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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陌生人

所属栏目:时尚潮流   来源:网络   编辑:网上天地网

  在上海生活的分两种人:上海宁和外地人。 
  地域歧视是个不讨喜的话题,然而上海宁与外地人的矛盾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迁居上海之前我心惴惴,尤其是,我老公找的房子是朋友姐姐的法式小楼,这种楼一是居住者全是老上海,二是几家人合住,少不了打交道。 
  我们租的是最高的三楼,房东是朋友的大姐。 
  上海城市管理很严格:外地搬家货车晚上十点之后才能进城区,那么找到这栋位于长宁区的法式小楼,怎么说也得12点多。木楼梯又窄又高又旧,半夜搬家响动难免,我建议打前站的老公先去拜访一下邻居,打个招呼,房东大姐说:千万不要去!二楼的单身老女人很变态,不要去惹她。 
  搬家车果然半夜才到,我们在高昂的搬家费之外又塞钱给师傅,拜托他们千万千万要小声又小心。 
  第二天房东大姐说:昨晚二楼老女人打了她无数个电话她没接,后来发信息说,搬家碰坏了她走廊顶端的灯泡,让我们帮她换一个。我连声答应:“应该的应该的。”楼梯太矮了,碰到难免,我赶紧去买了个最贵的节能灯泡换好。 
  这种旧式小楼是大水表,全楼一总算水费,每家报上人口,由一楼的罗先生统计分摊。房东姐姐带着我去找罗先生,路上她说:“就报两口人好了。”我说不行,儿子暂时也住这里,“那就报两个半,就说小孩只是周末过来。”我说不是的他每天在的……没说完已到罗先生门外,房东姐姐笑眯眯地介绍说:“她家就两口子,两个人。”我想说话,被她制止了。 
  这事害得我好些天没睡好,尤其是听说罗先生是吃低保的,义务替邻居管这些杂事。最后我受不了良心的折磨,打电话给罗先生坦白我家是“三口人”。月底水费单子来了,一共五十几块,一个人也就摊到十几块。我心里诧异:房东收我房租每月8K,却因为这点钱……算了她总归是好意。 
  住了大半月也没见过二楼老女人,这显得愈发的神秘。她房门紧闭无声无息,却又处处留痕:干净的楼梯,狭窄拐角和小窗台上每天淋了水的精致花草。老公说他早上遇到过,伊很有礼貌,并不像难相处的怪咖。 
  尽管这么说,她的存在还是让我紧张,看过太多沪派小说,老式的传统的怪诞自负的老处女——这是我的想象啦,总之很吓人。下午出门去丢垃圾,回来时看见一人扶着门等我——我一愣,她微笑着,很友好地告诉我风会把门关上,怕你没带钥匙。 
  啊?她就是……实际上她既不老也不怪,比房东姐姐大不了几岁。 
  儿子买了辆单车打算骑去上班,晚上停车成了大问题。这疙瘩寸土寸金,哪有多余的地方放车?找来找去只有楼下的门廊,可这是公用地界,二楼能答应吗? 
  儿子敲响了二楼那紧闭的房门,我尾随其后。“阿姨,我买了台单车上班,想在门廊暂时存放,可能进门会稍稍妨碍一点,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以前楼上住过几个年轻人,也在那里放过单车的。”她微笑着说。我一叠声地道谢,“抱歉啊。我们楼上声音吵吗?这种木地板房子我们没住过,地板有些响,不知道有没有吵到你?”我问。 
  “没有没有,你们很安静。以前的租客声音大很多。”她微笑着温柔地说。 
  那一日在外面忙,快递打电话说送了几只大箱子来,我说在很远的地方,他说不可能拿回去太重了,能不能让邻居帮着签收。“抱歉这不行的,我们跟邻居都不熟。” 
  “一楼罗先生说可以帮你签收……” 
  这栋法式小楼我住了两个月,印象极为深刻。搬家时我才意识到,我从未打扫过楼梯,而楼梯总是很清洁;一楼罗先生会顺便告诉我拐角就有小菜场,菜价较平。这种房子没有物管,而水管和电线都很老旧,很容易出问题,停了电需要打市政府热线……种种崩溃的问题房东姐姐都木有答案,只有我的邻居们,会轻言细语地说不用着急,并告诉我解决方案。 
