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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苏兵团解放贵州侧记

    作者:佚名来源:未知时间:2019/10/14

           

           乔 崖

           特殊的战斗

           天亮了,解放了,盼望已久的贵阳各族各界人民涌上街头,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人民解放军,鞭炮声、欢呼声响彻云霄。凑巧的是,此时虽已进入初冬时节,而南明堂(贵州省委驻地)的一株牡丹却绽开了鲜艳的花朵,被群众视为祥瑞之兆,人们奔走相告,纷纷前往观赏。公园的一位老工人喜悦地说:“花虽草木,但也知人心所向,共产党当兴啊!”

           很快,由苏振华署名的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布告贴上了街头。在苏振华的主持下,接管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全面展开。军管会下设军事、民政、财政、建设、文教、公安等接管部。整个接管工作在统一部署下,按照“从上到下,各按系统,原封不动,接管一致,先接后分”的方针和“深入下去,宣传政策,召回人员,接收档案,进行清点,迅速整理,尽快复52"的步骤。经过近1个月的紧张工作,就完成了接管,共接收机关、学校、工厂、仓库等184处,员工1460人。由于方针对头,步骤稳妥,接管干部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深受群众拥戴,因而接管工作进展顺利,达到了不乱、小烂的要求,为这个省的工作开了个好头。

           国民党为了苟延残喘,继续与人民为敌,在贵阳解放前夕,有计划地潜伏了大批特务和反革命骨干分子,加上散兵游勇、散匪惯偷等,敌情相当严重。据当时掌握的情况。贵阳市有国民党的职业特务9百余人,“行动队”4百余人,将级军官、专员以上官员1百人左右,散兵游勇8千人以上,还有散匪1千余人,惯偷8百余人。解放后,他们造谣惑众,大肆破坏,社会秩序极其混乱,使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在这样的严重关头,苏振华领导贵州省委和贵阳市军管会,着重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宣传、舆论方面。除了派干部深入各界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张贴布告,散发各种宣传材料外,还抓紧出版报纸和开通广播。刚进贵阳,苏振华就把兵团政治部的张洪科长叫去,对他说:“观在贵阳市非常混乱,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你立即去军管会报到,先根据新华社的电讯稿出版《电讯》,争取三天内同群众见面,行吗?”张洪心中无底,只得硬着头皮把任务接受下来,转身跑到军管会,同有关人员商定他以军代表的身份进驻原国民党的《贵州日报》社,一面接管,一面筹备出版事宜。经过紧张的工作和报社全体职工的努力,第一期8开2版的《电讯》报终于在贵阳解放的第三天出版了。紧接着,贵州省委机关报《新黔日报》于11月28日正式出版。那几天,苏振华不断给刘子毅(《新黔日报》社社长)和张洪等打电话,询问报纸的筹备情况,一再叮嘱报纸的大样一印出来立即送给他和省委、兵团的领导同志看。他对报纸的大样看得很仔细,甚至指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对于自己提出的意见,如果当时来不及解释,第二天上午他也要打电话说明,或者找报社的同志来面谈。或者亲自到报社去。刚接管的原贵州广播电台,也于11月17日开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播送贵阳市军管会的命令,使贵州人民及时听到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声音,了解我党、我军的政策。新组建的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于1950年元旦正式开播。

           二是在治安方面。贵阳解放当天,第50师入城执行警备任务,在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大力协助下。迅速制止了敌人撤退后一度猖獗的抢劫活动。随后,建立了贵阳市警备司令部,并将全市划为7个治安区,分别负责组织武装巡逻纠察,收容和遣散散兵游勇,把小偷、流氓集中起来进行强制劳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明令禁绝烟毒,收容和改造娼妓,净化社会风气。解放前,贵州的鸦片流毒十分严重。种、贩、运、制、售、吸毒现象非常普遍。据解放初期调查,安顺地区的农村无户不种大烟,黔东南台江等等4县种烟面积达耕地面积的15%,春天罂粟花开满田野。城镇烟馆林立,仅贵阳市公开营业的就达1500余家,全省吸毒者达300余万人(将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广大人民深受其害。为了禁绝这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害。省委决定在全省逐步开展肃毒运动。1950年1月,省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庄严宣告自即日起禁种、禁吸、禁运、禁销鸦片等毒品。9月14日,在贵阳市召开万人大会,当众烧毁鸦片3万2千多两及一批烟具。会后还举行群众游行,大造禁毒声势。11月12日,又召开的万人参加公判大会。判处2名大毒枭死刑,烧毁鸦片2万3千多两、烟具2万多件。全省各地大张旗鼓地处理了一批贩、运,制、售毒品的大犯要犯。发动农民限期铲掉已种的烟苗,雷厉风行地封闭烟馆,以自愿与强制相结合、思想教育与药物治疗相结合的办法组织吸毒者戒毒。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基本上禁绝了鸦片毒害,斩断了这条缠在贵州人民身上的毒蛇。各阶层群众拍手称快,有的赞扬说:“真了不起,这件事只有共产党才能办得到。”与此同时,下令封闭妓院,将妓女收容起来进行改造。有病的治病(大多患有性病),吸毒的戒毒,还进行思想教育和文化学习,组织从事劳动生产和学习生产技能。然后分别以到农村安家、由家属认领、介绍就业等办法给以妥善安置,使她们走上新生之路,从而除掉了娼妓制度这个旧礼会遗留下来的毒瘤。

