大观》等,其实仍有志的影子。二战后,台湾省通志的纂修仍受传统中国方志的影响,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亦有所创新。先是1947年成立台湾省通志馆,任命雾峰林家的林献堂为馆长,1949年6月改为省文献会。该会成立最重要的使命即为修《台湾省通志》,故先后由杨云萍、林熊祥编订纲目,共11卷、58篇,后经“内政部”改为13卷、11志、62篇。林熊祥有先进的修志观念,他提出修志必须以科学之方法,修出台湾省的特色,亦即台湾人民之冒险进取的精神与民族精神,也要修出具有现代精神(重证据、除偶像、叙述客观、定界线)的方志。在他主持下完成的《台湾省通志稿》,被尹章义教授评为其价值远在后修的《台湾通志》之上。目前台湾修方志之风仍盛,在方志中,口述访谈用的最多的是方志中的人物志和宗教志。

           熟读相关数据、设计好问题才能走入田野 地方史料固然不很充分,但在走人田野之前,必须熟读各种史料,具备该地区的一般常识,以及由数据中找出歧异及不足处才能确定访谈的问题与深度。以下谈区域所保有的数据。

           一、各级行政单位的档案:由于档案局已经成立,档案已在管控中,管理档案者必须依法编目、扫描(永久保存),委托单位必须开放档案室,也需提供行政首长的施政报告、议会质询资料、职员录。

           二、户籍资料、土地台账、宗教台账、祭祀公业台账。

           三、人民团体的水利会、农会。

           四、历年的电话号码簿。

           五、堡图与不同年份的空照图。

           六、各种人物传、数据、报纸(尤其地方报纸)。

           至于个人资料则有退休之相关文件、照片、书信、日记、账簿、奖状、勋章、契字、阄书。

           搜集到上述资料后必须熟读,并将数据互相歧出、不足之处列入访谈重点。如果经由访谈而尚未能取得答案,则不妨召开座谈会,找对相关问题有了解者,共同来探讨此问题。

           运用座谈会的时机与方法 前已述及座谈会是口述历史形成的方式之一,也可说是工作方法之一;是抒发己见,互相讨论,凝聚共识或多元呈现最重要的手段,在台湾一直以来都以座谈会形式作为呈现多元观点的手法。不过座谈会在口述历史界,相对应用较少。过去用召开座谈会的形式取得史料的,大半用在:

           一、纪念历史上重要人物:通常挑在该人物百年诞辰时举行,找来亲朋故旧追思、缅怀,并借着各人所言,作为该人重要的研究史料。以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出版的《近代中国》为例,召开过蒋经国(3次)、阎锡山、叶公超等党国元老的座谈会。

           二、取得区域开发史:台湾区域史的研究较迟才进行,但台湾社会变迁大,因此有必要自众多耆老口中记录下当地的开发史,台北市文献会发行的《台北文物》自1953年起分别在台北市的艋胛、大龙峒、大稻埕、府城及其附近的锡口(松山)召开耆老座谈会。1992年台湾省文献会设立口述历史项目小组,走访全台各县市乡镇,甚至原住民各族群,举办乡土史料座谈会,成为往后各乡镇修志的必要参考数据之一。

           三、深度的专题性座谈对修志、修史都显示其重要性:以宜兰县文献委员会而言,为了配合方志等纂修,召开专题性座谈会,内容针对兵役、海外从军经验、皇民化运动、学校教育、林业、酒业、纸业、渔业,透过个人经验,再参考公家档案,就可看出较欠缺的各地执行面。

           四、探讨各种不同角度的历史事件用来记录集体记忆,藉以了解或澄清某些历史事件。

           究竟何时会启动座谈会的机制?首先多以召开座谈会来选择深度受访者人选。受访者中何者记忆佳、口才好,可以由座谈会中发掘。其次受时间之限,必须在短时间取得多元的经验与观点。三是为澄清某些看法或形成某种经验层次时,举行座谈会可以将夸大的说法降到最低,且可互相补充看法,甚至有不同的看法,此類座谈会往往在访谈后对不同意见的陈述感到困扰时而召开。