  我知道我可以在这里长住了。上海宁外地人并没有区别,善良与奸诈,衡量的标准都一样。 
  南头关的厚街好人 
  文/杜梅 
  故事的前半部分,发生在久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故事的主角来自东莞,我称其为厚街好人。 
  28年前,我第一次来深圳时,其历程之艰辛,不亚于红军长征。在轮船、火车、大巴和中巴的不断转换折磨后,在那天的华灯初上时分,我终于来到了南头关。可是,还没来得及松口气我就发现,钱包(包括通行证)被偷了。这意味着,即便有人愿意帮助我,给我钱,我也进不了关。 
  那时年轻,任何一件小事,都会以为是天要塌下来了。 
  看见我站在中巴旁无助的样子,从广州到深圳一路上没说一句话的司机淡淡地说:“到我家去住一夜吧。明早再把你送回到这里来。”话语不热情也不勉强。 
  南头关灯火辉煌,但是,远处的夜茫茫无边。看来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我想了想,平静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然而,一路上,还是忍不住忧心忡忡。尤其最后看见,中巴不断地在漆黑、陌生的巷子里穿行,而且越来越深,我心里更加忐忑。 
  到司机家已是午夜。他太太来开了门,看见我,有点诧异。司机跟她简单讲了两句,她哦了一声,把我领到一个房间,说:“你睡这里。”之后,又带我去冲凉房。我匆匆洗了澡,回到房间就躺下了。可是,因为心里不踏实,许久都睡不着。我只好爬起来,悄悄地把几把椅子堵在门口。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司机太太来敲门,说他们要去上班了。 
  洗漱后,我来到客厅。司机太太端了一碗烧鹅给我。接过来,小心地用筷子拨了拨,发现下面有面条。 
  那是我第一次享受烧鹅面这种美食。 
  我一边吃,一边感动得不行,可是,并不知道如何表达。直到离开他家,我只是跟他太太笑了笑。 
  吃完面,司机再次把我送回南头关。 
  下车时,我问了他的名字,他说他叫国强。因为匆忙,他家的电话和住址我都忘了问。至于他家那地方究竟是在东莞还是深圳,也不清楚,以至于多年以后,当我想找他时,大费周章。
  而真正找到他,得感谢互联网。 
  我是在2011年夏天找到国强的,他在东莞。当时我女儿正在申请大学,我正在忙乱中,就没有马上去看他。国庆后再约他,他又在开会,这事就拖到了年底。 
  12月3日,朋友约我去东莞松山湖,我赶紧又给国强打电话,我们约好了在厚街嘉华酒店喝早茶。 
  23年后,我们终于重逢了。 
  国强老弟说,我第一次打电话给他时,他大大地吓了一跳,以为我要讹他。后来往事一一对上号后,听到我要去看他,他又几乎感动到落泪。 
  他还笑着告诉我,当年深夜冒然把我带回家住,太太也曾数落他。说,“为什么他们两个(卖票和副司机)不把她带回家?” 
  我也纳闷。还有,既然太太对这事有气,第二天早上为什么还煮烧鹅面给我吃? 
  国强老弟说:“她很善良。气归气,待客之礼还是要的。” 
  我听了几乎哽咽。 
  他们不知道,这碗烧鹅面在我心里香了20多年!到如今差不多香了近30年! 
  国强老弟一生很坎坷,生离死别都经历了。最让他伤痛的是长子的夭折,长子在6岁那年,游水时不幸溺水身亡。2011年我在网上寻找有关他的信息时,发现他还曾经遭遇官司。想来这些年他的确不易。但可贵的是,他很乐观,也很豁达,这从他脸上的笑容里看得出来。 
  我想,有了这两样,再难再苦,他都不会被命运击垮。 
  分手时,他站在路旁目送着我们。 
  中午的厚街,弥漫着短暂的尘世的寂静。 
  车开出很远,我轻轻地对朋友说:“看见没有,他的白衬衫是新的?” 