           三是在经济工作方面。首先,组织力量没收和接管官僚资本。1949年11月29日,贵阳市军管会发布关于接管、没收敌伪房地产的布告;12月1日,军管会又发布关于将敌伪财产收归国有的布告。进一步宣布将在黔的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业、官僚资本与战争罪犯的财产收归国有。军管会迅速向各企业单位派出军事联络员,紧密依靠工人群众。团结原有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把企业原封不动地、完整地接收过来。尽快恢复生产。这就为建立贵州的社会主义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组织生产自救。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困难。由于经济秩序混乱。工商业凋蔽,贵州解放初期许多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造成大量工人失业。贵阳市只有3万多工人,而失业工人就超过8千人,还有半失业2千多,连同他们家属,至少有5万人生活困难,接近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有的工人发牢骚:“解放好,解放好。先卖裤子后当袄”,“工人阶级有力量,两个月来没发饷”。这对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十分不利。对此,苏振华等十分重视,要求尽快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11月20日,贵阳市召开了有各行业1千多人参加的职工代表会议。苏振华到会讲话,阐明了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号召广大职工团结起来,恢复生产,共度难关,并宣布“贵州省职工联络处(贵州省总工会的前身1”正式成立。会后,苏振华等省、市领导人同职工代表们举行了联欢活动,

           使他们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工人阶级的关心和爱护。随后,全省各地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省委要求在省各级工会组织,一定要把救济失业工人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开展这项工作的方针是:生产自救为主,救济为辅,从生产上找出路,着重搞“以工代赈”。贵阳市通过组织为部队加工被服,就解决了2千多失业工人的生活困难;通过组织翻修道路、疏浚河道、维修机场和部队营房、给农村运盐等办法,也解决了一批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此外,还发动在业职工和社会各界开展捐献活动。帮助失业工人度过难关。这些,使失业工人十分感动,他们含着眼泪说:“还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好,在旧社会遇到这种情况,哪个来管啊?”第三,安定工商业者的情绪,促使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经营。不少工商界人士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持观望态度,惴惴不安,无心经营,有的甚至抽逃资金,严重影响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11月20日,苏振华召集贵贵阳市工商界知名人士开会,阐述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及其他有关政策,并针对他们的顾虑,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会后,还设便宴招待了他们。这次会议对工商界影响很大,安定了广大工商业者的情绪,增强了他们搞好经营的信心,对恢复生产和市场供应,安排失业工人就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0年2月,苏振华在贵阳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了接管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不仅讲了接管贵阳市的基本情况及接管中所做的工作,还开诚布公地详细列举了接管工作中的缺点及存在的问题,并就个别干部与旧职员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有的部队强迫买猪、给价不足,以及对房东态度不好等问题作了检讨,诚恳地要求代表们提出批评。他的报告,使听惯了国民党粉饰太平、欺骗民众的陈辞滥调的各界代表们耳目一新,深受感动,无不为共产党人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态度所折服。最后,他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共同努力,把一个落后的、消费的、城乡对立的旧贵阳,改造成为生产的、城乡互助的,人民的新贵阳”。

           明智的决策

           贵州解放后不久,杨勇即率5兵团主力(两个军)入川作战,留下第17军继续执行解放贵州全省的任务。在我兵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尽量减少敌军的抵抗,争取残余的国民党部队起义,成为摆在5兵团和贵州省委领导面前的重要任务。苏振华对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当时,退守在云贵边境的国民党军第19兵团(下辖第89军和第19军)。加上毕节、兴仁地区的保安团队,以及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的警卫部队,共约3万人。在我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他们处在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之中。328师师长张涛(后升任第89军军长)等已表示出要求起义的意向。

