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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山地震孤儿到灾害心理学家

时间:2017-01-16   栏目:情感口述   来源:网络

  作为国内第一位灾害心理学博士,董惠娟是一名医生,多年行走于探索、抚慰受灾心灵的苦旅中,为国内的灾害心理危机干预做出了杰出贡献。 
  作为唐山地震孤儿,她又是一名“病人”。当年母亲被从废墟下扒上来的画面在她心里结成了疤,“拨动它时,它会震颤”。 
  她说,走上如今的道路,是在治疗别人,也是治疗自己。 
  为什么伤口迟迟不愈 
  董惠娟的病根深深扎在15岁那年那个炎热的夜里。  
  受困七个小时后,董惠娟被从瓦砾中救出。目之所及,混乱一片,没有一间房子是立着的,她跪在废墟上爬行,哭喊父母的名字……然后,她发现了怀孕的嫂子、瘫倒的父亲、跪着的母亲,还有一息尚存的哥哥。董惠娟想扒出亲人,却一点力气都没有,只能守在一边。到了晚上,废墟下的叫喊声、呻吟声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她的耳边萦绕。她一边听着,一边疯狂地掉眼泪…… 
  唐山地震中,董惠娟失去了父母兄嫂四位亲人,也一度失去了应对生活的勇气——再小的事情,也会把幸存的姐妹四人瞬间击垮。 
  那年一个冬夜,姐妹四个住在简易棚里。零下十几度的夜晚,北风呼呼地往棚子里灌。姐妹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取暖,不知道谁冒出一句,“真羡慕邻居家,搭的棚子真好,有油毡,不漏风。我们可怎么办?要是爸妈在就好了。”话音刚落,大家互相对视了两三秒,抱在一起号啕大哭…… 
  在震后的几年里,这种歇斯底里仍会在任何不经意的时刻出现。清明节、寒食节到了,整个城市纸灰漫天飞舞,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低落,不停会听到这样的抱怨,“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跟着去了好”。高中毕业后,董惠娟留校任教,办公室里只要有一个同事哭,其他同事就会跟上,几分钟后,整间屋子就被哭泣声淹没…… 
  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董惠娟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为了克服内心莫名的悲伤与惊恐,她选择了心理学。可让她难过的是,她发现,她真的没法化解这份痛苦。董惠娟逐渐意识到,时间并不能抚平地震留下的阴影。哪怕此时她已大学毕业,进入唐山师范学院从事心理学教学。直到对门邻居去世,她才有勇气直面阴影。 
  这位邻居是董惠娟父母的至交,他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妻子。之后的一两年里,这个中年男人每天坐在简易房门口,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人和他说话,他只会重复两句“好好活着”“我不悲伤”。在董惠娟最孤独绝望的那一两年,她就是靠反复咂巴他那句“好好活着”挺了过来。但没几年,男人就过世了。 
  “我很心痛,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我们始终还是处于受伤状态?”最终,董惠娟决定继续通过研读心理学的方式,分析自己和身边的人。之后,她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再之后,她走进心理门诊,并屡屡走进电台,走上荧屏,为有心理疾患的人答疑解惑。 
  勇敢是勇敢者的游戏 
  十多年的研究探索后,董惠娟救治了无数病人,她觉得有能力面对自己了,于是开始分析自己。但很遗憾,“沉痾难除”概括了她的状态。 
  2000年前后,买房的压力、儿子的叛逆期一起袭来,董惠娟觉得要被压垮了。那段时间,她总做同一个梦。梦中,妈妈坐在唐山一处地下通道的入口,向她招手,她跟在妈妈后面,沿着漆黑的通道一直走一直走,越走越亮。最后,妈妈就消失了。 
  后来,每每工作不顺、家庭琐事缠身时,董惠娟总会做这样类似的梦。有时是地震前一家人给妈妈过生日的画面,有时是妈妈送她上学的场景。她到外地学习,别人一听她是唐山人,总会好奇地问她当时家里有没有人受伤,董惠娟总会顾左右而言它,“我从来不会告诉别人,那个伤痛是不想被别人扒的。” 
  作为心理学家,她知道,每当精神脆弱时就出现梦魇和闪回,根源在于成长中她缺乏父母的支持。而对“受伤问题”的回避,也是心理创伤的一种应激表现。 
  董惠娟意识到,自己掌握的心理学知识对于救助灾害心灵远远不够。于是,2003年9月,已过不惑之年的她,毅然考取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灾害心理学博士,主攻灾害评估及灾害心理救助。 
