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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妮:聆听叶子的声音

所属栏目:写作阅读   来源:网络   编辑:网上天地网

  人们印象中的诗人,往往是浪漫有情调或是个性突出、神采飞扬的人,但王小妮不同,她的诗如同她的人:朴素纯粹,从容有耐力。 
  她的丈夫徐敬亚说,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倾听者。而纵观她写作的这数十年,都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如同记录一般地写作。诗人的倾听姿态一直延续到她的教师生涯,在海南教课的八年,她写了两本《上课记》,关注的是每一个平凡的学生、每一件细微的小事。有人问她为什么总是关注那些慢而小的隐秘事物,她的回答是:“我们的文化长久只注目大事件,忽略了个体。现在,该俯身听听狂风骤雨下叶子们卑微的声音。” 
  一件私人的事 
  百度一下王小妮,会发现这个已经有四十年诗龄的诗人异常淡泊。她认为写诗完全是一件私人的事,从不费心去留心公众,也不想被公众关注。 
  她的诗与日常生活连为一体,而她本人也极端生活化,即使参加诗歌节的颁奖礼,也是纯素颜出现,平静寡淡,几乎看不出悲喜。很多人对王小妮的了解,都来自于徐敬亚的文字。徐敬亚说她像街头上任何一个人那样,安静地洗衣、煮饭,读一些字,写一些字。但她又和普通人有些不同:她不会下任何棋打任何牌,没有饰物也没有化妆品,不会骑自行车,甚至这一生从未去过理发店。 
  王小妮195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14岁时跟着父母下放到农村。1974年,她作为知青在吉林九台插队,在地里干活。有一幅旧照片,是她挽着衣袖和裤腿,和两个女青年在镜头中笑——那是她的青春岁月。 
  王小妮最初被发现的才能并不是诗歌,而是她的画。她当时在编辑一份知青小报,也因此成为那个县里闻名山野的小画家和文人。直到1978年,她离开县城到吉林大学读书。彼时的王小妮,对写诗有着非凡的热情,她于1980年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还跟吉林大学的其他六人一起组成了名叫“赤子心”的七人诗社。 
  这六个人中,就有徐敬亚。根据徐敬亚的回忆,那时的王小妮总是低着头,在纸上奋笔疾书,她几乎一天可以写出十几首诗。每次写完了,她走过徐敬亚的桌旁,飞快地将写了诗歌的纸放在他桌上,还会在纸上写“传阅”二字。 
  上世纪80年代,王小妮作为朦胧诗人与北岛、顾城、舒婷等一起登场。在这串星光熠熠的名单中,她的名字不算耀眼。在那个推崇英雄和浪漫的年代,她的诗歌就在书写日常生活的玲珑与平静。但那时她文字的灵性与力量已初见端倪,她并不是一个只能写白色炊烟的村姑,平凡的语句中总是深藏着锐利的锋刃,不乏内涵与深度。 
  诗不是生活 
  王小妮最初的诗歌处处都是善意,清新如一颗露珠,但大学毕业后她很快就目睹了社会的丑恶与可怕。1983年徐敬亚因为发表了《崛起的诗群》而遭到大规模批判,王小妮因为徐敬亚也被牵连。 
  王小妮生平第一次陷入这样的批判当中,惊吓和恐惧交织。惊恐过后,1985年3月,王小妮写了一首《爱情》。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女性,她在多数作品中对徐敬亚都是用“你”来称呼,或者直呼名字,以她的性格,原本很抵触用“爱情”这种充满世俗意义的词。但这一首诗,她用了这个词作为标题,这无疑是王小妮在锐利反抗,是表达对批判的不满,也是对丈夫的支持。 
  他们来到了南方,在深圳生活。但那不是他们最后一次被批判,1986年冬天开始的“驱徐运动”持续了整整七个月,而后两年,徐敬亚在南北之间往返。王小妮在这样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苦闷重压之下,修炼出了出尘的品性。对她而言,生活是一场修炼。这一切都成了她诗歌的素材,1988年她出了一部非常优秀的诗集《我的悠悠世界》。 
  王小妮将生活和诗歌分得很清楚,她说诗歌不是生活,诗人不是身份也不是职业,而是一种属性和要求。她首先全心全意地作为妻子和母亲热爱着自己的家庭,与菜市场、洗衣机和煤气炉周旋。徐敬亚说她是这个家庭24小时的钟点工。一个全天候的母亲,一位全日制的妻子。在这些身份之后,她才是一个诗人。 
