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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中国乡土社会的认知解读范围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4

           

           张新民

           摘要:《天柱文书》首辑凡22N-68卷,近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透过大量新公布的文书史料,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水江文明,推劲区域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能丰富文书学的成果宝藏,扩大中国乡土社会的资料取用与认知解读范围,从而大有裨于吾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兴盛与繁荣。

           关键词:天柱文书 清水江文明 文书学 乡土社会

           中国分类号:K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1-88-93

           我国民间契约文书的使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性积累,不仅涵盖的区域人群极为广泛,而且遗存的数量规模亦颇为庞大,已成为较有代表性特征的一大典型性史料文献,是见证传统中国社会变迁发展的重要文本依据。然而由于晚近以来剧烈的政治震荡和社会变动,各地契约文书大多受到人为性破坏而遗失殆尽。幸有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等部分区域性民间契约得以完整保存,遂使今人能够如实了解固有传统法律文书或私家档案的整体全貌。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成绩已极为可观,清水江文书的公布发行则刚起步。本书凡二十二册六十八卷,所著录者均为清水江流域天柱县民间私藏文书,由于数量繁复杂多,遂分辑陆续公布出版。仅就首次公布之第一辑文书看,则不仅史料价值极为可观,即系统性、完整性特征亦极为突出。为方便读者稽核取用,特述相关情况如下。

           一、清水江文明与清水江文书

           清水江又称清江,乃是黔省仅次于乌江的第二大河,发源于都匀、贵定之间的斗篷山,流经黔、湘两省,为沅江之上游,最终注入洞庭湖,乃长江的一大重要河流支系与极为重要的古航道,亦为可与藏彝通道媲美的又一文化走廊,或可径将其称为“苗疆走廊”。

           清水江流域有悠久灿烂的文明,仅从当地考古发掘所涉及的时段看,即涵盖了新旧石器时代、商周、战国秦汉、宋元明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反映远在7000年以前,清水江流域便有了人类的活动,以后则绵延不断地发展,形成了灿烂的清水江地域文明。

           清水江地区向来以农林混作经济而著称,水道则为其提供了发展的交通便利。以木材的输出经销为例,当地自明代中叶以来,便逐渐形成了一个集种植、培育、养护、砍伐、运输、贸易为一体的木材经济文化贸易圈,而地方社会亦逐渐成为一个以自然村落和社区族群(宗族)为基本单位的具有契约交往关系的多元复杂社会。至于地方物产之流通,经济文化之开发,大小传统之互动,社区群体之交往,宗教信仰之传播,民族情感之融合,虽依赖社会生存环境的条件甚多,但交通的畅阻亦为一大关键。特别是明清两代随着清水江河道运输能力的加强,更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从国家宏观视域观察,清水江地区的战略地位亦极为重要,乃是明清两代中央王朝经略开发的重点。特别是入清以来,国家欲开辟苗疆,便不能不控制清水江。而开辟苗疆与控制清水江,则可以确保整个西南地区的稳定,形成西南与西北相互呼应的连环边疆战略体系。故雍正年间清水江航道遂凭借国家力量彻底浚通,苗疆则经过武力开辟而纳入王朝行政管理体系,原先“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即中央王朝长期失控,国家政令无从推行,军事进退无险可据的局面,亦因此得以彻底改变。清水江作为苗疆地区的重要文化走廊,则从“民道”一跃而具有了“官道”的战略意义,更多地发挥了联结汉文化与非汉文化区域,促进中原、江南与西南腹地往来交流的重要作用。

           清水江两岸庋藏契约文书的众多自然村落,恰好分布于黔湘毗邻的广袤苗侗文化区,显然乃是久远文明不断积累和发展的结果,既暗藏着大量多民族交流融合的信息,也折射出国家与地方复杂互动的关系。而广涉千家万户村民,涵盖众多自然村落,数量极为丰盛,类型颇为齐全的地方民间文书,亦都以文化活态实物的方式,见证了清水江文明的长久存在与绵延。