           座谈会要能顺畅进行,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必须慎选主持人、参加座谈的人、拟订好题目、营造良好的气氛、妥善控制时间、完整留下座谈会纪录,才能克尽全功。

           地方史志中的人物志与宗教志地方史志中最受重视也最容易出错的就是人物志。到底什么人会被收入人物志?黄苇等人所著《方志学》一书提出6项筛选的原则,一以本地人为主;二以正面人物为主;三详今略古以近现代人物为主;四不为生人立传;五为有益社会的小人物立传;六为地方上具有全国性(影响)人物者立传。在台湾据“中研院”台湾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曾品沧的研究,二战后方志中的人物大抵以抗日义士为重点,旁及孝子、节妇、烈女等,也有一些方志没有人物志,更有为生人立传之事,但到解严前、1985年以后修的方志,因权威体制式微,社会价值观念逐渐多元化,对应列入方志的人物类型看法不一,因此呈现十分分歧的局面。同年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王良行为省文化处编《乡镇志撰修实务手册》对人物筛选提出四个基本原则:记死不记活、分年(卒年)不分类、正负兼顾、以及兼采在地观点。其中正负兼顾到目前为止除了笔者外,似尚未有具体实践者。我在2007年开始纂修《续修台中县志人物志》时,即大量采用口述访谈、座谈会来取得传主的名单和相关资料。我先在台中县文化局的协助下,分山、海、屯三区召开耆老座谈会,建立初步名单;再就名单去寻找相关数据及传主的后代,立刻进行口述访谈;再由耆老口中得到另外的线索,再增减名单,进行口述访谈,周而复始,终于完成361个人物传。这其中有1/3找到后人进行口述访谈,我和另两位编纂杨丽祝(台北科技大学文创系副教授)、赖惠敏(“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分头进行。由以上例证可知口述访谈在修人物志过程中的重要性。

           宗教志在方志中并非皆有的志。1994年我参加《鹿港镇志》宗教篇的纂修,此志共有10篇,每篇都成册,是镇志中难得一见的规模。由于鹿港旧祖宫、新祖宫、龙山寺等大大小小知名的寺庙不少,镇民宗教心强,因此特立宗教篇。我之接受此篇,主要是之前调查过鹿港的传统民宅,又曾受鹿港天后宫(旧祖宫)之委托,编《鹿港天后宫志》,对鹿港已有所了解所致。为了解鹿港镇民的年中行事与生命礼俗,我特别拜访吴合兴棺木店,详问传统葬礼及如何过渡到当时葬礼的种种,如棺材、幡仔、丧服等演变。又在一个夜晚访问乌头司公,看他如何制作经衣、如何放赦马,以及在民俗节庆时的角色。也请教当地耆老中元节时有三班司公分别在旧祖宫、地藏王庙、大将爷庙做法事……口述访谈丰富我撰写的素材。此外当地人陈一仁先生,经由长期田野调查,将每一个特别的宗教仪式都做了记录,如回驾、暗访、拜散魂、送煞的记录,提供给我做修志之用,对了解鹿港的宗教仪式有很大的帮助。

           由上可知,口述访谈对区域史尤其是方志纂修的重要性。以下再以口述史对区域史研究中的重要元素——家族史为对象加以说明。以我对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雾峰林家的家族史研究做例子,来说明口述访谈对家族史研究的重要性。

           口述访谈是取得家族史料的重要手段——以雾峰林家为例

           家族史的纂写在台湾有不少人从事,或由家人(承担)、或委托他人(包括学者和文史工作者)、或学者进行研究。虽然写的人不少,但较好的家族史并不多见,本节拟先探讨过去家族史研究的不足,其次谈家族史研究中必须进行口述历史的原因,三论访谈的经验及访谈的极限,四谈由访问得到的数据。

