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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清代贵州籍科举考卷的前世今生

所属栏目:历史故事   来源:网络   编辑:网上天地网

       

       郑文丰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考试是中国社会阶层移动的最重要途径,而这批考卷可以证明这一点。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场上,贵州出现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后人赞之为“万马如龙出贵州”。掌握贵州籍进士60余份考卷信息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简称“UCLA”)东亚图书馆馆长陈肃,不久前作客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山骨讲堂”,作“清代科举考卷与贵州文化传承”的专题讲座。

       讲座上,陈馆长对贵州籍进士、翰林等考卷进行深入分析,还介绍这批考卷流落海外的历史背景。她还希望通过这次讲座找到昔日进士的后裔,进一步收集相关资料,推动并丰富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省文史馆馆员、特聘研究员、省内专家学者以及部分贵州乡贤后裔与会。

       特藏考卷尘封三十多年重见天日

       在UCLA东亚图书馆,陈肃除了日常工作外,她个人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发现、发掘和研究北美馆藏中和中国有关的史料。

       2015年她得知有这样一批考卷,经半年多调查和研究,认识到这是一批非常珍贵的清代考卷。但因少有介绍,以至于这批珍贵的清代考卷无人问津,无人使用,于是有了全面整理、清点、分类的想法。初步盘点,这批考卷数量达500份。

       清代科举考卷在世界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数量,她做过初略统计:法兰西汉学院藏清代殿试考卷33通,美国国会图书馆特藏2通及30份不完整考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少有15115通,另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图书馆可能也有一些,但数目不详。换言之,陈肃发现的500份特藏清代考卷,数量规模为海外之最。激动万分的她迅速开展整理、研究工作,又因辨别分类特别难,她邀请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女士赴美一同工作。任女士还是故宫研究院明清档案与宮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对清代政治制度与礼俗有着深入研究。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时间里,两位女士让这批尘封30多年的清代考卷重见天日。陈肃馆长介绍了她们梳理出来的信息:这批清代考卷特藏共计500份,涵盖了清代112场文殿试中的63场,最早的试卷出自顺治三年(1646年),最晚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卷上有考生简要履历,包括籍贯、出身、祖宗三代情况。初步分析,中选进士来自两京13省,其中有六成以上出自农家。

       陈肃说,任万平老师见多识广,但见到特藏中有“八旗官学考卷”、“武殿试考卷”的类别,依然非常惊叹。“因为武殿试分外场和内场两场考试,试卷向来罕见;至于八旗官学考卷,任老师说她只听过,没见过。”

       除此类别之外,UCLA图书馆的清代考卷特藏中,还有翰林馆选/翰林朝考考卷、国子监肄业考卷、吏部拣选官员考卷(类似于现在公务员考试)、书院考卷、秀文考卷(类似现在高考优秀作文)等。

       贵州籍进士考卷居首

       让两位女士意想不到的是,考卷特藏中数量最多出自贵州,计67份。这让老家在贵州的陈肃既意外又惊喜,长年在外的她决定从这批考卷入手,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的故乡。

       经过分析,贵州籍考生考卷的类别分布如下:文殿试考卷62份,武殿试考卷1份,翰林馆选考卷1份,国子监肄业考卷1份,吏部选官考卷2份。贵阳府籍贯的文武进士数量最多,达38人。其中,年龄最小的杨恩元,贵州安顺府普定县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第二甲第79名;年龄最大的尹祖依,46岁,贵州贵阳府人,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第三甲第270名。名次最高的,武进士属马正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第二甲第2名,贵州贵阳府人;文进士当属程仁圻,康熙六十年(1721年)二甲第4名,贵州贵阳府广顺州人。

       陈肃在整理研究中,发现进士群中家族影响显著。贵州贵阳府何姓一族有“五代七翰林一榜三进士”的殊荣。其中,于乾隆十年(1745年)中进士的何德新,在甘肃边塞任职8年,创作边塞诗数千首,是贵州历史上唯一的边塞诗人。