           清水江文书乃是继徽州文书之后,目前所见第二大民间契约文书系统。其数量之繁多、保存之完整、种类之齐全、内容之丰富、来源之清晰、价值之突出,衡以世界各国或地区,较之字内各民族或团体,均堪称侗、苗、汉各族人民世代累积的文化瑰宝,民间档案文献的巨擘大宗,世界级的珍贵文化记忆遗产。为摸清当地文书庋藏家底,我们曾沿清水江流经地域进行调查,仅据截至2011年10月各县档案馆人藏数统计,即为黎平县24320件、锦屏县36482件、天柱县14000件、三穗县19542件、剑河县8000件、台江县1212件,合计总数达103556件,可见已经征集入藏的数量已颇为令人吃惊,然若与散落于广大民间社会各自然村落者相较,则仍有可能仅为蕴藏总量的极小部分。即如果我们以五倍于档案部门人藏数字的保守统计方法,客观评估散落于清水江流域两岸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则其总数至少当在50万件以上。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人类记忆文化遗产,值得作为系统工程陆续整理、编纂、公布和出版。

           清水江文书的史料研究价值乃是多方面的,约略论之可有以下四点:

           (一)整体再现乡土中国社会的全息图景。中国社会已有数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积累,文化扎根的土壤在农村,社会结构的重心在农村,政治稳定的基础在农村。中国弥久弥新的传统之所以能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显然离不开以农耕文明为依托所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秩序与思想。因此,必须深入了解乡土中国或农民中国,才能深入了解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而大量类型及内容均不尽相同的清水江文书,均直接来自民间乡土社会,透露出大量乡民生活交往的信息,与官方史乘有着取舍倾向上的明显差异,更多地反映了地方社会的原始习俗风气和世态面相,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乡土社会自然、生态、气候、土地、物产、生产、劳作、交往、礼俗、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为深入了解中国乡土社会全息历史图景提供了必要的素材依据。

           (二)真实反映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清水江文书是在长达600年的土地开辟、木材贸易和移民迁徙过程中,以混农林经济为基本生产形态,不断积累留存下来的原始文书史料。文书的类型尽管名目繁多,然仍以契约为其内容构成之主体。而契约除锦屏一县林业契约显得较多外,其地各县土地契约均占很大比重,适足以反映当地地权转移、土地买卖规模,以及田赋地价变动和阶层结构分化等多方面的情况,而无论生活、生产、交往、经营或投资,亦都可以透过相关的文书,看到资产或财富的运动方式或转移过程,了解地方经济生活的构成模式与活跃程度,从而更加全面地检讨传统中国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全貌。endprint

           (三)丰富历史叙事学的地缘文化内容。清水江流域乃是苗、侗民族聚居区,历来皆被视为“苗疆腹地”或“化外生界”,较少进入官方文献的叙事学视野。而历代学者或受制于原始材料的匮乏,或囿于文献系统的零碎,不仅缺载失收的现象极为普遍,即误读错解的问题也颇为突出。然而地域固然是当地民众建构生活秩序的重要参与因素,区域与区域之间必然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区隔而形成差序格局,但清水江水运所提供的便利及其与陆路驿道连结所形成的交通延伸,也使当地成为通达四方的重要战略区域,形成了多种地缘族群往返迁徙和交流融突的走廊文化圈。因此,从整体上看,当地历来都是历史事件错综多变、民族融合现象频繁、文化发展多元的一大核心要地,其治乱兴衰或荣瘁休戚,无论任何时候都与西南乃至全国的形势息息相关。而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面世,将有裨于我们重新在苗疆发现历史,触及区域社会变迁演进的节律脉动,揭示苗、侗、汉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真实状况,再现民族文化变迁转型的历史。更直接地说,数量繁多的清水江文书,仅就目前已知的内容看,从民间礼俗到宗教信仰,举凡社会生活的各个复杂层面,均无不有相关材料涉及,倘若善加利用,则适足以改变地方族群长期“失语”的状态,弥补传统史家轻视或缺乏民间知识记忆的不足,扭转既有史书轻民间重官方的历史叙事学倾向,撰写严格意义上的多民族共生、共存、共荣的民族关系发展史。

           (四)提供了研究包括民事法权关系在内的中华法系的重要资料。任何社会都有为一定的文化共同体所认同或遵守的规范,规范的存在乃是维系社会稳定或和谐的基础。民间契约既是对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一种规范,当然也可将其视为一种体现了民事法权关系的习惯法。清水江文书涉及财产关系、身分关系的很多,举凡析产分家、继嗣承养、婚嫁娶离,都有相应的契约的订立和约束,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民事规范的法权意义,乃是传统中国民事法秩序不可轻易忽视的重要构成内容。清水江文书由于规模数量较大,故与徽州文书一样,亦以多种多样的契约规范形式,一方面反映了地方礼法社会秩序运作的一般规律,提供了大量地方民事法文化的活态经验,一方面也丰富了中国民事法权关系的实证个案或典型事例,扩大了中国法系研究的具体文本依据,既可获取“礼失而求诸野”的认知乐趣,也能强化对中国民间社会自治机制的理解深度。