           过去家族史在研究上的不足大凡修家族史必须包括几个主题:由原乡迁到台湾的经过,家族经济,家族成员,家族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家族与宗教,家族的婚姻圈。但因史料不足及政治原因,因此1990年代以前,台湾修纂的家族史都有以下不足:

           一、史料不足:由于没有使用政府的相关档案,如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专卖局档案、职员录、台湾省行政长官档案等,往往漏失了家族或个人的相关档案,只利用家族的私文书或报纸数据,造成家族史的不完整。

           二、家族的历史往往仅限于清代的历史:在未解严前,台湾史常常起自荷(兰)西(班牙)占领时期讫于清代,不敢往下做,以免碰到日本统治时期的问题。此外因日本时代的档案,如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多用日文书写,阅读有其困难,因而运用不足。

           三、家族史常以强房为主轴而文不及弱房,且都隐恶扬善,以致于常常不知道真正的败家子是谁,而强房中的强人,有被美化之虞,如此则无法了解真正的家族史。

           四、家族史中女性除了烈女、节妇、模范母亲外几乎不记载,此虽汉人社会重男轻女所致,亦因族谱中不记载女儿、女婿的相关资料所使然。

           目前数据虽开放,因而可利用的资料增加,但属于生活史的数据仍非求诸于口述访谈不可。

           口述访谈的时机与相关心理准备何时进行口述访谈、找谁访谈、要谈什么问题?访谈的极限在哪里?这都是访谈前必须思索的问题。

           一、如何把握访谈的时机:进行口述访谈,最好是对家族史料已经完全掌握,精读后发现有矛盾、不足之处时。对受访者而言,访谈者要展现出对家族相关事务已有起码的了解才会受到受访者的尊重,并愿意回答问题。

           二、找谁访谈:家族中的菁英固然要费尽心思劝诱受访,但其他各房的成员,至少一房要访到一人,并尽可能访问终身以家庭为“职场”的主妇,以及和娘家保持密切关系的女儿。此外姻亲、宗亲、好友,同聚落中的人,事业中的伙伴,同团体(如扶轮社、狮子会)的成员。

           三、要谈什么问题:视所需要来设定。如果要研究雾峰林家:林家顶厝两对夫妇——林纪堂、陈岑夫妇,林献堂、杨水心夫妇都有日记,数据较全,如果要各房都关注的话,则下厝林瑞腾、林俊堂一系资料较为欠缺,应多加询问。林家和鹿港施家、庄家,彰化杨家、吴家,台中蔡家、张家、吴家,梧栖杨家,竹南陈家间的姻亲,是否有“姑嫂换亲”现象等以及林家三个孝子林大、林资铨(林仲衡)、林太平的事迹。又如林献堂战后在日本的岁月;再如1999年九二一震灾后重建的情况。

           四、訪谈中必须承受的失败:亦即访谈有其极限。通常有两种人不太愿意被访,一是现实世界中的弱势;一是没有信心妇女。必须一劝再劝,前者会说问那些事有什么用?后者常会说我什么都不懂。遇到类似的情形,在几经劝导仍不为所动时,就必须打退堂鼓。又有的已接受访谈,也已整出稿子,请他看看内容是否正确时,会突然发火说连这个你也记下来,不可以流传、也不能用。这样的情况也常有,因此访谈前即应有可能失败的心理准备。

           我的雾峰林家访谈经验今日台湾史上的雾峰林家,指的是开台祖林石之长子林逊一房,林逊有两子,长子林琼瑶居大里并未如其弟林甲寅定居雾峰,因此雾峰林家即为林甲寅的后裔,长子林定邦即下厝系,次子林奠国即顶厝系。林甲寅尚有三子林振祥及养子林四吉,但这两房因系弱房而被忽略。同样的,下厝林定邦有三子,以长子文察、次子文明闻于世,三子文彩是弱房也不被重视。因此所谓的家族史,若不以口述访谈的资料补足则只有强房的历史殆难避免。