  王小妮在厨房的墙上贴一张纸,炒菜时突然有了灵感,就连忙提笔写几句。午夜梦回,也在黑暗中摸索出纸条,写出脑海中闪过的句子。 
  在王小妮的世界里,精神食粮是大过金钱的。徐敬亚这样说她:“在最看重名声与利益的年代,她几乎不用与自己的私念战斗就可以安然默默地写作。” 
  让徒劳发生 
  对王小妮来说,这样的生活并没有任何不妥,她安定而满足。2002年春天,她和作家崔卫平聊天,崔卫平说:你能做老师,因为你能循循善诱。王小妮心动了:“我想试试。” 
  王小妮想知道在后一代人的身上,理想主义是否还有空间。2005年,她来到海南大学,半年教书,半年写作。王小妮上课从不点名,对学生几乎是放养,有兴趣了你就来,甚至考试写不完也没关系,只要写清楚为何写不完就好。 
  她给学生布置关于“梦想”的作业。一个叫梁毅麟的学生这样回答:“保持正直、清醒和善良,到死。死时能对自己微笑,不对任何人怀有愧疚。”在“关于梦想”的上课笔记中,王小妮摘录了学生们八十多个梦想。她珍惜它们。 
  在写作课上,她提示学生不要展示所谓文采,要诋毁和清除“好词好句”,直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原本的感觉,并在这其中生发对语言的敏感。王小妮笃信,没有新感受的不断发现,文学当然是死路一条。 
  王小妮后来在课前安排十分钟的时间谈新闻,讲时事,“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有事件,都关乎我们活着的背景和未来。”王小妮还是一个绝佳的朋友,她定期请学生到家里来,有点主题沙龙的味道。 
  王小妮教诗歌的时候会淡化诗人的身份,因为不想让学生将诗人看得太高。她一遍遍地跟学生们说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她所给予学生们的,很多都是他们日后才能领略到的东西。有人打击她:你做这些都会白费,他们走出校门,很快会被社会吞没,丧失自我,随波逐流。王小妮不相信人人如此,她非常平静地说:“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 
  在王小妮教书的八年时间里,她将自己在讲台上的启蒙尝试和与学生交流的课堂片段集结成书,出版了两本《上课记》。当年鼓励她做教师的崔卫平不吝对《上课记》的赞美,“诗人王小妮转而从事教育,她把工作变成了一首教育诗。她在课堂上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 
  王小妮有一次给学生布置作业:写写1966。有个学生问:为什么是1966,六六大顺吗?她愣了一下。但当天下午,那个学生就问了家人,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事,因为长辈们从没忘记。1998年到1999年王小妮为这一年写下了11篇短篇小说,一直到2014年,这些故事集结出版,书名就叫《1966年》。11个故事里没有残酷和控诉,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两个姑娘为进城看场电影做了精心准备,到了城里发现因为闹革命,影院早已做他用……她的故事和她的诗歌一样,从最小的细节入手,讲述最普通的人。她的文字轻得像雪花,故事却重得像岩石,就是在这样的轻重之间,读者不经意间就能感到某种刺痛,看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1966年。 
  对王小妮来说,1966年的记忆是11岁的她忽然不上学了;是写满字的带红叉和惊叹号的大字报;是突然听说有不少人用各种方式自杀;是父亲的再三叮嘱:不能记日记……她还打算写一本关于1967年的长篇,写一个少年和17颗流弹的故事。 
  当然,王小妮还是一直在写诗。对她而言,诗歌没有任何目的,未必会发表出版,很多诗,她写了之后就放在抽屉里,多年之后才拿出来。 
  这么多年来,王小妮一直安静写作,躲避名利纷争,逃离媒介,逃离公众,也逃离所谓的诗人圈子和流派。她常常被人们忽略,因为根本不出现。她不喜欢被关注,也不希望自己的诗带有企图,“企图一露头,就是毁坏诗的开始。” 
  如今,她已经不再教书。住在深圳的她有一个花园,每天精心照顾那些花花草草。 
  养树浇花、洗衣做饭——王小妮是一个如此普通的人。静默写作、聆听狂风骤雨下叶子们卑微的声音——她又是一个如此与众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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