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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明代洪武永乐之际的翰林官员外转现象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4

           

           摘 要:明太祖废相,明成祖设内阁,都为翰林官员参与朝政提供了良机。翰林院执掌广泛,并与内阁挂钩,且翰林官员与皇室关系密切,故翰林官员群体在明代政治运行体系中非常重要,号称“玉堂神仙”。但明代亦存在外转翰林官员到地方任职的现象,明初洪武永乐之际,就有大批文翰官员被外转到地方任职,外转原因、外转职位、外转后的仕途,洪武永乐两朝外转翰林人数的不同,都存在一定规律性。翰林官员外转到地方任职,并非清代首创。

           关键词:明代 洪武 永乐 翰林 外转

           中图分类号:K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6)02-25-30

           翰林院,又称词林、玉堂、馆阁、翰苑,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产生的中央王朝政府中的一个集学术、政治、文化色彩于一身的官僚机构。它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立而出现,并不断完善,不断强化,亦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而废止。从唐代到清代,存在的时间绵延一千多年。明代已降,科举制度高度发达,翰林院的地位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异常重要。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明成祖朱棣设内阁,都为翰林院官员参与机务提供了契机,使得翰林官员的政治地位有很大提升。清沿明制,中央机构中也设立了翰林院,但是执掌及地位皆弱于明代。知名历史学者邸永君博士的《清代翰林院制度》,认为“翰林院官员的外转,自清代才开始,明代是没有翰林官员外转的,因而明代的翰林院在为国家养才储才的同时,因为不存在翰林官员外转制度,也造成了大批的翰林官员淹滞词馆,无所事事,俸禄微薄,穷困终生。而清代则首创翰林官员外转制度,使得清代翰林官员出路广阔,养才致用的功能比明代要有效得多”1。而笔者认为邸永君博士的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一、明初洪武永乐之际的翰林官员外转实例

           笔者在查阅了《明实录》《明史》《翰林记》《南壅志列传》《皇明词林人物考》等史籍资料之后,发现了大量被外转到地方任职的明代翰林官的记载,明初洪武朝、永乐之际就已存在翰林官员外放地方任职的现象,翰林外转绝非清代首创。现将史料中记载的洪武、永乐之际外转翰林官员简单举例:

           二、明初洪武永乐之际翰林官员外转原因分析

           (一)因事量才,特旨外转

           所谓“因事量才,特旨外转”指因为当时的朝政运行环节,出现了特定的事件,需要最高统治者物色相应的人才去处理相关问题。而翰林官员群体中刚好有符合条件之人,于是外转翰詹官员去地方任职。在这种情形下,外转的翰林官员通常与帝王关系融洽,只是量才授职,根本出发点在于最高统治者维护朝政平稳运营的需要。

           翰林学士陶安是有明一代第一个被外转到地方任职的翰林官员,首开明代翰林官外转地方任职的先河。陶安为洪武朝重臣,深受朱元璋的赏识与信任。洪武元年三月癸亥,朱元璋任命陶安为江西行省参政,主持江西行省的一应军政事务。在陶安出发之前,君臣曾有一次会面。朱元璋对陶安说:“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见于军门,为朕敷陈王业,论当时之务,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军旅之事禆益良多。继入翰林,益闻谠论,今调汪广洋为山东参政,而江西乃上游都会,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为我抚治之。”1从中可以看出,陶安在明太祖心目中所占的份量极为重要,既为谋臣,又为股肱。陶安回答说:“臣以微陋,叨蒙甄录,俾居左右,幸望过矣。今复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负上恩。”这时朱元璋则安慰陶安:“躬擐甲胄决胜负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绥辑一方之众,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岂私卿一人而不爱一方乎?”2至此,陶安才接受任命。陶安到任至任,政绩益著。其年九月卒于官。朱元璋得知陶安因病卒于任上后,非常哀悼,亲自写祭文派遣使者祭奠陶安,史称“帝亲为文以祭,追封姑孰郡公”。

