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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为他开扇窗

时间:2016-12-23   栏目:情感口述   来源:网络

  四十五年离别之苦,压缩进一个半小时 
  1937年,卢沟桥上已经是炮火连天。远在巴黎的陈学昭与丈夫何穆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为了乘车方便,租住在巴黎火车站旁边的小旅馆。 
  夏秋之交,巴黎梧桐正红,风光正好,陈学昭推开窗,向街对面的树影里望过去。果然,心有灵犀一般,她发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她在巴黎时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蔡柏龄和季志仁。 
  两个人只是向这边张望,并没有走过来的意思,她知道,他们是顾忌何穆。高高瘦瘦的季志仁向她挥手,宽大的手掌看上去一如往日给人安全感和温暖,他大声问:“你还回来吗?” 
  “不,还是不回来的好。永别了。” 
  “收回你的永别。我们只说再见。” 
  一向喏喏的蔡柏龄倒是走近几步,怕她听不清,音调深沉,“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等你。” 
  “至多两年。”她回答,小心翼翼,像保守着一个承诺。 
  身后,何穆低声的催促撕碎了那承诺,她身子一抖,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大声向窗外喊:“两年,我一定来。” 
  他们没有想到,再见时不是巴黎,而是杭州,更不是两年之后,而是四十五年之后。 
  1982年,著名物理学家、德埃梅·贝尔泰奖获得者、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儿子蔡柏龄携家眷回国,专程到杭州看望陈学昭。那时,她也早已是国内著名作家、翻译家,曾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名誉主席。 
  近半个世纪的离别之苦,都压缩在一个半小时的会面之中。临行时,陈学昭拉了他的手,紧紧攥着,“您和志仁身体比我好,总是我比你们先去。” 
  蔡柏龄耸耸肩,抿紧的嘴唇抽搐着,布满皱纹的脸上突然淌下两行泪来。 
  玲珑可爱的姑娘,三剑客的甜蜜忧伤 
  民国才女如过江之鲫,也大多吉星高照,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能闻名天下。 
  陈学昭16岁时,在上海《时报》以一篇征文《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得到文学前辈们的大力提携。戈公振给她改文,瞿秋白赠书给她,茅盾夫人孔德沚甚至把孤身求学的她安排住进家里。当时,茅盾家对面就是鲁迅的住所。几乎每天晚上,鲁迅和周建人兄弟都喊这个玲珑可爱的小姑娘过来吃饭。 
  在这些巨匠大家的指点之下,陈学昭的文字不但清新秀美,还闪现出新文化影响下的阳刚健美之气,文字的触角又能深深地碰及对人性的问责。 
  因为与激进的文化前辈过往甚密,当这些人受到当局压制时,陈学昭也难免受牵连。为此,她不得不远赴法国求学,避开国内的锋芒。临行时鲁迅对她说:“做一个中国女人要忍受一切的打击,提防突然间从空中飞来的冷箭,要锻炼得像一个有弹力的橡皮垫子,坐下去它果然会被压扁了些,但一放松它立刻又能弹起来,恢复原状,要坚韧。什么都该靠自己,跌倒了不喊痛自己爬起来,才能谋得解放。” 
  这句话她记在了日记本上。当然了,日记本里,更多的是一个少女懵懂的青春印记。而里面出现频率最多的,是季志仁和蔡柏龄这两个名字。 
  两个男生每周末都来找她,见面前总会开个玩笑,或者是躲在窗外吓她一跳,或者是先一个人约她出去,然后在院门口另一个突然伸出一束花,惹她一笑。蔡柏龄读法郎士的《红百合》给她听,校正她不纯正的法语发音。当时她在报上揭露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奢侈风流,常受到那些留学的富家子弟的恐吓,两个男生就天天分工接她上学放学。他们形影不离,被同学们称为三剑客,少男少女如三只小麻雀,嘻嘻哈哈地快乐着。 
  那些笑容里,怎么会没有爱情的味道?只是,友情和爱情该怎样取舍?季志仁“那么温柔可亲”,蔡柏龄又“仁爱宽宏”。而这两个大哥哥一样的男生眼里,又都充满着渴望和期待。 