       都匀府陶廷飚、陶廷杰陶氏兄弟,陶廷杰喜诗文、善书法,官至陕西巡抚,以廉洁著称。还有平越府王梦旭、王梦尧王氏堂兄弟,贵阳府陈鸿作、陈钟澔陈氏父子,贵阳府赵鸿、赵家蕙、赵湘洲赵氏堂兄弟。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考试是中国社会阶层移动的最重要途径,而这批考卷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雍正及之前,考生撰写三代角色时需注明祖父辈是否为官,依据这批资料,可以看到60%以上的考生来自非官吏家庭。

       陈肃还发现了数位颇有名望的黔籍进士的考卷。一位是李端榘,为李端棻堂兄弟,李朝仪之子;一位是黄国瑾,为黄辅辰之孙黄彭年之子;还有一位是遵义沙滩文化创始人黎安理重孙黎尹融。

       就清代贵州籍考卷的收集,陈肃特别提及《清代硃卷集成》一书。该书收录清代从康熙到光绪年间的乡试、会试、五贡等硃卷8235份,其中会试卷1635份,另有武会试卷4份;乡试卷5186份,另有武乡试卷34份;五贡卷1576份。试卷上有本人详细履历,包括姓名、字号、排行、出生年月、籍贯、撰述、行谊,并载本族谱系,最简为祖妣三代。亦有上自始祖下至子女、同族尊长、兄弟侄辈以及母系、妻系无不载入。凡有科名、官阶、封典,著作亦注入名下。再录师承传授, 如受业师、问业师、受知师之姓名、字号、科名、官阶以示学问渊源有自。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王力从该书辑录出了贵州考生24人,其中进士9人。

       “搜集、整理清代贵州籍考生考卷,可为研究贵州科举、乡贤文化提供难得的实物材料,从而推动及丰富贵州地方文化研究。”陈肃说。

       特藏考卷或与“八千麻袋”事件有关

       这批丰富的清代科举考卷,是1984年由韩玉珊先生遗嘱执行人捐赠。据陈肃介绍,韩玉珊先先生为UCLA 历史学系第一位华裔教授,也是一名收藏家。韩先生留美归国后,曾追随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先生从事平民教育运动,1929至1933年居北京。据陈馆长推测,韩教授是居住在北京期间,从“八千麻袋”事件收集到这批考卷特藏的。

       “八千麻袋”事件得从1909年宣统元年说起。当年,存放明清两代档案的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多出倾塌,奏准修缮。于是将库贮实录、圣训移至大库南面的银库暂存,其余档案一部分暂移文华殿,大部分仍留库内。这时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奏请以大库所藏书籍设学部图书馆;其余档案,阁议以“无用旧档”奏请焚毁。后来学部参事罗振玉去大库检取书籍,发现这些奏准待焚的档案是很有价值的史料。于是请示张之洞停止焚毁,用破旧米袋装满8000袋,陆续送至学部保存,随后又移存于国子监。

       1921年左右,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将此批档案的四分之三约15万斤作价4000元售与纸店作造纸之用。不久,有档案散出至北京琉璃瓦等书肆之所,罗振玉见到后开始查访回购,其中一部分出现在琉璃厂韩姓书店里。陈肃无法确定,此韩姓与韩玉珊教授之间有何联系,但她觉得韩玉珊捐赠的清代科举考卷,很可能就是购置于此。

       后来,韩教授携美国夫人移居上海。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一家人又前往美国定居。“韩教授去世前两年,UCLA为他做了一次口述史。口述史中,韩教授非常兴奋地提起了这批清代科举考卷。可惜的是,限于采访者的局限,没能追问这批特藏来自何处。”陈肃说。

       她还说,考卷品相完好,说明了韩玉珊先生作为历史学家、收藏家对史料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及完整性的追求,使得他对这批考卷高度重视。“当然,除了来源之谜外,为何这批特藏中贵州考卷虽集中,却没有赵以炯、夏同龢等突出考生的考卷,都是待解的谜。”陈肃希望和黔地文史专家、本土乡贤后裔一起协作,进一步收集相关资料,推动并丰富贵州地方文化研究。

       (作者系贵阳日报记者)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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