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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萌:客从何处来

时间:2016-05-30   栏目:最新消息   来源:网络

  1991年,中国允许美国公民收养中国儿童。从1991年至2013年,美国收养的中国孩子数量是86258人。其中,2003年至2007年收养数量最多,2005年为峰值,达到7903人。将近9万名孩子过得可好?他们经历着怎样的人生?2014年,一个叫韩萌的访美学者关注到这个群体,在美国游学期间,她将这些在中国出生、美国长大的孩子及其家庭纳入了镜头。 
  用镜头进入收养孩子的美国家庭 
  2014年2月,韩萌获美国国务院汉弗莱奖学金,成为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名访问学者。在这家世界排名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韩萌将关注的课题放在了那些被美国父母收养的中国儿童身上。作为摄影记者,韩萌曾任职于《新京报》十一年,报道过四川汶川大地震、日本海啸地震等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始终对大事件里小人物的命运有一份执念般的关注。她的导师对这个课题很感兴趣,但告诉她:“采访难度很大,可能最终无法实现。” 
  韩萌从写邮件开始。202014年7月中旬,她的第一封邮件写给了Half the Sky机构。这是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认可的美国56个收养机构之一。虽然只是500字的信,她却写了两个小时,介绍自己,表达在美国学习的目的以及对收养儿童的兴趣。她满怀希望地寄出这封信,却没收到任何回复。 
  韩萌并没气馁,开始试着进入收养家庭的社群,以一个义工的身份建立对这些家庭的基础印象,并通过掌握的资料给每个家庭一对一地写信。一个半月后,她收到了第一封回信——Cheryl Wu,单身妈妈,华裔,第二代移民。从Cheryl Wu开始,韩萌进入了美国收养家庭的圈子。 
  竭尽全力帮孩子寻找身份认同 
  莎拉是泰瑞莎和迈克尔夫妇的第四个孩子。他们有一个亲生的男孩,又收养了两个韩国孩子。2013年6月,在杭州的一家福利院,泰瑞莎和迈克尔第一次见到莎拉。泰瑞莎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轮椅后不久,莎拉叫了一声“妈妈”。 
  为了能有更多时间照顾莎拉,泰瑞莎辞掉工作,她需要每个月两次开五个多小时的车,从维吉尼亚州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给莎拉做治疗。现在莎拉已可以正常行走。2015年的夏天,莎拉第一次参加运动夏令营。她尝试攀岩、游泳、打球、游戏,努力克服走路的不便。她和同学们一起攀岩,每次只能登过三个石阶,掉下来,继续攀登,掉下来,再继续。 
  拍莎拉掉下来再爬上去的镜头时,韩萌盯着镜头的眼睛在落泪,而她的爸爸妈妈在微笑。他们告诉韩萌,真正的痛不是孩子的康复训练,而是如何面对孩子对自己身份的追问。当孩子问为什么自己跟爸爸妈妈长得不一样,当孩子问亲生父母为什么不要自己,这无疑是他们最难过的时候。只是,这对美国父母从不回避孩子与自己的不同,时常带着她玩“找不同”的游戏,也用一个又一个童话来假设莎拉离开中国父母的故事,并告诉她:“等你长大后,我们一起回中国寻找最正确的那个答案。” 
  “作为收养人,我们是幸运的,有机会做她的父母,照顾她,给她治疗。莎拉在很小时经历了一场烧伤,被父母扔在街头。她身上的伤疤在慢慢好转,但心里的伤疤不知会留下多久。”这对美国父母觉得自己最大的使命,就是用无尽的耐心把孩子心里的伤疤抚平。这也是他们收养孩子的初衷。 
  在这些收养中国孩子的家庭中,没有养父母对孩子的身世三缄其口。相反,他们以各种方式告诉孩子:你出生在中国。为此,很多父母在孩子上学之余,带他们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与习俗。而且,同中国式收养很大的区别之一,是美国养父母从来不讳谈孩子的亲生父母,他们用行动坚决支持孩子寻找中国父母的愿望。 
  竭尽全力帮孩子寻找身份认同,是这些美国养父母做得最用力的一件事。韩萌印象最深的,是布鲁斯一家为了孩子“孟母三迁”。他们的家本来在宾夕法尼亚州,可在以白人为主的学校里,中国女儿丽丽一直过得很不开心。为了能找到丽丽感觉更舒服的学校,他们搬到了华盛顿市哥伦比亚特区附近。“特别喜欢这儿,更多元,班上30个同学,7个亚洲人,相处很融洽,我最好的朋友是亚洲人。”丽丽说。 
  搬家的代价是布鲁斯和妻子艾丽斯每天需要开车两个半小时上下班。同时,他们还在努力地学习中文。华盛顿冬天的雪有时会达一米深。每个周末,一家三口到马里兰的中文学校学中文。中文课后,布鲁斯夫妇还要等一小时,因为丽丽要上中国舞蹈课。 
  丽丽到过纽约一次,便“深爱上法拉盛”。在美国东北部,除了曼哈顿的唐人街,这里是最大的中国人聚集社区。2015年的暑假,布鲁斯一家三口开车五个小时到纽约法拉盛吃火锅。丽丽还找到了她爱吃的麻团。法拉盛主街的老式新华书店里,除了散落在角落里的几本英文故事书外,全是丽丽看不懂的中文书。她逛了一下午,把每个小的中国装饰品、挂件摸一遍。 
  “我和爸爸妈妈不一样,他们生长在美国;而我的生命从中国开始,感觉我有很多地方和中国相连,虽然我在这里长大,更像美国人,但我觉得我是Chinese and American。”面对韩萌跟拍了将近一周的镜头,丽丽说出了心里的话。 
  拍摄完毕后,丽丽一家一直与韩萌保持联络,艾丽斯会通过邮件认真地向韩萌介绍丽丽的近况,也会向她请教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并且委托她:“丽丽再大些,我们会帮她一起寻找中国父母,到时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韩萌与每个跟拍收养家庭都保持着这样的联系,并且时常会接受这些家庭的邀请,参加孩子们的生日会。除了做课题研究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韩萌觉得只有在这样的聚会中,她才能更加了解这些“中国出生、美国长大”的孩子们。 
  发现无尽的可能 