  1928年,莱茵河畔,史特拉斯堡的中国留学生聚会上,季志仁介绍同学何穆给陈学昭认识。第二天开始,何穆的短笺就送过来了。两个男生已经够烦心了,何穆的出现又该如何招架呢?当时,何穆因为肺结核住在疗养院,病中的泪印在粉红的信纸上,情意绵绵。更重要的是陈学昭突然发现,在季志仁和蔡柏龄之间取舍,落单的一个必定会痛不欲生,“他们的友谊已经登峰造极,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了”。倒是何穆的出现,似乎峰回路转了。 
  那么就快刀斩乱麻,她与何穆闪电般地在里昂结婚,结束了三剑客的生活。1934年,夫妻二人分别拿到了博士学位。何穆学医,陈学昭学文,是中国第一位留法文学博士。 
  唯一一封信,在沉闷屋子里开了扇窗 
  刚回国的何穆与陈学昭找不到合适工作,一家人辗转于无锡、上海之间,全靠陈学昭为数不多的稿费支撑着。 
  得知延安急需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时候,二人立即赶赴延安,成为延安唯一一对博士夫妻。延安是所有有志青年的家,只是她的家已经不是当初的恩爱之家了。 
  1939年,儿子病死,陈学昭再次临产,何穆却另结新欢,常常几天不露面。实际上,他住的窑洞离她的窑洞只有几十米远。一天夜里暴雨,土夯的窑洞摇摇欲垮,陈学昭抱着未满月的女儿,冒着大雨冲出来,却听到不远处窑洞里何穆放肆大笑。后来何穆甚至骗她服下过量的安眠药,害得她几天几夜昏睡不醒。 
  当初的选择,是她想以此放过两个自己无法从感情到精神双重保全的男人,却没想到把自己推到如此境地。季志仁已经在法国成亲,蔡柏龄还守着两年之约,空在异地望穿秋水。 
  在陈学昭自传体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中,“她想到他独个人侨居国外的孤寂而单调的生活,把生命沉在科学研究里的生活,她衷心愿望他有幸福,只要他幸福,她也就觉得欣慰!她对他的期望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到底他没有使她失望!她仿佛看见了一张庄严而温和的面孔,那抿得紧紧的嘴巴,她的心颤抖起来……” 
  她给在法国的朋友蔡畅写信,“我想重去巴黎”。却被何穆发现,告发了她的“叛国企图”。 
  她可以容忍何穆移情别恋,容忍丧子之痛,容忍当初的错误选择,却再没有力气坚持与背叛她的人在一起了。终于,1942年,一纸离婚书给了彼此最彻底的解脱。 
  1948年,邓颖超转给她一封蔡柏龄的信,“得到关于您的消息,我是多么快乐啊……知道您尝尽了艰辛,我听了很难过!又得知您的男孩已经死了,您已离了婚,这很使我惶惑……得到您的消息,使我好像在关得密密层层的不透气的屋子里开了一扇窗……说您还要到巴黎来的,这对我是多么的快乐!” 
  陈学昭却再也没能去巴黎。当时何穆位尊权重,把所有她试图离开的路径一一堵死。但是从邓颖超口中,她经常可以得到蔡柏龄的消息——他加入了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他参与开发了世界上第一台大型永磁体的研究;他来过信,但是在路上丢了;他在法国结婚了;他又来信了,“但是不能交给你”。 
  她伏在邓颖超肩上哭,哭完了就给蔡柏龄写信。她知道这些信永远寄不到他的手上,还是执意写着,每周一封,“不可能要求每天一样分量的情感,但只要我愿意给他最好的一份,不管他结婚也好,我结婚也好,这本来就不是一种义务,这是生命中的一种光彩,一个奉献。”最后这些信又成了她“叛国”的罪证。 
  唯一一封蔡柏龄的信,她珍存了十九年,直到在文革时期不得不烧毁。 
  在天涯的浪花中,流浪者与飘零者相伴 
  陈学昭一生中,从没当面对挚友蔡柏龄说过一个“爱”字,心底却永远为他开着一扇窗。1980年,陈学昭到了对任何事都可以荣辱不惊的淡然年纪了。有个记者采访她,当时电视机正开着,她突然中断了说话,把目光飘向电视机,脸上绽开一丝笑,“哎,等等,快看,电视里正广播他呢。要邀请他回国进行学术交流……” 
  记者诧异地盯着电视,“这是谁哟?”“就是……蔡元培先生在法国的儿子呀。”陈学昭的声音细细的,带着明显的颤音…… 
  1991年10月10日,陈学昭终于连呼吸也坚持不住了。她躺在床上,风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她说:“还有许多事情,都来不及做了。我要死了,可以去巴黎了。我是一个流浪者,而他也孤零漂泊,天涯的游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我一生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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