  他吃了我的橘子 
  文/曾无墨 
  那是2000年,女儿4岁,我带她回老家过春节。回深圳的时候,我们干辛万苦搞到了一张有座位的火车票,十分庆幸。 
  春运期间的火车很傲娇,它在我家乡的那个站平时会停十几分钟,但春运期间却只停五分钟,人又极多。在上车的汹涌人潮中,我跟女儿和行李是被双脚悬空地推上车去的。冬天穿着厚厚的衣服,等找到我的座位时,我已经满身大汗,里衣都湿透了。 
  长吁一口气,将行李塞进座位底下,再看三人的座位,已经坐满了。我下意识地拾起头看看车厢号,没错,再仔细看座位号,还是没错。我拿出票,展示给坐在我座位上的中年女人说:“这是我的座位。” 
  中年女人木着脸,却只看了看对面座位上的男人。那男人打扮很普通,看不出什么特别。我收回目光看着中年女人,中年女人却转头看向了窗外。那个相对而坐的格间里的其他四个人都沉默无语。我焦躁起来,声音大了些许:“这位女士,拿你的票出来看一下。” 
  那个女的又拾眼看了一次对面的男人,男人继续面无表情,女人便动了动身子,向里面挤了挤,空出一小块地方让我女儿坐了下去。我心里的焦躁被她这个动作抚平了许多的同时,也猜测着,莫非,对面那个男的是她老公? 
  火车终于开动,我倚在椅子靠背上站着,汗渐渐止了,心情舒畅了些许。我看了看中年女人与对面的中年男人,心底估量了一下双方力量的悬殊,便决定等乘警路过的时候借他的力量来要回我的座位。 
  女儿要吃橘子。行李袋里的橘子是我母亲自己种的。打小起,我就跟着母亲侍弄橘子树,跟着她施肥、松土、捉虫、摘果,很累,也让我对母亲的橘子树有了很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也感染到了我女儿,她从小就爱吃外婆种的橘子。 
  我从行李里翻出橘子,出于习惯,递给了格间其余六个人每人一个,中年女人开始不肯要,我说:“吃吧吃吧,我妈种的橘子,皮薄多汁清甜,好吃得很。”语气中有抑制不住的骄傲。中年女人这才接住了。中年男人更高冷一些,我无视这种高冷,将橘子放进他手里。他皱着眉剥开了,我看着他将橘肉瓣放进嘴里。那一瞬间,他皱着的眉头松了一下。我开心地笑:“好吃吧,我们老家是果园,好多品种的果子,都非常好吃。” 
  另外的人附和起来:“确实挺好吃的。” 
  中年男人将橘子吃完了,一个字也没说,眉头反而皱得更紧了。我耸耸肩,并不在乎他的反应。 
  我满意地吃完了橘子,心里那点座位被人占的焦躁完全平息了。我相信,中年女人在这个长长的旅程中会与我分享这个座位——这其实是长途旅程中常有的事。 
  忽然间,对面的中年男人站了起来,顺便大声吆喝了一声什么话,然后果决地顺着通道往车厢外走去。随之,四五个同样打扮普通,却啥行李也没有的男人都站了起来,紧跟着中年男人身后,一起向外走去。 
  我还没醒过神来,中年女人迅速坐到对面座位去了,对我说:“这才是我的座位。”又有点不好意思似地:“刚才,对不住。” 
  我莫名其妙,问:“刚才那人……”她急忙摇头:“不认识的,样子好恶,随身带着刀呢。” 
  好恶吗?我后知后觉地回想,倒有了几分察觉。他们的眼神,有一种侵略性。莫非,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来坐火车? 
  长夜漫漫,我老担心车上会有事情发生,但一直到我到终点站下车,车上都很平静。 
  在华盛顿遇见天使 
  文/大头爱自由 
  中年是个坎,有时候生活把你围成困兽,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是无路可走的逃避。 
  那天,我从加拿大飞到美国华盛顿,在联合车站买好次日的车票后,就站在巨大的广场茫然不知去向。这时一位50多岁模样的白人女性径直朝我走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她自我介绍说她叫Kimbery,58岁,是一名教师。Kimbery异常耐心地给我指示各类博物馆的地址,我仍然一头雾水,她说:“我对这里博物馆如数家珍而且正好要去,我顺路当你导游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请一个私人导游可是很贵的哦。 
  Kimbery看来相当熟悉这里。在带我领取了各种展览资料和地图并注明闭馆时间后,她说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在哪里吃喝休息,还神秘地说要带我去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
