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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戏曲对电影的影响

    作者:admin来源:未知时间:2019/07/23
      电影是从西方传来的,但任何外来的东西,要想在本土生根且能有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吸收若干本土传统文化。例如日本电影也同样师出东方,但日本电影的特色,便是吸收了“武士道”精神和传统,包括“剑道”“柔道”等传统(他们没有“重文轻武”的宋朝和“禁止人民习武”的清朝,故这些武术传统都能够完整地流传至今),在国际影坛上独树一帜。 
      中国也有武术传统,更有传统戏曲,但似乎很少有人在谈论中国电影时谈到这一方面的影响。武术传统因为清朝的禁民间习武而中断,其影响只留存于香港一部分动作类型片中。至于传统戏曲的影响则更大,即使是传统文学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也不小,例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都不止一次被拍成电影,与其说是直接将小说搬上银幕,倒不如说是将这些小说演绎的传统戏曲改成电影更为准确。 
      这类电影的人物形象是根据戏曲改编而来(比如《三国演义》小说中记述诸葛亮年纪很轻,出山时只有二十七岁,但谁会把诸葛亮演成一个年轻小伙子呢?),摘取的片段也多半是根据戏曲的折子戏改编。《红楼梦》的很多电影版也都是以宝玉误娶宝钗、黛玉之死为中心。至于传统小说中原来文学上层次比较低的《杨家将》《说岳》《七侠五义》等等,则全部根据戏曲改编,更无需多说了。 
      至于香港的粤语“残”片,其中几乎有一半就是传统粤剧的舞台纪录片,只是仅仅加上布景而已。而武打片中,“武打”几乎全部仰仗传统粤剧中的所谓“龙虎武狮”,动作几乎同戏台上的完全一致。 
      早期的国语片,武打占的比重不大,其用“龙虎武狮”打舞台上的套子则并无二致。等到国语片真正腾飞,爱好传统戏曲的三位邵氏导演——胡金铨、李翰祥和张彻,多少也都对戏曲颇有建树,受到的影响也比较大。 
      香港国语片第一步腾飞,便是由于拍摄传统戏曲片“黄梅调电影”而开始的。在邵逸夫主政下的邵氏电影公司,开始注入大量资金来拍摄国语片,第一部大获成功的影片是李翰祥导演的《江山美人》(1959年)。以前国语片在香港的卖座以“十万”为单位(《江山美人》当时收入四十余万元),到李翰祥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年)时达到高峰,全香港的电影成为“黄梅调”的天下,可说是传统戏曲影响最大、最广的一个时代。 
      传统戏曲向来以京剧为主,有人曾问过邵逸夫先生,既然拍传统戏曲为何不拍京剧而要拍黄梅调呢?邵先生说:“京剧不是自然发音,不懂京剧的普通人不能接受,黄梅调则是自然发音。”邵逸夫这番话很有见地,昆曲和高腔梆子的发音比京剧更远离自然,故其衰落的也更早(而越剧也是自然发音,故能够得到更好的流传)。当然这只是针对文戏来说的,而京剧显然是影响了中国电影的武戏。 
      胡金铨对京剧兴趣浓厚,他拍的打斗场面受到京剧很大的影响。他也拍过京剧折子戏《三岔口》,其实就是他与三位导演合导的《喜怒哀乐》(1970年)中《怒》这一段;而张彻早期拍的古装武侠片,动作其实也是以京剧为基础,不过改变了粤语“残”片在舞台上打套子的路数,而较着重于实战的感觉。 
      张彻也拍过折子戏,他执导的《报仇》(1970年)便是改编自京剧《界牌关》为中心。虽然只有一出戏,但全片贯穿《界牌关》的悲壮感。 
      而后,“功夫巨星”李小龙崛起,他的拳脚功夫与京剧全然无关。内地的动作片甚至武术,则一直都与京剧息息相关。之后香港的成龙、洪金宝、元彪、元华等“七小福”也是学京剧出身,他们的师父于占元以前便是在内地唱武生的(元彪又在动作戏的基础上加入了杂技的技巧,成龙则注入了好莱坞默片的动作元素,如基顿、卓别林等人的肢体语言)。成龙早期代表作《醉拳》(1978年)的导演袁和平,也是学京剧出身的,他的父亲袁小田,又是过去内地唱武生的,师承家传。可见,京剧对中国电影的影响真的是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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