           苏振华听了5兵团政治部敌工部长王乐亭的汇报后,明确指示:“毛主席在部署大西南围歼战之初,就向我们指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方式,即以‘北平方式去解决敌人。这种方式是在敌主力被消灭后必然要出现的,也是避免伤亡和破坏、有利于人民的方式。军政兼施解决残余的敌人。是毛主席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在我军胜利完成了对川南、滇南的迂回,关闭了敌人的大小门户之后,刘邓首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11月21日向川康云贵四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要求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悔过自新、立功赎罪。这是当前他们唯一的光明大道,现在就看我们如何去争取和引导他们。328师师长张涛要求起义,就其本人来说应该算是很明智的,对那支部队而言是先走了一步。我们要做好他的工作,但不要满足于一个师起义,事实上光一个师起义。上下左右都有阻力,恐怕不大容易。要启发他在那些上层人物中串联串联,让大家都明白处境,认清前途,以一齐起义为好。”

           根据苏振华的意图,经反复做工作。国民党第19兵团副司令王伯勋率第89军和第49军残部于12月10日宣布起义。接着,驻贵州的国民党各独立师、团和保安团队也纷纷起义。争取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军残部起义,促进了贵州局势的初步稳定,解除了我主力入川、人滇作战的后顾之忧,也对瓦解西南地区之敌起了重要作用。王伯勋和张涛等起义后,派328师副师长王光玮为代表,到贵阳向我军管会汇报。苏振华在接见他时语重心长地说:“起义是大势所趋,但起义后革命不革命,还要经受考验,要防止发生各种意外情况。”王光玮回答道:“我们89军的主要军官,不是张涛的亲戚,便是他的同学、好朋友、老部下,这些人对张军长都很好,很可靠,不会有问题。”苏振华说:“从我党我军的历史看,起义以后又叛变的部队是有的,你们不要靠封建关系维持部队,封建关系是靠不住的。我们很快要派军代表去,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改造。”后来,张涛、王伯勋先后到贵阳,苏振华和杨勇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并设宴款待。席间。宾主畅谈了过去几十年疆场对垒,今天终于走到一起来为人民服务的感受。

           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后,盘踞在滇东北的国民党新8军和第26军迅即向昆明扑去,妄图在我第4兵团入滇之前抢占昆明,消灭卢汉部队。卢汉兵力单薄,无力应付,便急电向5兵团求救。苏振华请示刘、邓首长后,当即决定由第17军副政委戴润生率第49师一部,乘坐从起义部队那里借来的汽车紧急驰援。我先头部队攻占沾益后,敌新8军和第26军如惊弓之鸟,被迫停止对昆明的围攻,急速调头南逃。我军乘胜追击,歼敌4千余人。此次人滇作战,粉碎了敌围攻昆明的企图,支援了卢汉将军起义,稳定了昆明的局势。

           紧张的40多天过去了,军事斗争取得节节胜利,国民党残部纷纷起义,贵州全境除少数边远县份外均已解放,城市接管工作进展顺利,各级党政机关均已到位并展开工作,进入贵州后的第一个战役打得相当漂亮。12月22日,贵州省委召开首次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苏振华作了《入黔以来的情况和今后工作问题》的报告,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提出了今后一段时间内总的方针:“依靠基本群众,争取与团结各阶层中一切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士和少数民族,肃清敌人残余势力及匪特活动,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工商业。完成征粮任务,开展贸易和税收工作,为将来发动群众做准备。”并明确“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剿匪和完成征收”。在谈到领导问题时,苏振华特别强调要“跳出圈子”。他说:“我们的干部(我自己在内),在思想上和作风上有一个圈子。由于长期处于农村工作环境,没有大城市,所接触的只是一些农村事物,与城市各种新问题联系很少,总是局限在一个小圈子内。接受新事物很慢。我们的作风只能轰一下,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不善于组织力量,不习惯正规作风:自己本事不大,又看不起人家,处理事物、考虑问题总是满足于自己的小圈子,满足于狭隘的经验。……进入新区,来到贵州,所遇到的问题更复杂了。过去是单纯管理农村。现在是城乡兼管又须城乡兼顾。过去是单纯领导农民,现在则需领导各个阶层和党外人士;过去是搞战争,现在是搞建设;过去是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现在是全国集中统一的正规建设环境;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问题也摆在面前了。这就产生了又当先生、又当学生,要培养本地干部、又要向本地干部学习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的根本变化,不跳出狭隘的小圈子,则将难以应付当前复杂多端的新局面。难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后来的实践证明,苏振华带领贵州省委一班人和广大干部,迅速跳出了“圈子”,边工作,边学习,边总结,边提高,很快适应了新的形势,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待续)

           责任编辑: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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