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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池必卿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岁月(上)

所属栏目:历史故事   来源:网络   编辑:网上天地网

       

       朱厚泽

       池必卿同志是贵州省——摆脱“四清、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着手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启干部新老交替之门,走向新的发展——这一历史性转折时期,备受尊敬、信赖的贵州省委主要领导人。

       必卿同志已于2007年11月17日去世,类似我这样年龄和经历的贵州干部,内心分外怀念他。回忆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情景,就像一个一个电影镜头,在我心中萦回。

       我第一次见到必卿同志,十分偶然。那是1978年底,北京正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我随原贵阳市委第一书记伍嘉谟同志、书记夏页文同志,按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事前所作的安排,到花园村李的家里,当面向来京参加会议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汇报1964年贵阳“四清”的严重情况和受到错误打击的大批干部、群众现时的困难处境,促请省委切实抓紧平反冤假错案。我是主要汇报人,情况说得很简短。我当面“放炮”,说当时省委对平反贵州“四清”中的冤假错案拖延、敷衍。当时在场的除省委第一书记外,还有和他一起来的高鼻梁、深眼窝的高个子老头,这位老头除中间插过一两句话外,只是平静地听着,并未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会后回到中组部东华门小招待所翠明庄,我整理纪录,这才找人打听,得知那位老头是新调任贵州省委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老资格的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几年间,由于必卿的果断和贵州许多老领导同志坚持正义、热情推动,中央和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的决策在贵州提速行动,“文化大革命”、“四清”、反右倾、反右派以及贵州地下党和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大量得到纠正、昭雪平反。许多沉冤久远的老人得以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安度晚年;许多被赶出城市的家庭,得以重返家园,子女得以一视同仁,入学就业;许多被弃多年、长期被视为“异类”的知识分子和中青年干部得以重新起用。我就是这个时期,在平反、恢复党籍后,经省委重新任命参与贵阳市委领导工作的。

       我与必卿直接的接触,开始于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贵州代表团到京,被安排在牛街住清真寺旁的宾馆,我们不习惯牛羊肉的味,几个人在下边议论想提意见,据说必卿不让讲。我原来以为他是北方人,很习惯,谁知他根本吃不了牛羊肉,结果只能每天给他煮一碗北方汤面,或者加个鸡蛋。整个会期他就这么过的,我才体会到他的顾全大局和生活俭朴。后来我上他家里,他的夫人徐若冰同志让我品尝她家的北方味,我只觉得从山西带来的腌小黄瓜,手指粗细,特别好吃,其他东西,都难与南方相比。

       党的十二大结束,我直接回贵阳,在市委书记夏页文同志主持下,向市委、市级机关、企业、学校传达大会精神,组织学习大会文件。1982年底,中央通知让-我离开多年工作的贵阳市转赴省委,在必卿直接领导下参与贵州省委的领导工作。

       当时省委正筹备召开省党代表大会,组织起草工作报告。必卿多次听取起草小组汇报,提出修改意见,但始终表示不太满意。最后是他亲自动口动手,以很精炼的语言定稿,被^、称为贵州省委历来篇幅最短的代表大会报告。报告题目也没有沿袭党的十二大的标题,而是用了为争取三个“根本好转而斗争”,表达了他从贵州这个内陆发展滞后省份当年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此后一段时期发展前景估计的稳慎态度。

       我到职后,从宋树功同志处接下了省委秘书长的日常工作,尽快熟悉省委的决策过程和机关前后任领导人,依靠办公厅、研究室、农工部等机构的一批年轻同志,向下跑,尽快联系各地、州、市的领导同志,断然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解我原未曾多接触的全省情况,特别是各地、州、市、县的情况上。

       当时贵州农村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大体过去,必卿和他“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的名言,在贵州干部中近乎家喻户晓。贵州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全省整个经济基础还是农业,省委工作重点历来在农村。面对这么个新形势,抓什么,怎么抓呢?