           (二)亲王出阁,辅佐外转

           所谓“亲王出阁,辅佐外转”指的是明代受封为亲王的宗室,受皇命之国后,内阁便会选派部分翰林官员陪亲王一起去封地,迁转为左右长史、左右纪善等王府官,这在明代是一种惯例。明代鸿儒黄佐,在其著作《翰林记》卷十中对这一规章作了详细的记录:“洪武中,亲王出阁,命选儒士,授本院博士等职事,令于各王府讲说。永乐中,妙简宫僚以辅诸王。于是以詹事府丞周孟简为襄王府左长史,司直郎金宝为卫王府左长史,俾辅导,侍讲读。其后亲王出阁,止除进士之老成有学问者除检讨,及王就封,即拜长史,不复升转”3。

           “洪武六年二月辛卯朝日,以翰林修撰吕宗盛,为晋府纪善”1。查明代大臣王世贞所著的《弇山堂别集》卷三十二《同姓诸王表》可进一步得知,晋王为“太祖第三子,名棡,母高皇后,封地为山西太原府,谥号晋恭王,级别为亲王”2。“洪武八年九月甲申,升秦府纪善林温,为秦相府长史;翰林院编修朱右为晋相府长史;朱廉为楚相府长史”3查《同姓诸王表》可进一步得知,楚王为“太祖第六子,名桢,母昭靖太充妃胡氏,封地为湖广武昌府,谥号楚昭王,级别为亲王”4。由此观之,早在明太祖时期,就已选拔文翰官员充任王府职官。

           朱棣登基后沿袭洪武惯例,选拔翰林官员外转王府任职,“永乐三年(1405年)春二月壬午,升光禄寺大官署正倪正为北京光禄寺丞,翰林院编修陆具瞻为赵府左长史,以具瞻尝授学赵王云”5。

           (三)权贵忌恨,借故外转

           所谓“权贵忌恨,借故外转”指的是明代文翰系统的官员因为各种原因得罪了朝中权贵,从而引发了权贵的仇视,使得这些权贵在某些特定的政治事件中,借题发挥,将这些曾经冒犯自己的翰林官员外调到地方任职,这对文翰官员来说,是一种非常苛刻的惩罚。

           永乐朝的翰林学士解缙属于典型的因权贵忌恨,而被外转到地方任职的翰林,“永乐五年(1407年)二月庚寅,黜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缙,先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甚见宠任,坐廷试读卷不公,出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6”分析这则史料,从表面上看,解缙是因为“坐廷试读卷不公”而被外转,但是《明史·黄淮传》关于对大学士黄淮的评价“淮性明果,达于治体。然同列有小过,淮每以闻,以故人或怨之,解缙之得罪,淮与有力云。7”可知,解缙的外转,和黄淮的忌恨有很大关系。此中缘由,一方面由于黄淮的人品缺陷,另一方面则在于二人争夺帝王的宠信,因为翰林官员职居近侍,清华无比,朝夕与帝王或储君相处,亦师亦友,升迁迅速,其权势的大小,与皇帝的宠信息息相关。

           

           (四)因事坐累,含恨外转

           所谓“因事坐累,含恨外转”指的是明代文翰系统的官员,因为自身牵连到某些政治事件中,又没有办法解释清楚,在当国者的授意下,被外转到地方担任中下级职官。

           如“永乐九年(1411年)三月癸亥,詹事府丞陆中善,坐不能辅导,降交趾丘温知县”8明代的詹事府,是专门负责东宫事物的机构,职官不专设,例由翰林官兼任,詹事府的职责之一,就是侍候皇太子讲读,一旦讲读出现差错,或者讲读官不能胜任,后果都非常严重。身为詹事府府丞的陆中善,坐不能辅导而被外转交趾丘温知县,就是不能胜任讲读辅导重任,而被责罚的典型代表。