           以上四条,虽不足以概括清水江文书的全部价值意义,但以管窥豹,已可知其整理公布意义之巨大。一旦有计划、大规模地系统编纂结集出版,必能结出大量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学术成果。

           二、天柱文书分布度藏概况

           天柱县位于清水江下游西面,东邻湖南会同、芷江两县,南接黔省锦屏县及湖南靖州县,西连省内三穗县,北靠湖南新晃县。南齐时曾设东新市、南新市二县,属东牂牁郡。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屯溪后溪千户所,隶湖广都司;二十五年置天柱守御千户所,属湖广靖州。万历二十五年(1597)置天柱县,与守御千户所同治,并析绥宁、会同二县地益之。县之得名,乃因柱石山一峰直峙,宛如擎天柱石,遂迳以称之。雍正五年(1727)改隶贵州黎平府;十一年,改属镇远府。乾隆元年(1736),置远口巡检司,归隶天柱县,在县东六十里。民国三年(1914),改远口巡检司为远口分县。二十五年(1946),省远口分县入天柱县。

           今天柱县所辖乡镇,主要有风城镇、邦洞镇、坪地镇、蓝田镇、瓮洞镇、远口镇、坌处镇、高酿镇、石洞镇、白市镇、社学乡、浪马乡、竹林乡、江东乡、注溪乡、地湖乡。而此次首批推出的天柱文书,则主要涉及瓮洞、江东、白市、高酿、石洞、竹林、坌处、渡马、兰田、远口等十个乡镇,涵盖黄巡、岑板、克寨、瓮洞、大段、大坪、对江、地样、新舟、优洞、勒洞、地良、春花、上花、地坝、木杉、甘洞、邦寨、丰保、摆洞、冲敏、南头、竹林、梅花、力木、高坡、大山、共和、地锁、远洞等三十个村寨。稍须强调者,则为自然村落的地理区位秩序乃是历史形成的结果,均与清水江航运所提供的便利大有关系,亦为学术研究不可不注意的重要文化信息来源。

           从整体上看,天柱文书的征集工作目前尚在进行,与截至2011年11月已入藏于当地档案馆的14000件文书相较,总体数字仍在逐年增多。此次首批出版的近7000件文书,均为2009年9月以前征集人档的。时间则上起顺治年问,下迄20世纪50年代。而2009年9月以后则征集到明代成化二年(1466)、万历二十四年(1596)、崇祯十六年(1643)的田契、诉辞、合同,或可说明当地文书产生的年代,至迟当在13至14世纪之间。需要说明的是,契约文书的征集工作,地方政府是本着自愿原则,以代为保管的方式,与乡民协商登记,始编号入馆存档的。自愿原则的出发点乃是尊重乡民应该享有的权益,但也说明未能征集入档者数量依然很多。

           本书著录的各种类型的天柱文书,若分析其固有来源地,如白市、江东、渡马、远口、邦洞、瓮洞、蓝田、清浪、坌处等,虽市场规模大小各有不同,地区差序格局仍很明显,然大体均为清水江往返水道贸易运输的重要孔道,实乃多族群文化互动交流的核心区域,故契约文书的遗存数量也显得极为可观,形成了与地缘经济政治格局颇为契合的文化对应关系,具见无论社会结构的复杂,抑或交往活动的扩大,都决定了人们必须以文书作为相互协议认可的法权文本依据,从而更好地规约当事人双(多)方合理性的物权或债权,说明其应当享有的权利与义务,从而维护所有权制度秩序的稳定,确保社会交往机制的正常运转。