       我把中央的整体部署精神和我们从地、市、县、区农村调查中了解的情况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些想法,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向他汇报请教:在继续稳定包产到户责任制度,注重边远山区扶贫济困,保护农民耕种积极性的同时,把领导注意力转向对农村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扶持,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民间商业和运输业,抓紧公路建设和场坝、城镇、城市的市场建设和市政建设。这就涉及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国营垄断、政府控制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组织体制;涉及党政关系、政企关系、地区关系及其机构和运作方式等一整套调整和改革。这一来,城乡改革势必要结合起来,联动推进;干部的教育、选拔势必重新安排,相应转变……而这一切都必须从贵州的省情出发。我深感对贵州省情的系统了解,深入研究太不够了。

       我向必卿说:“这个事情,可是太大了。”下边的话已到口边,我想说“力不从心”。但他打断了我的话,没有让我说出来。他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嘛!还想用过去‘催种催收那老一套来对付现在的城乡经济局面,行吗?!”他赞赏地说:“就按这个思路去搞。你不只是管农村,要代表省委把城市也一同抓起来,沟通城乡联系,调整国营工业、商业,发挥大三线企业的作用,谋划全面改革和今后发展。还要抓党校,轮训和培养干部。注意大学和科研院所,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可以搞个小的班子,联系一批专家,共同来研究省情,制订近期改革方案,策划未来的长远发展。”

       那几年,省委的徐健生同志、秦天真同志、吴实同志几位老领导人,从贵州的省情和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趋势出发,确实是高瞻远瞩,早就注意到贵州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族特色,不辞辛劳,深入大山深处,亲自发现景观,勘查景点,规划协调,督促实施,倡导发展旅游业。而我那时还只顾上“吃饭穿衣”,没有“回过神来”。健生同志严厉批评我:“织金洞,你去看过没有?还是你的老家呀!”我向健生作了检讨,和省委几位同志一起,在健生的督促和亲自带领下第一次进洞察看。必卿得知此事,非常赞扬健生,赞扬天真和吴实,提醒我认真注意全局。后来,又以他到南斯拉夫喀斯特地区的亲身考察的经历,当面向耀邦推荐贵州的独特岩溶景观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争取中央机关对贵州旅游业开发的支持。

       必卿和几位老同志深知贵州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破坏十分严重,而又是珠江源头和长江重要支流的生态屏障,开发必须小心谨慎。为了子孙的持续生存,要下大决心保护环境。我那几年抓紧

       时间自己跑宽阔水、洛龙和大小沙河、赤水习水林区以及兀,条江河上游等处查看,都得益于他们的经常提醒。草海的恢复和几个自然保护区就是在天真和几位老同志、老专家们的督促下,省、专县几级政府共同努力实现的。

       1984年前后,全国粮食增产,有的销区省拒绝调入,与粮食主产区闹矛盾。我和政府几个同志都比较一致,坚持每年20多亿斤粮食调入不要减少,除用于发展传统名酒,更着重于用在退耕还林、还草上,希望逐步把大面积毁林、毁草、开荒占用的大斜坡地退下来,恢复生态。

       在必卿领导下,省委那个时期的工作大体就是沿着上述思路摸索着做的。

       他对我的工作很放手,总是鼓励我和省委比较年轻的几位同志“大胆放手干,有问题我负责”。他自己则经常下基层,观察工作进程,发现问题和经验,随时提醒我们。同时,深入观察和思考进一步前进中深层次的问题。他曾深情地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包产到户以后,我们的工作似乎没有什么‘得心应手之作了。你感觉如何?是个什么问题?为什么?”

       这使我在处理日常工作外,同时注意发现和思考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更深层次的事物。

       1983年冬,中央作出整党决定。

       事隔不久吧,刮起了一股清理精神污染的风。许多外省区的省委领导人纷纷在党报要闻版面上发表重要谈话,像是表态的样子。我却没有看见必卿有什么谈话。后来一个经济报纸的记者还找我问,我说:“中央说过,不搞污染嘛。”

       接着就传来社会上干涉群众服装、发型,甚至宗教活动之类的事。据说贵阳街头有公安人员剪小青年的喇叭裤……等等。必卿见我就问:“有这个事吗?”我说:“我也听说了,给市公安局长直接打过电话,他说市委夏页文同志当即批评了他们,马上检查改正了。”必卿摇摇头说:“可笑。”谈起老百姓塑神像,以及建寺庙、烧香拜佛之类的事情来。我说了陪客人上黔灵山,看到弘福寺里人头涌动,烟火缭绕。我说:“穿着高开衩的旗袍,光着两条大腿,搽胭抹粉的,趴在地上,又是烧香又是拜佛……看去也感到不怎么样。”必卿把眼睛瞪着我说:“少见多怪!”