           虽然已尽可能访谈诸房人士,但也有些人任凭下功夫也难以访到。如林献堂之弟林阶堂一系,由于其在日据时期的民族运动上,对其兄的协助不少,但该系资料不足,我虽经一再沟通,林阶堂之孙林钟正仍未能如愿受访。林犹龙之继室(已在前年过世)常住美国,亦无法访谈。还有的情形是,受访者在接受访问时畅所欲言,爆料连连,一旦整成文字即要求删除,因家族事务错综复杂,我们做为第三者的研究者之只能听不能写,虽然至为遗憾,但仍必须尊重受访者的限定。

           由访谈得到的重要史料在经过两阶段长期的访谈下,除了丰富各房的口述资料外,也经由访谈取得不少相关的史料。

           一、最重要的莫过于经由访谈取得丰富的各项家族资料:

           首先是日记。顶、下厝留下的日记不少,最重要的莫过于《灌园先生日记》,即林献堂留下的27年(1927-1956年,中缺1928、1936年)日记,不啻是研究雾峰林家的顶级资料。其妻杨水心也留下1928、1930、1934、1942年四年的日记,亦值得参考。另一对夫妻林纪堂留下1915、1916两年日记(各半年),其妻陈岑亦留下1924年一年的日记。对了解林纪堂这一房大有帮助。此外还有父子日记,即林俊堂日记与林陈琅日记。

           其次是照片:各房都保留了珍贵的照片,除了过去已出版的《雾峰林家留真集》外,还有不少,其中林垂凯借我近百张照片,并一一说明照片中的人物是谁,获益匪浅。这些照片都放在《雾峰林家相关人物访谈纪录》中。林瑞池夫人提供林献堂晚年在日本的照片;黄南鹏先生的哲嗣黄琮周也提供其父和林献堂在日本的合照。这些照片都刊登在《灌园先生日记》中。

           最后是资料:土地台账资料,有829笔,以林烈堂的为多,这些土地大约在今台中附近,即蓝兴堡、猫罗堡、棟东上堡。林荣宗先生提供其祖父林纪堂相关数据,包括《林纪堂大正十二年家产分配表》《遗言证书誊本》《林纪堂赠母妻妾田产表》等。林双意则提供其父林季商在中国的相关任命状,以及在1916年1月20日《立嘱书》、1916年4月1日的《金钱贷借契约证书》,上述资料对了解林家在日据时期的资产情况有很大的帮助。

           二、了解林家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阅读雾峰林家日记时,最感困难和最难突破的点在于,日记中的称呼为记主对该人特别的称呼,如《灌园先生日记》中有所谓南街嫂、彰化嫂、县庄奶、浣纱,这可能是这个家族的通称,也可能是出自记主的称谓,这些人到底是谁?我访问年纪最大、一直住在台中附近,和雾峰保持密切关系的林垂训,于是看似很难的问题,一下就迎刃而解。原来南街嫂是林纪堂的妾许悦;彰化嫂则是为林纪堂生养四个儿子的陈岑;县庄奶则是林痴仙之妾;至于浣纱则可能是澎湖的女诗人蔡旨禅。

           三、得到林家历史的重要线索

           首先是了解林朝栋第五子林瑞腾一系的相关事迹。由于顶厝林献堂常做下厝的公亲,因此在日记中多少有些披露,再加上访谈时得来的《立嘱书》,以及对五房子孙的采访,已能掌握五房发展的脉络,亦即林瑞腾本身是个实业家,后代出了一位名画家林寿宇(已过世)。