           天柱文书绝大多数来源地均极为清晰,考虑到每一文书背后都有可能隐藏着一段活态的历史,因此著录时均尽可能地注明来源地及原持有人,以此提供必要的村落或农户收藏信息。而文书来源地与归户性之所以重要,则为任何历史性的研究都不能轻易忽视时间与空间的准确定位,即如严耕望先生所言:“历史是由时间空间与人类三项因素组成的,换言之,历史就是人类在纵的时间上与横的空间中活动的总体。”而来源地或归户性的准确判定与著录,除了关注时间的清晰性衔接链条之外,更重视空间上的密切照应关系,以求提供更多的家族(庭)、村落、区域变迁发展的信息,同时也方便学者展开定位准确的田野调查。读者手此一编,即可一窥当地文书系统性与完整性所表征或暗示的地域面相与族群归属,获取可靠来源地和归户性所隐喻或折射的地域空间文化内涵,从而更准确地摸清族群运动的规律,把握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脉络,了解百姓日常生计状况和心态状况,弥补宏观史学难以涉及民众生活细节或家庭变迁个案的不足,丰富观察乡土中国不可或缺的村落族群生存与生活的具体经验,积累更多的以第一手原始资料为支撑的微观或中观的学术研究成果。endprint

           三、天柱文书的地域特色

           分析《天柱文书》(第一辑)所收的近7000件文书,若与其他省区的类似文书相较,尽管彼此之间的共同点甚多,但地域性的特征也颇为突出。简单加以概括,亦有三端可说:

           首先,欲透过契约文书研究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最值得注意者即为汉语记苗音、侗音及其相互混用的特殊书写情况。具体概括又可分为三类:(一)汉字记苗音或侗音;(二)半汉半苗或半汉半侗意译与记音混用;(三)汉语径译苗语或侗语。凡此均反映了当地多元化的语言文化生态现象,透显出侗、苗、汉民族聚居融合的特点,值得采取侗语、苗语、汉语多重语言互证的方法,展开可靠而准确的释读工作,避免释义歧异可能导致的错误理解,影响研究成果的妥适与允当。

           其次,从整体全貌看,清水江文书地契与林契兼有,亦构成了文书系统的一大特色。但具体就区域内部言,与锦屏文书林契多而地契少明显不同,天柱文书则为地契多而林契少,适可说明当地固然亦多采用混农林生产经营模式,但农业仍在其中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早期则白契多而红契少,愈往后则红契愈多而白契愈少,揆诸当地社会变迁发展的实际,亦与不断内地化的整体历史进程对应一致。而土地买卖契约、土地租佃契约、账簿、税单、家产清单、纳粮执照、诉状、判辞、官府告示、算命书、风水书、清白书、分关书、婚书、休书、过继契约、陪嫁资契、保结书、碑铭、日记、教材稿本,种类纷纭,名目繁多,更与社会秩序的复杂结构密合暗应,折射出林林总总的世俗生活事相。为反映文书收藏地域分布的自然秩序状态,便于学者结合田野调查展开研究工作,全书分卷列目,均一概按照乡镇村寨编次排列。

           再次,解读天柱县各自然村落层累积淀的文书,尚不能不注意者即为当地的习惯法。如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牵联产权归属,涉及四至划定,均必须获得当事人极为清晰准确的认可,乃至形成“埋岩为界”习俗,而多见于当地的契约文书。所谓“埋岩为界”云云,即于可能存在争议的土地界线上,埋入双方共同认可的符号性“界岩”,以作为产权归属与区分的法权凭据。而“埋石”事涉重大,固然不能不礼请中人以作凭证,但更重要的是时有相应的仪式活动,即所谓“宰款合榔”,或称“埋岩会议”,亦可概括为“苗俗”、“苗例”,实即民间习惯法。目的则是突出行为事宜的合法性,强化族群内部的认可度。而“休书”(离婚书)既有男休女,亦有女休男,与汉族婚俗明显存在差异,亦应结合当地“不落夫家”礼俗来详加考察,看到处理婚恋情感的另一方式,了解家族双方交往沟通的运作机制。“不落夫家”其实乃是结婚与家庭生活的一种过渡,与汉族严格意义上的“出嫁”不尽相同,故所谓“休书”只是固有婚约的放弃或解除,而非家庭的解体或破裂,显然也就难以全都意味着情感天地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或危机,未必就会引发双方及背后族群联系纽带的震荡或断裂。足证习惯法既为族群内部人人认同遵循的约束力量,当然就是地方秩序稳定的一大文化构成因素,一般均会融入涵盖风物、民俗、伦理、人情、信仰的传统世界之中,转化为包括订立契约在内的民间日常生活的交往行为,不能不随时随处反映在本身即是习惯法显现的契约文书之中,构成极为突出的区域性特征或民族性特点。