           三、明初洪武永乐之际翰林官员外转去向

           明代洪武朝与永乐朝翰林官员被外转到地方任职,职务多集中于行中书省、布政司系统、按察司系统、王府系统、府州县系统,其中外转到行中书省五人9;外转到布政司系统九人;外转到按察司系统六人;外转到王府系统十四人;外转到州县系统六人。具体统计情况详见下表:

           四、明初洪武永乐之际翰林官员外转后的仕途

           洪武永乐之际被外转的翰林官员中,他们在被外放到地方任职后的仕途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升迁。所谓“升迁”,指翰林官在外转到地方任职之后,或因皇帝的隆恩,或因在地方干出成绩,或因朝中权贵引荐,或因过往的处罚过重,或因为翰林职官缺员严重,从而得到升官提拔或被朝廷重新征回翰林。如洪武朝被外转的翰林修撰朱梦炎,外转后担任浙江按察司经历,其后,洪武二年被调到山西行省,任员外郎,再征入中央任礼部员外郎,后升侍郎,拜尚书。

           (二)谪降。所谓“谪降”指翰林官在外转到地方任职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再次受到降官或惩罚。典型的如洪武朝的起居注李思迪,先是被提拔为山西行省参政,以事贬为丹徒知县,又因为走失人口,再次获罪,被迁往闽中安置。又如永乐朝的翰林学士解缙,先是被外转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会有言解缙曾泄露“建储密议”,于是皇帝震怒,改解缙交趾,命督化州馈饷,又有权贵言解缙不知悔改谢恩,反而游山玩水,于是永乐皇帝大为不满,将解缙下狱,最终死在狱中。

           (三)起伏较大。所谓“起伏较大”指的是翰林官被外转到地方之后,历经提拔与贬斥,迁转无常,仕宦生涯有较大的起伏,这种情况其实更加符合官员从政规律,因为老是在一个位置上一成不变,不利于调动官员的从政积极性,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洪武朝的凌汉,以司经局正字外转为会稽县知县,后以事逮系浙江按察司狱,经年不决,太祖知其枉,释其狱,擢监察御史,巡按陕西,以功升右都御史,又因事左迁刑部左侍郎。凌汉由翰林外转为知县,是为不幸,受帝王赏识,由待罪之人升为监察御史,权力大振,进而授右都御史,官拜七卿,是为大幸,最终因事迁转为刑部左侍郎,又略显不圆满。

           (四)未调动。所谓“未调动”指翰林官员被从翰林系统外转到地方任职之后,没有调换或变动职位,固定在相应的地方职位上长时间任职,最终在该职位上致仕或者卒于任上。外转后再没有调动,最终致仕的典型例子如洪武朝的翰林编修朱伯清,洪武三年朱伯清以翰林编修的身份外转担任楚王府左长史,之后一直没有调动职位,洪武十一年三月在该职位上致仕,后终于家。外转后未调动。直接卒于任上的典型例子当属朱元璋当政时期首位被外转的翰林学士陶安,洪武元年三月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调翰林学士陶安为江西行省参政,同年九月,陶安以疾卒于任上,明太祖朱元璋痛失重臣,深感悲痛,亲自撰写祭文,遣使安葬。

           五、明初洪武朝与永乐朝外转翰林人数比例分析

           洪武朝,共外转翰林官员二十八人,外转的翰林官员数量在明初是比较多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七九,但也是有原因的。朱元璋作为大明帝国的开国之君,在用人方面不拘一格,当是时,帝国初建,百业待兴,官员的缺口非常大,因为朱元璋出身贫贱低微,很多文人士大夫都不乐意与之合作。为了选拔官员,朱元璋费了很大的心思,不仅自己征召一些文士来朝廷做官,还强制地方官员荐举人才,“朱元璋尝命吏部访求天下贤才,谕之曰: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以求贤,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麟鬃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可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致治。”2同时在中央设立国子监,为大明帝国培养中高级官员。但是,高级职官的政治素养,远非短期内可以培养出来,因而为了选拔合格的地方职官,巩固地方统治,原本属于帝王近侍的翰林官员群体,也成为了外转到地方任职的对象。如洪武元年三月,外转翰林学士陶安担任江西行省参政;洪武二年夏四月,外转翰林待制秦裕伯为陇州知州;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外转起居注李思迪为山西行省参政;洪武十七年春正月,外转侍讲学士李翀担任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洪武二十五年,外转左春坊大学士董伦为河南右参议。

