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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时期的政治共识与改革底线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4

           

           陈奇+陈瑜

           摘 要:戊戌时期,维新精英们提出了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变革的主张,但是,开明知识分子及官僚阶层却未能就此达成共识。《万国公报》编者沈寿康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官员盛宣怀“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帝党重臣翁同龢、孙家鼐主“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明定国是诏》宣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张之洞《劝学篇》明确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集中反映了戊戌时期中国社会的一般舆论,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的政治共识及改革底线。

           关键词:张之洞 《劝学篇》 旧体新用 政治共识 改革底线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4-55-59

           1898年4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下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劝学篇》,明确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旧体新用或中体西用的主张。其时,正值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康有为奏请师法日本以变法维新、戊戌变法运动走向高潮之际。论者以为,《劝学篇》是张之洞反对君主立宪变革、与维新派分手的宣言书。诚然,《劝学篇》明确反对民权学说,反对进行君主立宪变革,将其视作与维新派分手的宣言书亦不为过。但能否就因此得出《劝学篇》是张之洞逆戊戌时期中国宪政改革潮流而动的、不合时宜的见解呢?笔者认为,从戊戌时期中国社会的一般舆论看,中国社会改革的政治共识并非维新派的君主立宪,而是张之洞的旧体新用主张,旧体新用是戊戌时期中国社会改革的底线。

           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是从19世纪60年代发端的洋务运动开始的。其时洋务派创办军工企业、民用企业,创建新式海军,主要从物质层面上开始了学习西方的进程。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奏请设立了总理衙门,派遣驻外使节,在教育、外交等制度层面上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90年代中期,即甲午中日战争及其后,知识分子及统治集团普遍感受到了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深感不加大变革的力度不能图存。维新精英们自不必说,“咸知非变法无以图存,而南海康有为出焉”。1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大理寺少卿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员纷纷奏请变法;帝党领袖、光绪帝师、军机大臣、影响光绪帝最力的翁同龢“省悟大局,非变法难以图存”;2光绪帝意识到,“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表示“不甘作亡国之君。”1而一向以保守著称的大学士徐桐也奏请“召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2,主持新政。另一位以守旧出名的官员、安徽布政使于荫霖赞同“徐图而渐更之”的“除弊”改革。3慈禧太后对于康有为呈请变法的上书“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41895年8月,康有为在京组织强学会,张之洞以及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等地方督抚大员,翁同龢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帝党重臣、工部尚书、光绪帝师孙家鼐等朝廷重臣,新式陆军将领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纷纷前往,或要求入会,或要求列名,或捐助银两。李鸿章也捐银2000两,要求入会,维新人士以其名声不好而拒之。内外臣工一时“趋炎附势”,以列名强学会为荣。正是这种共识形成的大气候,少数维新精英们所鼓吹的变革运动才得以最终为皇权掌控者认可并演绎为百日维新的壮举。在这场运动的兴起、发展阶段,张之洞是支持、助阵最为热心、最为得力的少有的地方大员。运动伊始,他率先上《吁请修备储才折》;他还屈尊拜访康有为,听取康有为的变法见解。强学会成立,他捐银5000两,是捐银最多的官员;受康有为之托,他出面组织上海、南京强学会,捐银1500两作为开办费;支持刊发《强学报》,《强学报》被迫停办,又授意改办《时务报》,聘请维新名士梁启超为编辑,后《时务报》成为戊戌时期著名的维新刊物之一。总之,百日维新时期,他曾利用其总督身份,在两湖大力推进新政。正是由于张之洞、翁同龢等一批重臣的同情、支持、造势,维新改革才最终得到了皇权执掌者的认可并正式付诸实行。

