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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妻子,流动的盛宴

时间:2016-06-01   栏目:情感口述   来源:网络

  他的快乐,像阳光一样包围着她 
  1920年,美国芝加哥。一战虽然结束,但战争的爆发摧毁了一代年轻人的信念。明天茫然未知,能拥抱的只有今天,“迷惘的一代”热衷于在醺醺然中纵情行乐。 
  受朋友凯特之邀,哈德莉·理查森从圣路易斯来到芝加哥,她柔弱孤僻、沉默忧郁,却有着自己都察觉不到的美丽。生命中的雨曾经无情地淋湿了她,父亲自杀,母亲因重病刚去世,29岁的她莫名地被卡在人生的半途,没有婚姻,没有谋职立业,只能住在强势的姐姐家里。长久的不快乐,即使肖邦的音乐也无法抚慰她,她常常躺在钢琴前的地毯上,感受着身体里的能量一点点离去,却不知该如何解救自己。凯特是让她来散心的。 
  在一个舞会上,哈德莉坐在钢琴前,赤褐色的波浪长发,薄唇大眼,出色的演奏再加上苹果酒作用后微红的双颊,令她看上去妩媚动人。“我或许醉得两眼昏花,不过你确实气质不凡。”一曲完毕,身旁多了一个长相俊美的青年。他身材高瘦,有黝黑的浓发、完美的下巴和让人迷恋的酒窝,只是一个欣赏的眼神,“他的褐眸已深深锁住我”。 
  “是时候跳舞了。”21岁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向她伸出手,笑得无比灿烂。他的快乐驱散了她的拘谨。她明显感觉到他脸上的热度,威士忌、香皂、烟草的味道让人联想到爱情,他带她舞过全场时,她情不自禁地沉浸在甜蜜里。 
  在芝加哥的三周里,哈德莉体验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她喜欢海明威亲昵地叫她“小薯泥”,和他聊天那么放松、自在。她饶有兴趣地看他比赛拳击,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论抱负,红着脸吃他递到舌尖上的橄榄。感官的愉悦令心灵悸动,“他似乎是个全身充满快乐细胞的人,在他身上我看不出任何恐惧,只有活力和热情。”而这些力量,正是她最需要的。 
  他的快乐像阳光一样包围着她,她似乎看到了微微发亮的人生新契机。然而,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处女”,哈德莉并不自信。 
  哈德莉准备离开芝加哥。令她意外的是,海明威等在门口。在车站,他紧紧拥抱她。海明威爱上了她,认定她是“心中要娶的姑娘”,她单纯直率,心地善良,安稳可靠。更重要的是,当他惴惴不安地请她读他不成熟的作品时,她毫不怀疑地肯定他“创造文学史”的梦想,“我看得出来你是当作家的料,无论如何,你有天分。”哈德莉的由衷赞叹让靠写点“垃圾文案”赚取可怜稿费的海明威深受鼓舞。 
  哈德莉到家的那天,海明威的信同时到达。他用了限时专送。整封信皱巴巴的,而且字迹潦草:“亲爱的薯泥球,此刻你人在火车上,而我在这里,你离去,掏空了一切,告诉我,你是真实的吗?” 
  因为海明威的信,阴暗沉闷的日子有了生气。哈德莉细致地回信,描述她所处的环境和生活。几百页信件就这样往返于芝加哥和圣路易斯,海明威信里的柔情蜜意深深打动了哈德莉,她视他为“亲爱的心灵伴侣”。 
  为了他,她努力变得坚强 
  两个月后,两人在芝加哥相聚,爱情让哈德莉感到生命无限美好,容光焕发取代了从前的无精打采。可当她把梦想依附在海明威身上时,他却另有打算——频繁遭遇退稿略显沮丧的海明威,想去罗马专心写作。哈德莉没有挽留,强忍伤心,“如果对你来说,人生最重要的是写作,那你应该去。不过,有个女孩会想念你。” 
  回到圣路易斯,海明威的信重新燃起了哈德莉的希望,“想着罗马,如果你跟我去,以妻子的身份?”她很快回信,“我们走吧,我满心期待,我已经打好包了。” 
  窗外,硕大的雪花在飘落,但那无法阻止爱情的脚步,即使他穷得买不起一张来圣路易斯的车票,即使他前途未卜空有一腔激情与斗志。 
  1921年9月,相识十个月后,海明威和哈德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哈德莉深情而豪迈地说:“世界就是一座监狱,而我们,正在把这座监狱打得粉碎。” 
  然而现实是,“三只时钟走着/嘀嗒/于壁炉上/停歇/但那年轻人正饿着”。当海明威把他写的诗念给哈德莉时,她安慰他:“我们饿不着的。”生活尽可能俭朴节省,但他22岁生日时,她还是送给他一台崭新的打字机。他打出的第一首诗是:“亲爱的,你是我的一切,是甜蜜,是温柔……” 