           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近年来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长期以来,我们始终本着“抢救是根本,整理是关键,公布是核心,研究是归宿”的宗旨原则,一再强调大量濒危的纸质民间契约文书,如果不有步骤、有计划地及时加以抢救,便很有可能会毁损消失于天壤之间,造成人类记忆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但抢救之后的契约文书则不能变成躺在档案馆的“死”材料,必须通过整理将其转化为社会公共资源,以求扩大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理解与认识。所以整理之后必须以开放的态度迅速向学术界公布,只有公布才能真正实现化私藏资源为公共资源的目的。而无论抢救、整理或公布,最终的目的都是方便学者的研究利用,通过研究才能最大化地实现契约文书内涵的史料价值或学术研究价值,使无生命的“死”材料变成有生命的“活”材料。当然,在做好抢救、整理、公布和研究工作的同时,也有必要同时兼顾乡民、政府、学界三方面的利益,最好能做到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地域学的方式包容一切可以包容的官方与民间的力量,庶几不辜负社会各界渴望早日看到文书的心理愿望。

           整理编纂和公布出版清水江文书,自始自终得到贵州省政府相关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得到贵州省档案局的指导和帮助。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曾组织专家组赴清水江流域展开为期一周的调查,为我们摸清文书庋藏家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黔东南州档案局局长杨通永亲自陪同全程考察,介绍了不少地方档案馆文书人藏情况。时任贵州大学党委书记的龙超云和校长陈叔平,以及时任省文化厅副厅长的邓健与文物局局长侯天佑,均曾亲临现场,与我们一起考察文书征集情况。时任副省长的谢庆生多次过问整理工作,一再指示有困难即找政府。现任副省长何力则亲自主持会议,制定了编纂整理的具体规划和方案。省档案局局长王传福及副局长曾健、归然、梁贵钢曾多次与课题组成员协商座谈,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整理工作建议。

           具体到《天柱文书》的整理出版,则主要由天柱县档案局(馆)和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具体负责。天柱方主要负责搜集、入档、修复、裱糊工作,贵州大学方则承担拍照、扫描、复印及整理工作。离开了天柱县人民政府的睿智和远见,缺少了天柱县档案局(馆)工作人员的辛勤劳作,便很难设想书稿的完成与出版。而天柱县副县长李腾刚、王兴友、李斌曾数十次往返天柱与贵阳之间,多方面联络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档案局(馆)龙集霄、唐才玉、龙小桃、黄静平总是在工作最困难的时候予以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均确保了书稿的质量和完成。

           犹忆项目启动之初,在经费人力均感匮乏的情况下,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便出于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本着无私援助的原则,视他人之事为自己分内之事,给予大量财力人力的支持。无论南京、贵阳、天柱,往返行程数万里,都留下他们不断劳碌奔波,展开调查、了解、协商、鼓励、支持工作的足迹或身影,感人的场景奚止十百。若论帮助书稿顺利出版之功臣,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当居第一。不遑一一列举姓名,然皆可视为终生之善友。

           整理编纂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陈祖武、栾成显、阿风,以及吉首大学杨庭硕、贵州民族大学王天海诸先生,做了大量学术把关工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卓识过人,五年前即将此书纳入出版规划。清稿交付后,复蒙府建明副总编、唐爱萍编审、戴宁宁副编审悉心编辑,倾力披辨,纠缪改错,一毫不苟,厥功甚伟,令人感佩。整理编目工作之繁难,非亲历者则难知之。仅编号一项,稍一不慎,即须满盘重来,助我者有林东杰、谢开键、倪宁、肖耀、李士祥诸人,均为甘愿以文书研究为职志的年青人。众缘合和,厥事乃成,无以申谢,均并致敬意。

           纂辑之书,虽难登大雅,然耗费精力之多,甘苦寸心可知。矧皆采山之铜,能供美器之铸,不可徒爱已成之美器,而竟忘必有采铜之先。故值全书杀青之际,忻悦之情仍油然而生,知铜既运出深山,美器必琳琅满目。遂略述所闻,供学者参考焉。

           癸巳年初夏谨志于筑垣花溪水心溪梦馆之晴山书屋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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