           戊戌时期,知识分子、官僚阶层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形成了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的政治共识。但是,改革的力度究竟加大到何种程度,是君主立宪、行民權;还是如同张之洞所言的旧体新用,知识分子、官僚阶层却未能达成共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少数维新精英,自然是在运动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式的民权的主张,后来又将这一主张明确地表述为开国会、定宪法。然而,维新精英们只是知识分子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只是社会中极少的一部分人。他们的主张要转变为实际的变革运动,必须为更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为官僚阶层中赞成变革的开明官员所接受,特别是为皇权掌控者的光绪帝所接受,又特别是清朝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慈禧太后所接受。从整个戊戌变法运动的进程来看,当时维新精英们的宪政主张并未能为社会舆论广泛接受,特别是未能为开明官员以及光绪帝、慈禧太后所接受。1895年4月,即维新运动兴起之际,《万国公报》编者兼上海中西书院总教司沈寿康在《万国公报》撰文即谓:“中西学向,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5《万国公报》是西方教会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历史悠久而又有影响的刊物,作为参与该报编辑并较早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沈寿康,将中体西用作为救国之策,很能代表当时的开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洋务派官员中,1898年6月,即百日维新期间,盛宣怀在举荐何嗣焜主持南洋公学的奏折中亦谓:“臣与纵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6一般官员中,1896年1月,江苏候补道朱之榛请设苏州中西学堂时谓,此学堂“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冀开海内风气。”7帝党重臣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谓:“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81898年6月11日,即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当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到:“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1以中体西用为变法基本原则的明定国是诏,即为翁同龢所起草。光绪帝接受了维新精英们的变法主张,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可见作为正式表明光绪帝政治主张并成为戊戌政治原则的明定国是诏,采纳的并非康有为的开国会、定宪法,而是中体西用:“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27月25日,光绪帝下诏称许张之洞的《劝学篇》“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谕令军机处“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3endprint

           戊戌时期,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官僚阶层中的开明人士,乃至下旨变法的光绪帝本人,都还没有做好实行开国会、定宪法的准备,还没有形成实行君王立宪改革的政治共识。政治改革的共识是中体西用,政治改革的底线是中体西用,张之洞《劝学篇》所提出的旧体新用说就是当时这种政治共识、政治改革底线最准确、最完整的表述。

           旧体新用,抑或中体西用说是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启动而产生的,它是洋务派进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新用抑或西用的内涵也在不断演变、深化,由最初物质层面的兴办近代工业而深入到制度层面的创办近代学堂、按近代国际惯例办理外交。戊戌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在中体西用的总体框架下,西用的内涵也在进一步扩大与加深。张之洞《劝学篇》以为,西用之中,包括西艺、西政两个内容,西艺指物质层面的科学技术,西政属于制度层面。西艺、西政二者相较,张之洞强调:“西艺非要,西政为要”。4虽未脱出中学为体的前提,但已意识到了从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较之物质层面上学习西方的更为重要。西政的内容,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5又或为“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6同早期的中体西用论比较,主要增加或者深化了以下内容。其一,教育方面,增加了变革科举考试制度的内容,新式学堂的设立扩大到京师以及全国各省、府、州、县。“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7变科举的内容,是改革考试内容,除传统的四书五经外,头场改试“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二场改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亦即“西学经济”之学。8采用西方新式学制,广设新式学堂,“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除四书五经外,加习中国地理、史事、算数、绘图、格致、外国语言文字。9其二,学习西方司法制度。“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10将变革领域深入到了刑狱立法,也就是西方司法制度方面。其三,对西方议院制度表示了有限的赞赏与吸纳。他明确反对行民权,但并不完全反对设议院。“或曰:民权固有弊矣,议院独不可设乎?曰: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他将议院理解为一个咨询性质的公议机构,主张皇帝在决策的过程中扩大咨询议政的范围,以保证决策的可靠性,改善君主专制。“凡遇有大政事,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令绅局公议……即或咨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绅民得以公呈于院、司、道、府,甚至联名公呈于都督院。国家有大事,京朝官员可陈奏,可呈请代奏……但建议在下,裁择在上,庶乎收群策之益而无弗羮之弊”。不仅让官员充分发表意见,亦允许民间参与议政。他认为,这种扩大议政范围的公议制度,就是西方设议院的制度,“何必袭议院之名哉”。退一步讲,“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1议员的培养、产生,议会的设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须有一个过程。他不明白,议会是国家的立法机构、最高权力机关,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限制君权的最重要的国家机关,而不是一个咨询性质的公议机构。但是,他毕竟对议院制度表示了有限的赞赏,对设立咨询性质的议院表示了有限的赞同,这是早期的中体西用说所没有过的内容,也是张之洞旧体新用说中最重要的、最具新意的内容。事实上,百日维新期间的新政变革内容,基本上是按照张之洞旧体新用的框架进行的,基本上没有超出张之洞所设计的范围。除了奖励工商一类“西艺”外,在“西政”方面,就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设立京师大学堂以及各省大、中、小学堂,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撤冗门等,对于开国会、定宪法则丝毫未涉及。张之洞《劝学篇》所设计的旧体新用原则,为加大变革力度及深度所规划的西政内容,正是戊戌时期开明士大夫阶层改革共识及改革底线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维新精英们虽然提出了宪政改革的主张,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1898年1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请求光绪帝下诏变法,提出上、中、下变法三策,上策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亦即实行君主立宪;中策为“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为“听疆臣各自变法”。2在坚持君主立宪目标的同时,提出了中、下策供光绪帝选择。同月稍后,上《应诏统筹全局折》,亦即《上清帝第六书》,放弃了行君主立宪上策,建议实行“大集群才而谋变政”的中策,主张在中央开制度局,选维新人士及开明官员数十人,作为变法的咨询性质的议政机构,提出意见供光绪帝决策。3此后,又相继提出过议政处、议院(议政机构而非代议机构)、散卿、议政局、懋勤殿等名目,大要均不超出开制度局的范围。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咨询性质的制度局一类机构,也自始至终被包括相当一部分开明大臣在内的朝廷议政大臣所否决而未能实行。在官员们看来,制度局一类机构设立,意味着传统的军机处、总理衙门等机构就会失去咨询、议政的功能及权柄,形同闲置。变法运动的状况使维新精英们意识到,立即实现开国会、定宪法的宪政改革目标是不现实的,中体西用是改革的共识与底线。对此,梁启超后来也有议论:“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4