  确实,这一大片都是展馆区,不见任何餐馆和咖啡馆。 
  Kimbery引我到一处瀑布下面的地下咖啡馆,这里流水潺潺百合盛开,确实是个好地方。出于感谢,我请她喝咖啡吃Gelato冰淇淋,结果她抢着付了款。我们聊艺术和文化,聊印度宗教、欧洲印象派、日本绘画……她说自己从小跟父母生活在这里,直到35岁才和丈夫搬去匹兹堡,博物馆区是她最爱的地方。 
  陪我逛完艺术博物馆后,她看起来极其疲惫。我的下一个目标是阿富汗艺术家展区,不好意思再让她导游。她没有勉强,说去书店买书,等闭馆的时候跟我集合,然后带我去白宫看黄昏。说这些的时候,她仍然没忘了加一句“顺路而已”。 
  我感动极了,被温暖的阳光拥抱得想哭。 
  一小时后,我们像老朋友一般再见了。坐在微寒的风中,话题从艺术文化扩大到家庭和孩子、烦恼和遗憾。我坦陈这次旅行是生活遇到很多问题,而人到中年的力不从心,导致我郁闷难过。Kimbery给我很多的鼓励和指导,她说她自己的生活里的烦恼,说她遗憾30岁之前都没有旅行的自由,因为她父亲是当年美国空间站最重要的科学家,出于国家机密和自身安全考虑她家成员不能随意出行,只能在欧洲部分国家旅行;说她和唯一的儿子都有基因上的遗传怪病,无缘由地身体疼痛或无力,儿子只能辍学在家由她自己教育,而儿子的心理问题更具挑战性,她也曾身心疲惫不堪,但她顽强坚持下来了,现在儿子终于去上大学了,尽管晚了好多年。 
  在最困难的时候,Kimbery仍然走出自家去帮助别人的孩子。教书之外,她兼职做难民服务中心的义工,帮助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在异国他乡走出挣扎的心理困境。她对青少年的指导非常专业,她说对孩子只有一个应付万变的方法,就是给予恒久不变的温暖。同时她反复地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人生从来都有机会,没有最后一次机会之说。” 
  Kimbery个子高大,性格顽强,衣着朴素,毫无温柔模样,原来是爱尔兰血统。可是我能感受到她内在的温暖和力量。我们一聊就聊到夜里十点,竟然忘记了去参观白宫的事。她说她是从匹兹堡来探望老父亲的,到现在还没有到家,必须给父亲打电话让他不要担心。 
  她电话父亲时,像小女孩一样轻声软语。 
  临别时,她送我两张明信片,分别是日本版画大师Yoshida Hiroshi的泰姬陵晨雾和温泉之春,她说是下午在博物馆书店为我挑选的,因为喝咖啡时听我说很感兴趣印度和日本的艺术。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她其实是一个很细心很温柔的人啊,从遇见我的那一刻就特意要帮助我,并且巧妙地不露痕迹…… 
  最后我俩紧紧拥抱告别,我在温暖中如融化的雪人哭得稀里哗啦。上帝安排这样一位天使温暖我鼓励我,当大爱照耀于心,还有什么沟沟坎坎不被阳光照耀呢? 
  我始终相信一面之缘也是修来的。那么,请让我释放力所能及的温暖,在我们擦肩而过的瞬间。 
  父亲航行在长江上 
  文/谭希 
  去年10月底,我在出差途中收到表弟的微信说“姑父心脏病发住院”,赶紧改机票匆匆往老家赶。 
  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这些年里一直独居,我多次邀他来深圳与我们同住,他却只肯偶尔来小住一段。老人家退休后身体尚健,不愿请保姆嫌“碍手碍脚”,他自己买菜做饭跑步练书法自得其乐,一句话,过得挺好。 
  现在这一生病,这老头只怕是没法“过得挺好”了。 
  那天我心急如焚从机场打的士赶到医院,找到病房推门进去,看见父亲正倚在靠窗的病床上,一位白发老伯伯坐在床边和他聊天,父亲虽然虚弱但喜形于色;旁边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从一只保温桶里取出饭菜搁到架在床上的小桌板上,饭盒里鸡汤冒着热气,还有父亲爱吃的蒸蛋羹。 
  看见我,父亲很高兴,拉着我的手让我喊“伯伯”和“伯妈”。我有点晕,从来没听说过父亲还有兄弟啊,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伯伯和伯妈? 