           永乐朝,共外转翰林官员十一人,永乐朝外转的翰林官员数量占明初外转翰林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二一,比洪武朝要少得多,究其原因有二:第一,明成祖朱棣是从藩王起兵叛乱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从亲侄子的手里面抢来江山,情理有亏,故很多忠于建文帝的翰林官员采取不与朱棣合作的态度,所以朱棣继位之后,大规模的以他官改任翰林,以培养忠于自己的翰林官员:“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丙戌,升翰林院侍讲王景为本院学士,擢吴府审理副杨士奇为编修”3;“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辛卯,擢儒士曾日章为翰林院侍读,升国子助教邹缉为侍讲,改给事中金幼孜、王洪及桐城县知县胡俨俱为检讨”4;“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当为建文四年,1402年)己亥,擢太平县儒学训导萧引高为检讨,应天府儒学训导王汝玉、芜湖县儒学训导张伯颕为五经博士,特改子荣名荣”5;“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戊午,升中书舍人黄淮为翰林院编修”6。“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丙寅,以实录成,升纂修官吏部郎中徐旭为国子祭酒;太常博士钱仲益、知县杨觏、梁灒、王褒为翰林修撰;国子助教王达、给事中朱弦为编修;行人蒋骥为检讨;国子博士金玉铉为翰林五经博士;晋府伴读苏伯厚为翰林侍书;教谕解荣、刘宗平为待诏。”7第二,朱元璋废中书,权分六部,使得皇帝要肩负起宰相的职权,故使得皇帝的日常工作非常沉重,为了减轻皇帝的工作压力,明成祖朱棣,设立内阁,选拔心腹翰林官员担任内阁学士,赐餐大内,参与机务,君臣相处融洽。史载:“成祖御右顺门,诏翰林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胡俨,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谕之曰:朕即位以来,尔七人朝夕相与共事,鲜离左右,朕嘉尔等躬慎不懈,故在宫中亦屡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终难。朕故常存于心,尔等亦谨终如始,庶几君臣保全之美。缙等叩言曰:陛下不以臣等浅陋,过垂信任敢不勉励图报。成祖喜,皆赐五品公服”。1内阁的设立,使朱棣与翰林官员相处融洽,既令翰林官员有了更大的施展才华的舞台,也减少了外转翰林官员的人数。

           

           六、结语

           第一、早在明初洪武、永乐之际就已经存翰林官员外转现象,且数量较为庞大,人数众多,笔者目前已整理出被外转的翰林官员:洪武朝二十八人、永乐朝十一人。故翰林官员外转到地方任职,绝非清代首创。

           第二、洪武、永乐时期翰林官员被外转到地方任职的原因也有迹可循,笔者归纳为:因事量才,特旨外转;亲王出阁,辅佐外转;权贵忌恨,借故外转;因事坐累,含恨外转。

           第三、洪武、永乐之际翰林官员被外转到地方任职的官职种类非常丰富,涵盖了行中书省参政、布政使司系统、按察使司系统、王府系统、府州县系统,且品秩也包含了高级、中级、低级,形成了非常立体的外转现象。此外翰林官被外转到地方任职之后,其职掌、权力、地位、迁转,以及在明代政治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四、洪武、永乐之际大批被外转的翰林官员,在到地方任职之后,其仕宦轨迹也是不尽相同的,存在升迁、谪降、起伏较大、未调动等四种情况。

           第五、明太祖与明成祖(明太宗)主政时期,外转翰林官员到地方任职的比例是不同的,且外转翰林官员到地方任职的数量,和太祖、成祖主政时的执政特点以及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第六,洪武朝、永乐朝外转翰林官员到地方任职,开创了明代外转翰林职官为地方官的先河,对后来皇明历朝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对当时的朝政,对被外转翰林官员自身,对清代的翰林外转现象, 都影响巨大。2