  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灾害发生的第四天,董惠娟就在中国几个城市,分别与32名海啸受灾者进行晤谈,面对面实施心理救助。第五天,她又作为中国国际救援队35人之一,赶赴印尼,实施心理援助。 
  这是世界近200余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海啸灾难。满目疮痍、令人不忍直视的受灾场面,泡得发胀发白、四散横陈的尸体,四下拥挤、惊惶失措的灾民……一切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
  幸运的是,董惠娟发现,这场景并没有勾起她关于唐山地震的回忆。关于唐山地震的亲身经历和前辈的问卷调研、印度洋海啸的心理援助经历,成了她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她开始慢慢走出之前的心理创伤。 
  2006年,她拿到灾害心理学的博士学位。 
  自愈后治愈的路还很长 
  一路艰辛走来,董惠娟发现,唐山大地震当年,由于社会环境、医疗条件所限,导致震后心理救援缺失,从而造成了太多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病人。 
  这成了董惠娟的一块心病。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董惠娟找到了出口。 
  这一年,政府派出了大批救援队伍、心理救援团、医疗工作者支援汶川。董惠娟是第一批到达汶川心理干预专家服务队的14名队员之一。遍地的断壁残垣,满眼的受伤灾民,紧张的救援部队,和1976年的唐山极其类似,但她已经没有任何不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救人。当年,唐山人没有得到灾害心理应急救援,留下了遗憾,汶川人不能再这样了。” 
  在汶川的39天,董惠娟对数不清的灾民做了心理干预。印象最深的是一个10岁的男孩。男孩失去了父母,成了孤儿。董惠娟第一次见到他时,小家伙已经哭得呼吸急促,浑身抽搐。可无论周围大人怎么哄,他谁都不理。董惠娟走上前,两手轻轻抚摸孩子,“阿姨也是地震孤儿”,接着把他慢慢抱到草地上,用头罩盖住他的眼睛。再然后,她用专业的催眠让孩子渐渐睡去。“等到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会笑了。” 
  除了学校和幼儿园,董惠娟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部队。“军人也是心理治疗的重点人群。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7岁,整天要抬尸体,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当武警实施紧张救援时,董惠娟和团队就站在两侧都是危楼的马路上,随时对一线官兵进行应急心理救助。当一批官兵从废墟下来休息时,董惠娟等人立即上前,给他们摘下布满灰尘的口罩,拭去脸上的汗水和泥土,用各种心理干预方法鼓励他们。官兵们每次走向废墟时,都会回过头来,一起向董惠娟挥挥拳头,“放心吧,董教授!” 
  董惠娟建议的“轮换制”也被她跟进的河南消防总队及时采纳。由于连续作战,尤其在救援后期,各种碎尸的惨状常常让一些官兵无法入睡。很多人一到深夜,脑海里就不停闪回惨象。“在现场,你会很容易受到巨大打击。国家地震救援队的做法很专业,他们一周轮换一次人员,这样能让救援人员在心理上有个舒缓。我们如果人手紧张,半个月轮换一次也行。” 
  董惠娟团队从2008年连续跟踪汶川四五所学校中2000余名学生的心理状况。数据显示,最开始的几年,孩子们的焦虑、恐惧、抑郁、偏执等指标都比较高。从2011年开始,各项指标逐渐回到正常水平。而跟踪的那一批救援官兵,因为“脱敏”训练及时得当,至今没有人发生创伤性应激障碍。 
  董惠娟对此很欣慰。汶川地震算是她灾害心理学理论的一次成功应用和推广。之后不久,她又在唐山255医院挂牌,成立了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我希望心理救援能成为常态,出现灾害时,心理专家能及时介入,帮助更多人。” 
  董惠娟的梦想正在一点点实现。2016年7月15日,距离唐山大地震40周年纪念还有十三天之际,她又接到很多电话,来自厦门、天津……咨询建立心理救援机构相关事宜。那一刻,董惠娟百感交集,泪如雨下。 
  前方的路也许还很长,但路已在脚下,踏上去,走下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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