           其次是发掘了林家与鹿港施家,彰化杨家、吴家,鹿港施家,梧栖杨家间的戚谊:下厝林朝栋的女儿林兰蕙嫁给施雨卿,即《灌园先生日记》中的“四姑娘”,生的女儿施璇玑嫁给下厝林幼春的次子林培英。彰化杨家的杨水萍嫁给林朝栋,其堂妹杨水心嫁给林献堂,杨水心的妹妹杨秀嫁给林资彬。彰化吴家,吴帖嫁给林资彬为续弦,林资彬姐月环嫁给吴帖之兄吴上花,可谓姑嫂换亲。鹿港庄家,庄伊若之姐庄赛金嫁给林纪堂,庄本人在林家当家教,其弟庄垂胜在林献堂资助下赴日留学。梧栖杨子培之女雪霞嫁给林献堂子林云龙,另一女嫁给新竹郑肇基子郑鸿源。清水蔡莲舫之妹嫁给林烈堂;清水杨肇嘉之妹嫁给林魁梧;大雅张江中之子张焕珪,娶林烈堂长女林月霞;而焕珪子娶林陆龙之女。这些复杂的婚姻关系,若非经由口述访谈很难清楚说明。

           三是了解了林俊堂一系的相关事迹:由于林俊堂早逝,又因他是养子,虽然他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但对他的家族所知有限。幸得访问其子林陈琅,与住在雾峰的外孙陈耿昕,而得知除了独子林陈琅外,其女儿佩萸、绵红及其婿陈西庚的事迹。

           四是核正林家三个孝子故事的虚实:孝子有三人,一是林大、一是林资铨、一是林太平。林大之父林石因受林爽文事件牵连,将被逮捕到台湾府城囚禁,林大年14,“挺身从,至狱,侍左右,奉饮食,号泣曼天,愿以身代,未数月病卒,藁葬于鹿港埔”。是为林家第一个孝子。第二个孝子是林资铨,但非嫡子,是林朝栋次子,其生母过世,依例不得如正妻般灵柩由大门出,林资铨为了使生母能由正门出,乃向正妻杨水萍(法律上的母亲)交涉。他问她:“如果我死了,棺木能由大门出吗?”她回答:“你是林家子弟,当然可以。”于是林资铨表示他将趴在母亲的棺木上由正门出,就算他死了。如愿之后,林资铨乃离开雾峰。此一故事有林家人言之凿凿,但林垂凯则说此故事是发生在泉州的故事。事实是林资铨的母亲三姨太最得宠,过世后其子资铨乃问其父林朝栋,其母之棺可否由大门出。林朝栋不当面回答,要其子去问正室杨水萍,杨也通情达理,知道丈夫做人情给他,便同意可由中门出,没有趴在棺木上一事。林太平之母为林幼春妾,得肺病,太平为怕传染其他家人,乃亲自侍奉母亲,直到母亲过世,而其后他也因感染肺病而过世,让其父亲林幼春非常伤感,为之写《孝儿传》一篇。林太平女友许氏,因太平过世而服药自杀,幸被救活。三个孝子中两个孝子有文字纪录,信而有征,林资铨虽无趴在棺木上之事,但为母争取棺出中门,自然亦是孝子。

           五是得知林献堂在日本最后的岁月:为了解读《灌园先生日记》所载之外,林献堂在日本东京的岁月是如何度过的。我特地到东京去访问长年陪伴林献堂的林瑞池以及诗友黄桂华,因而得以判明在《灌园先生日记》中许多以往未尝出现的人名,以及林献堂的最后岁月。林献堂侄媳林伶蕙(名取信子)在林献堂过世前后都在日本。她说林晚年很想念台湾,台湾寄去的信,他都摊在桌上,用尺压着,一看再看,直到下一封信来。

           六是厘清九二一震灾后顶下厝重建情形:雾峰林家顶下厝建筑在1985年被列入(台湾)第二级古迹。因年久失修而进行整修,于1999年完工,同年在九二一大地震中全毁。地震过后顶下厝在各界的嘱目下一一重建,顶厝方面先修明臺高中,重建景熏楼(后楼因四房坚持而不重建),而后莱园中的飞觞醉月亭等,最后是2011年五桂楼完工,目前在修蓉镜斋。下厝则因大花厅在地震中毁于一旦,甚至还有追究建筑师、建商的责任问题,而政府方面又有解建二八间、草厝的问题,促使下厝大团结,在监察委员马以工、黄煌雄的努力下,争取到经费,终于完成下厝的重建。中间的过程和细节我曾访问林家成员、台中县文化局局长、“内政部”官员及监察委员,希望保存口述史料,以待研究者。