           The Ming dynasty Hongwu and Yongle of Shallow Academician official outside

           Shi Lei

           Abstract:Ming emperor wasted prime minister emperor cabinet, is the academician official involved in palace provides a good opportunity. Academician official in charge of widely and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oyal family, at the same time, the academician official has a great chance to become a cabinet member. But also existed to send the academician official of Ming dynasty to the local office of the phenomenon. Ming dynasty Yongle, with a large bonhomie officials were outside to local office. Academician official outward turning into his place, not originated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in the Ming dynasty, Hongwu and Yongle, the academician, outside

           作者简介:石磊,生于1986年,男,汉族,籍贯山西翼城,云南大学历史系硕士,专业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方向为明清。

           1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23——124页。

           2限于篇幅,这里只是部分举例,并非洪武朝与永乐朝全部外转到地方任职的翰林官员名录。

           1《明太祖实录》卷三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洪武元年三月癸亥条。

           2《明太祖实录》卷三一,洪武元年三月癸亥条。

           3【明】黄佐:《翰林记》卷十《亲王出阁读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页。

           1《明太祖实录》卷七九,洪武六年二月辛卯条。

           2【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二《同姓诸王表》,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版,第566页。

           3《明太祖实录》卷一零一,洪武八年九月戊辰条。

           4《弇山堂别集》卷三二《同姓诸王表》,第568页。

           5《明太宗实录》卷三九,永乐三年春二月壬午条。

           6《明太宗实录》卷六四,永乐五年二月庚寅条。

           7【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四七《黄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十四册,第4124页。

           8《明太宗实录》卷一一四,永乐九年三月癸亥条。

           9明初,沿袭元制,于各地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置行省参知政事为最高长官,负责管辖行省内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相关事务,实权非常大,明初重臣常遇春、陶安、杨宪、汪广洋都曾担任过行省参政。洪武九年(1376)年,为了分割地方权力,防止地方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为正二品衙门。但是习惯上依然称布政司为省。由于洪武九年之前的行省参政,位高权重,类似于元代的行省丞相。洪武九年之后的布政司左右参政,职权、地位、威望、升转速度与之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故笔者将洪武九年之前的行省参政单独列出,以供参考。

           1建文朝,在《明实录》中,笔者没有查找到翰林官员被外转到地方任职的记载,原因如下:第一,惠帝生性仁厚,礼敬翰詹儒臣,在登基之后,重用翰林儒臣黄子澄、方孝孺等同参军国大事,“惠帝天资仁厚。践阼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故没有对身为近侍的翰詹官员群体进行外转。第二,明惠帝在位时间过短,仅四年,大量的政治理念并未来得及实施,就被朱棣赶下台,因而也造成了建文朝没有翰林官员被外转到地方任职。

           2《典故纪闻》卷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页。

           3《明太宗实录》卷十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丙戌条。

           4《明太宗实录》卷十上,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辛卯条。

           5《明太宗实录》卷十下,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乙亥条。

           6《明太宗实录》卷十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戊午条。

           7《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一,永乐元年六月丙寅条。

           1《典故纪闻》卷六,第112页。

           2《大清会典事例》卷一零四五记载:顺治帝定外转之例:“詹事以布政使用,支正二品俸,少詹事以布政使用,侍读学士以按察使用,侍读、中允以参政用,编修、检讨以副使用。” 由于外转过多,一度造成词垣清冷,“康熙间,因为修纂事繁,翰林官多不外转,至康熙五十三年,因为外转不畅,翰林官多告假,三分已去其二,于是康熙复外转之制,以编修、检讨外用知府,但是因为修书需人,对外转控制较严。”由上述几则史料内容可知,清代翰林官员的外放较之明代,数量或许为多,但是翰林外转现象明初就存在,清代的翰林外转只是对明代翰詹外转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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