  明是这些孩子中最为叛逆的一个。二十一年前,她在昆明福利院被美国父母收养,那时,她4岁半。刚满月,她就被亲生父母遗弃街头,双脚严重外翻,走路艰难。妈妈玛格丽特说起明时,最好的记忆总是停留在收到收养机构寄来明的照片的那一刻,“她是我们一直想要的样子:黑眼睛、卷发、开朗的笑容。”

  现在,这段回忆让玛格丽特眼含热泪。“我们不知道明4岁半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她很小的时候,没有和周围的人、尤其是母亲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缺少安全感,所以她很难对其他人有信任感,总觉得是和世界隔离的。” 
  当玛格丽特夫妇在昆明福利院里见到明的那一刻,“暴风雨开始了”——见到养父母第一眼,明开始哭,不让他们抱,哭得撕心裂肺。 
  明双腿的残疾还没有完全治愈,回到美国,养父母带着她开始了新的生活,可是,不管他们怎样努力,始终都没有与明建立起他们想要的那种亲密与信任。 
  明敏感、易怒、急躁,经常因为小事和家人争吵。有次,姐姐希拉里约她到曼哈顿一家中国人开的指甲店修指甲,明大发雷霆,觉得希拉里对中国女人有偏见,“为什么带我到中国女人开的美甲店?中国女人只会开美甲店吗?” 大学毕业时,家人召集了亲朋好友来家里做客,晚餐时,明剩下些米饭,爸爸告诉她,把饭吃干净了,现在有很多人还在贫困中,吃不上饭。明非常生气,声讨爸爸不应该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这个。那场面,相当尴尬。 
  “我们一直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尝试在家里一起阅读,聊聊最近发生了什么,或者干脆就在屋里做她想做的。可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玛格丽特无奈,“我们只好和她保持距离。”面对韩萌的镜头,玛格丽特极力忍住泪水。 
  大学毕业几个月后,明搬出父母的家,租住在不远的朋友家。韩萌找到了她,她此时在西雅图开始了新的工作。她拿出爸爸写的纸条,上面写着:“希望在新的环境中,和同事们建立起新的信任关系,更包容些。”明没有做到,仅仅工作了一周,她就被老板解雇,但她没有告诉父母。她说:“我一直没长成他们希望的样子,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明对自己未知的过去充满了好奇。两次中国旅行,她每天花很多时间行走于宜良和昆明街头,寻找更多和她生命相关的痕迹。可惜,她什么都没有找到。她曾经希望留在昆明,一边工作,一边寻找亲生父母。可当她想做外教时,招聘单位对她说:“英文是你的母语,你的英文水平无庸置疑,但我们想找外国面孔的人教英文。”明告诉韩萌:“我时常对着镜子问:我是谁?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都觉得很孤独,那种孤独,没法解释,没人能懂……” 
  历时一年半,韩萌写了四千多封邮件,走了美国十一个州,拍了二十几个家庭,一共两万多张照片和上百个小时的视频。一年中,她身陷其中,常常在跟拍完一个家庭后,走在大街上,泪流满面。那个世界对她来说曾经陌生,可是,进入得越深,越觉得难以驾驭。她在国内曾经修过两年社会学,仍然觉得不够。因为国际收养涉及到的问题包括:中国政策、中美文化、价值观、种族、身份认同……渐渐地,她试着站在一个摄影记者的角度,仅仅去呈现。如此做,她轻松了许多。 
  2015年9月14日,韩萌结束了她的拍摄。新浪网等国内外媒体陆续发表了这些照片,反响强烈,很多人流着眼泪看完那些故事和照片。 
  韩萌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她以跨国收养选题为起点,继续用镜头去捕捉这民间传志。费时费力无利可图,但她要求不高,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能记录真相就可以了。从跨国收养这个选题出发,她成长为一个独立自媒体人——发现世界,发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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