           戊戌变法运动是在清朝现存体制下进行的和平的政治改革运动,是必须由现存政治领导人认可始可付诸实行的运动。维新精英们的宪政改革主张无论多么合理、多么紧迫,如果不能得到清朝统治集团中开明官员,特别是光绪帝、慈禧太后的认可,不在开明官员及光绪帝、慈禧太后中达成共识,就不可能付诸实行。在当时社会共识尚停留在张之洞所代表的旧体新用水准的情况下,变法运动的改革底线也就只能停留在旧体新用的层面上了。强调这样一种水平的政治共识及改革底线,并不影响对于戊戌变法运动所具有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运动性质的认定。首先,作为改革运动中坚、倡导、推动者的维新精英,在运动中是明明白白地提出了效法日本开国会、定宪法、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为实行此主张而作了不懈的努力。其次,戊戌变法运动是一个动态的运动。变法运动从1895年“公车上书”始到1898年,仅仅3年。直到1898年1月,作为变法领袖的康有为,才第一次得以面见光绪帝,当面陈述、讨论变法的见解。此后到政变发生,不过半年多的时间。开国会,定宪法,实行宪政,是一个极为重大而复杂的改革,决不是三两年甚至一百来天就能付诸实行的。日本明治维新从1868年开始,直到22年之后的1890年,才正式开国会,实现君主立宪。君主立宪的目标虽然在百日维新中没有被采纳,但是,20世纪初年,维新派继续为之奋斗,1906年,即百日维新8年之后,清廷终于下诏预备仿行立宪政,宪政改革的主张终于付诸实践。作为旧体新用说倡导最力的张之洞,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改变着自己的观念,在1905年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联衔奏请实行宪政。endprint

           WuXu Periods Political Recognise and Reforming Deadline of 1898

           ——On Zhang Zhidongs “Old Learning as Fundamental Structure, New Learning for Practical Use”

           Chen qi Chen yu

           Abstract: During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the reformists advocated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System like Japan. However, the intellectual and officials could not achieve consensus on this issue. Some scholars hold the view of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use”; others hold that Chinese learning must be the subject while western learning the supplement. It was Zhang Zhidong who stated clearly in his article Quan Xue Pian (Encouraging Learning) “the old learning as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modern new learning for practical use”, which represented the political consensus and bottom line for reform during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Keywords: Zhang Zhidong;Quan Xue Pian (Encouraging Learning);“old learning as fundamental structure;new learning for practical use”;political consensus;bottom line for reform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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