  他们靠哈德莉继承的一点遗产维持生活,他的写作仍旧屡遭退稿。她总是安慰他,“会有伯乐赏识你的,我感觉得到,那一刻就快来临。”哈德莉渐渐发现,从战场走下来的海明威经常做噩梦,惊醒时呼唤她的名字。她将他搂在怀里,像母亲一样轻抚他的额头,听他倾诉。为了他,她努力变得坚强。 
  一笔意外的财富拯救了他们,当哈德莉收到舅舅留给她的8000美元遗产时,海明威立刻决定去巴黎,那是当时的艺术家和作家聚集的地方。初到巴黎,寒酸的衣着、过气的打扮、让哈德莉觉得自己是只“平凡的母鸡”,居住环境的恶劣也让她思乡心切。更为糟糕的是,为了推敲词语、琢磨句子,海明威常常把她撇在一边,一坐几个小时,甚至她被无赖纠缠时他还关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写作。这让她感到孤独、冷清,还有饿,“腹内空空,饿得发慌”,只能专门选择走“没有卖水果、蔬菜、葡萄酒的店铺或者面包房和糕点点心店”的道路。然而这些她都不怕,只要他在,她就感到安全无虞。 
  生活贫苦而艰辛,但同样有欢愉和乐趣。他带她拜访作家,参加艺术沙龙,他们是圈子里公认的“黄金佳偶”。当他作为编外记者,拿到《多伦多星报》的稿费时,他们旅行、钓鱼,观看赛马、斗牛。两人彼此依赖,即使她在一次旅途中弄丢了他全部的手稿,他也会拥着哭得泪不可遏的她,故作轻描淡写,“没关系,那些是我写出来的,我可以再写一遍。” 
  然而,儿子邦比出生后,生活更加困窘,哈德莉没有钱装扮自己,身材变得肥胖,光彩不再。海明威开始频频出现在社交场所,甚至当着她的面与别的女人调情。随着诗歌和小说陆续发表,海明威的才华逐渐得到认可,《太阳照常升起》更让他声威大震。就在这时,那个“破坏一切的女人”出现了。 
  最幸运最真实的爱,只来自她 
  当《风行》杂志社编辑波琳第一次见到海明威时,对于他“以文学艺术创作为名让妻子和儿子过着艰苦的生活”,既震惊又鄙视。她没法理解,哈德莉是怎么跟这个脏兮兮的大胡子男人一起生活的。可是,读了《太阳照常升起》后,她疯狂地崇拜他,她穿着华丽大衣和昂贵的鞋子经常穿梭在海明威简陋的小屋里,不久,海明威向哈德莉坦言了自己的感情背叛。 
  他们建立了奇特的“三人家庭”,表面春风和煦,内心却各自煎熬。“三个早餐盘子,三件晾在绳子上的浴衣,三辆自行车”。在一次度假时,游在水里的哈德莉望着远处海滩上那对完美的情人万念俱灰,差点自溺于水。幸而理智及时回归,她清醒地决定,要“坚强而明白透彻地面对一切”。 哈德莉同意离婚,结束这个“美丽而幸运的错”。 
  为了弥补对她的伤害,海明威把《太阳照常升起》的版税赠送给她,并说“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对你有所帮助的事”。在信中,他愧疚地说,“如果没有你与我的结合,没有你的忠诚、自我牺牲、经常的鼓励、爱情上的支持和具体的现金资助,我也不可能写出这些著作的,一本也写不成……你是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最善良、最忠实、最可爱的人。” 
  在以后的感情追逐中,海明威始终没有方向和归属。迟暮之年,他忆起了和哈德莉在一起的那五年。 
  拖着病残之躯,以“硬汉”著称的海明威用温软的文字写下《流动的盛宴》,“那时我们很穷,却很幸福”,“我爱她,我并不爱任何别的女人,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度过的是美好的令人着迷的时光”。因为有她,贫穷的日子才是一场场盛宴。 
  书稿完成后,他在电话里哀伤地告诉她,“书里都是你的痕迹,写出那段日子,重新活过一次,对我意义非凡,那是我们之间发生过的种种。”电话那头,她哭了。她从来没有恨过他,“我知道我可以尽情地恨他,因他深深地伤害了我,但我绝对无法不爱他,不爱这样的他”。 
  “我多希望在还只爱她一个人的时候就死去。”两个月后,1961年7月2日,海明威把猎枪伸进嘴里,扣响了扳机。 
  《流动的盛宴》出版后,哈德莉的形象深入人心,作家保拉·麦克莱恩整理了哈德莉生前所述,写下《我是海明威的巴黎妻子》。在书中,哈德莉说,“分手之后,我们两人各自历经诸事,但什么都比不上战后在巴黎的那几年。日子艰辛,却单纯、简单又美好,而且我相信那时的海明威展现出他最好的自我。我拥有过最好的他,我们两人都拥有过最好的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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