  正疑惑问,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女医生走进病房。父亲又拉着我说:“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小希,这是王医生,我的主治医生,你喊小梅姐姐就可以。” 
  我有点尴尬。医患关系亲善是好事,但医生就是医生嘛,喊姐姐也未免太那什么了吧?这老头。 
  “伯伯”和“伯妈”等父亲吃完饭就拎着保温桶告辞了。“小梅姐姐”对我说,父亲的病情无大碍,无需手术,但要住院再观察几天,回家后按时服药即可。我放下心来,连声道谢。 
  入夜后,我在父亲的病房里陪床。这是一所著名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床位紧张,父亲说他刚进来那晚住在走廊里,听着旁边的病人翻身呻吟,很长时间都睡不着,半夜里对面有问病房有个老人走了,父亲说,当时听到杂沓脚步声和有人大喊医生护士,然后就听到了哭声。 
  说这些的时候,父亲正在输液,半闭着眼,手背上插着管子。看着药水隔着透明胶管一滴滴注入父亲已然苍老的血管,我忽觉心酸。 
  父亲说:“你知道今天那个伯伯和伯妈,还有小梅姐姐,是什么人吗?” 
  他又说:“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讲过我在长江上的事?” 
  那一段我知道。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本市一家科研所,原本前途大好,没想到被家庭出身所累,船舶工程专业的高材生,被发配到川江的货轮上当了一名船工。 
  川江上行船不易,父亲风里来雨里去,那些年吃了很多苦也历了不少险,不过也跟船上的工友结下深情厚谊,那是后话。还有,一介文弱书生在大江大河上逐渐炼成一名行船好手,这倒也是意外收获。 
  至于救人,行船那些年里,父亲救过的人应该不止一两个。 
  “其中有一个娃娃。”父亲说。 
  娃娃?好像他是跟我提过一次,那大概是1976年夏天,在长江涪陵段,他救过一个落水的娃娃。 
  “那个娃娃,就是今天这个小梅姐姐。” 
  当年小梅姐姐六七岁,落水时,父亲的货轮正停靠涪陵码头。
  小梅姐姐的父母,就是今天我见到的“伯伯”和“伯母”,是涪陵一家大工厂的职工,孩子被救后,他们给父亲工作的航运社写过一封感谢信。粉碎四人帮后,父亲恢复工作调离了航运社,他们联系不上父亲,唯一知道的就是父亲的名字。 
  如今的小梅姐姐已经是本市小有名气的心脏外科专家,这次父亲被送院时正巧是她接诊,看到父亲的名字,她说她当时是又惊又喜。跟父亲一聊,确认面前的老人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当天傍晚,“伯伯”和“伯妈”拎着鸡汤到了医院…… 
  父亲出院那天,小梅姐姐对我说:“你放心回去上班吧,叔叔有我们呢。” 
  回深圳的飞机上,我一路在感慨,这样的事情,以前只觉得会发生在一些狗血影视作品中,因为太巧,让人不敢信。现在我终于相信,人世间各种巧合都有前缘,那些出现在你生命中的陌生人,都自有其来历——在父亲的故事里,那叫福报。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文/小马过河 
  一开始,我心里多少有点委屈。 
  从康庄到镇上有近15里路,唯一的交通工具却只有腿。等我们好不容易风尘仆仆到了镇汽车站,那趟本应在15分钟后开往县里的巴士车却已经发车了。售票的大婶嗑着瓜子说:“开车的师傅有事情,临时提前发了车……下午两点还有一班……” 
  经过近五小时的等待,下午两点的班车载着我和大康出发了。 
  车很破旧,车上大概坐了十好几个人。司机大哥明显是个港台音乐爱好者,从他发动车子起,车厢里便不断播着《对你爱不完》等时兴的流行歌曲。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三位穿花外套的一路总在说话的大婶,她们声音大,语速快,说的又是本地话,我要很认真地听才能听清大概。 
  按照大康的重新规划,从镇汽车站到县汽车站大概两小时,从县汽车站到民政局叫个摩的15分钟,县民政局五点下班,办事的时间绰绰有余,再乘五点半的班车回镇上。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下午三点多,当我和大康正头抵头闭眼听喇叭里的歌曲和大婶们的聊天时,只听从巴士车头处突然传来一阵轰鸣,然后车身一搐,任凭司机大哥如何骂娘,车子都不动弹了。 