           结论:口述历史是值得推展的工作

           本文先谈口述史在台湾的兴起与演变,指出政治解严、欲取得和过去不同角度的历史、庶民的生活史成为民间希望看到的历史,以及老年人迫切想留下个人跨越两个时代的回忆等因素,使近二三十年来口述历史在台湾蓬勃发展。由于科技发达,口述历史已不再仅重视语音、文本的保留,而必须同时兼顾影像,因此进行口访所需的经费相对增多。又由于有《个人资料保护法》,因此口述访谈必须在合法的方式下刊行、流传,尤其是受访者批评“无辜的第三者”时,特别容易引起法律问题,不可不慎。由于过去的努力,现今口述史不仅是史料也是历史本身。

           区域史相对于国史,数据较不容易取得,代表性的区域史就是方志,清代台湾传承中国传统修志的方法,聘请外地的修志专家保留了不少方志和采访册,成果不少。日本统治后各政府机关都设有编纂股,并受到日本本土修郡志、町志、村志的影响,做了不少类方志、类史的地方事情,类目细且有层次,和清代的方志做比较,少了相同类目显示的连接性,以及没有人物传。

           二战后,台湾省通志的纂修虽仍受传统方志的影响,但林熊祥提出先进的看法,认为修志最重要的是修出时代的精神。不论上述方志型态如何改变,除了公家收藏的档案数据外,必须以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取得更丰富、细致的资料。座谈会是口述访谈前必要进行的,用来发掘受访者,以及发现值得探讨的问题。另一个举办座谈会的时机是,对某些问题有疑义、众说纷纭时可以召开,以便了解较接近的事实。以我个人修志的经验来看,人物志和宗教志最需要利用口述历史。我曾修过《澎湖县志》《续修台中县志》中的人物志,其中《续修台中县志》共修361个传,先分区开座谈会,再下乡访谈107人次,才能完成。其次是宗教,我修过有300多间寺庙的《鹿港镇志宗教篇》,访谈棺材店老板、乌头司公、寺庙管理人、耆老,调查各种不同的宗教仪式,假设没有进行口述访谈和田野调查,则只能抄政府的相关档案和文献,修不出当代有分量又生动的宗教志。

           另一种区域史的重要元素就是家族史。我以我即将修纂的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雾峰林家的历史为例。为了修好日本统治时期雾峰林家的历史,我在10多年前开始展开三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开始解读雾峰林家成员的日记,目前已出版两种(共30册),一种即将出版,另一种还在解读;二是进行数据的搜集;三是采依家族成员的口述历史,我的原则是不论强弱房,每一房至少要访问一人,其次是女性成员的访谈,第三是非家族成员的见证者。重点在于各房的发展、重大事件下的因应、姻亲。大概访问成稿59篇,有时一个人就访问五六次,出版两种书共三册(未出版的有13篇)。这些被访谈的人大半已离开人间,因此这些访谈纪录成为他们独一无二的生活史,弥足珍贵。由于经由访谈得到受访者的信任,也能得到不少他们提供从未公开的数据,口述访谈的附加价值很高。

           口述历史在传统史学中已取得一定的角色,成为历史学的一门分科,也成为寻找史料的一种方法,广泛地被用来建构少数族群、弱势者、女性的历史。宗教、医疗、历史学科已可以用口述历史得来的素材,写成论文来当做学位论文。更重要的是,口述历史转换了以官方和学者为中心发展出来的历史叙事与诠释,也让过去不被重视庶民角度的历史,得以重塑过去历史的样貌。本文提到的区域史、家族史,更由口访史料的加入,使之活泼化、多元化。不过口述历史要真正走向“史料”与“历史”,必须详加考订求其真,除避免以讹传讹外,也避免引起法律纠纷。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口述历史协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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