       省委让检查一下各地清污的情况,事情还真不少,什么随便定性批判书籍、文章、绘画等都有。我就发现党报发表会议消息中轻率地把一些书定性为“打砸抢的教科书”。有的机关、学校,也在那里翻报刊目录,查文章、排对象,似乎在准备“大批判”……还是紧张了一阵子。经过正面引导,反复划分政策界限,把人们弄到一起“神聊”、“降温”,才没有重复过去习惯了的搞政治运动整人的老毛病。

       排除对整党的干扰后,必卿组织常委研究贯彻整党决定和新一年的工作。正在这时,传来耀邦同志即将来贵州视察的消息。必卿赞同苏钢同志的建议;等耀邦视察对贵州工作作出指示后,再安排全省的整党活动,进行全省工作布置。

       1983年底,冰雪严寒,耀邦同志从四川南部的泸州过长江,沿着纳溪到大方很少有人走的山区公路向贵州西北部高寒的乌蒙山区进发,一定要亲自到毕节去看望贫困山民。贵州山区冬季,要么毛毛雨在公路上结冰,形成一层“桐油凌”,要么大雪封山,汽车没法行。必卿让我们年纪轻的几个人留在贵阳,他自己亲自到毕节去接耀邦。两人都年近七十,又都感冒生病,仍然坚持看望农民,找他们谈话,听取基层和地、县领导干部汇报,一起讨论解决老、少、边、穷农村脱贫致富的办法,力争尽快解决“干人”的温饱问题。

       到贵阳后,耀邦又把西南几省领导人一起约来,分析情况,讨论工作,端正地方党委工作的指导思想,勾画西南开发的初步蓝图,促使四省五方经济协调会议形成。同时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尽快摆脱经济社会困境,专门向省、市领导干部作专场报告。

       耀邦严肃地指出:“到本世纪末,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翻,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党的十二大一致通过、明确宣告了的新时期全党的奋斗目标。我们一切部门、一切单位,一切地区,都要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而努力。要十分关注国家大事、党的大事、人民的大事。部门工作、单位工作与总任务、总目标的关系一定要摆正。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会‘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这要作为一个原则问题,通过整党,认真解决好,在工作中切实加以贯彻。”

       耀邦响亮地提出:“什么是我们的总政策?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党的全部政策,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否尽快地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是党内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地区、各部门工作对与不对、作得好与不好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不要老害‘红眼病”!

       耀邦认真听取西南各省领导人的资源分析和前景规划,反复研究,共同勾勒出西南地区开发的远景设想。那就是:用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把西南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可以独立存在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现代化基地。它是强大的能源基地,强大的重工业基地,是能满足本地区人民生活需要,又有西南地区特色的轻工业基地,是在粮食充分自给基础上的林牧业十分发达的大农业基地。

       耀邦指出:“西南的开发在历史上滞后,现在与国内先进地区比,差距确实很大。但也并不是一切都落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你们就不落后嘛。在农村责任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先行者,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积极发展各种专业户,从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全过程,都要发展专业户,这是我党继农村责任制后的又一项大政策。要从理论和路线的高度,进一步端正态度,坚定不移地推动农村专业分工,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疏理流通渠道,进一步活跃城乡经济交流。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

       耀邦明确指出:“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大局和中央的路线,不要动摇。一、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二、现在在实际政策执行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左。例如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农业林业政策,都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三、在纠正不正之风和以权谋私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要把这三条搞清楚。”

       耀邦引导大家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五年进展,他问:“事前估计得够不够?应当看到,这几年对形势的好转,我们多数同志是估计不足,并不是过于乐观,并不是估冒了嘛。”耀邦鼓励大家提高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在这种信心下努力开创新局面,为人民多做工作。

       我随必卿送耀邦从铜仁到湘西凤凰后,他带着我马不停蹄,立即赶回贵阳,召集常委和省委老同志们开会,传达耀邦指示和西南领导人会议讨论的意见,研究调整全省工作布置,并亲自主持召开全省电话会议,让我作长篇传达,直接传达到县委的领导人。又在《贵州日报》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和整版版面全文登载了传达内容,使党内、党外,社会各界全都知道。

       必卿和省委的老同志们都把耀邦来贵州提出的形势判断、指导思想、工作部署、开发西南方针和前景……等一系列指示看得很重。认为全省认真贯彻执行,必将形成贵州工作的转折点,预示贵州和西南开发的新阶段。(转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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