  车上车下地折腾好几回后,司机大哥才一脸无奈地告诉我们,车子抛锚了,好在他能修好,至于多久能修好,一时半会他也说不好。站在班车抛锚的位置,我和大康伸长脖子前后左右望,都只能望见一望无际的庄稼和植物。 
  最先注意我和大康的是穿红花外套的大婶。她一脸好奇地问:“你们是不是有事着急去县城?”大康皱眉说了原委——我和他是在南方认识恋爱的。上周好不容易双双请了婚假,现在是回他家来办证——依他母亲的说法,今天的风水特别适合领证。 
  大康的话才落音,穿黄花外套的大婶便大声说:“哎呀,他们两个要着急去县城办结婚证!”她的话引起了其他人注意。我和大康不久成了中心点,大家呈圆状散布在我们左右。 
  穿绿花外套的大婶说:“你们听我的,赶紧步行去河镇,在那儿叫个摩的去县城。”这个主意很快被人推翻了,步行去河镇至少一个半小时,从河镇去县民政局,坐摩的也得半小时。 
  此起彼伏的,又有热心人出了主意,然后又被其他人推翻。如此几个回合下来,大家陷入沉默。 
  我记得很清楚,这时我无意看了一下表,正好四点,不多不少。我还看了大康一眼,心想最坏的打算无非在县城住一夜,结婚证办在黄道吉日的次日而已。 
  我也记得清楚,正是这时候,车头处突然传来了司机大哥的吆喝,他在招呼大家赶紧上车!我们的对话显然被他听见了,他的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有机油,却只用布简单擦了手,随即跳上座位,清点人数,发动车子。 
  接下来,我坐了有生以来的,最顺利的一次巴士。 
  司机大哥停止了播放音乐,全神贯注地开着车。我能够明显感觉,他将车速提到了当时允许的最高速度。三位花外套大婶也停止了对话,就是偶尔讲话,也是提醒大家,为了节省时间,下车的请务必提前做好准备。 
  直到大半小时后,我才明白过来:司机大哥没有将车停在终点站,而是继续开着,向着民政局。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车上的乘客除了我和大康,还有那三位大婶。我用感激的眼光看向她们,红花外套大婶却安慰我说:“不要紧的,我们又没什么要紧事。”黄花外套大婶还笑着说:“你看我们这的人多好,你要多动员你们那的女娃子,嫁给我们这的男伢子!” 
  我更记得清楚,1996年5月10日,在下午五点之前,我和大康走进了他老家县城的民政局,顺利地办了结婚证。 
  因为时间太赶,在下车之前,我和大康甚至来不及用更合适的言语,感谢司机大哥和三位大婶。 
  但我一直记得他们,即便时至今日,光阴过去了20年这么久。 
  她给我一只小兔信封 
  文/敏仪 
  10年前的暑假,我一个人到成都旅游。到了成都,我住在武侯祠附近一家颇有老成都风味的客栈里,因为游客多,我跟一个从北京来的陌生女孩共住一问,她也是单人匹马游成都。 
  我不是自来熟的人,但跟女孩聊起来还蛮投缘。她说她刚刚失恋,我就试着用那些从女性杂志上看来的道理去开导她,没想到竟让她眉间的乌云渐渐散开。我好笑地想,冒充知心姐姐的感觉还真不错。 
  就在回程的头一天,从熊猫基地看了熊猫回来,我发现皮夹不见了。我想起公交车上站我旁边的神色可疑小青年,只怪自己不当心——还好机票订的是来回程,身份证当时放在另一个夹层里。 
  我回家前的全部财产只剩下零钱包里的几十块零钱。 
  我精疲力竭,在楼下呆坐良久,然后在客栈老板的指导下挂失了银行卡。这时同屋女孩也回来了,我没多说什么,和她一起上楼。整晚我默默地收拾行李,女孩也没有太多的话。临睡前女孩递给我一个信封,说:“姐姐,这是我的地址,来北京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带你去逛小胡同和四合院。” 
  信封是方形的,装贺卡那种,右上角印了只可爱的粉色小兔。
  第二天女孩还没醒我就退房出门了,准备早点坐公交去民航乘车处——揣着劫后余生的几十块钱,我只能咬牙强撑着回广州再说。 
  偏偏那天公交车等了很久都不来,眼看着的士过去了好几辆,我有点着急了。下意识地从背囊里掏手机看时间,手指碰到了女孩给的信封,控制不住好奇心掏出来,里面竟然有一张粉红色的钞票。 
  包钞票的纸上,除了女孩在北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有一行笔迹清秀的字:“姐姐,客栈老板说从这里到民航乘车点再到机场会绕路,你直接打车去机场吧,这样更快。” 
  社区巴士上的指甲刀 
  文/卉辰 
  赶上好天气,人在家里是坐不住的。社区短驳巴士上,大多是面熟的人。 
  那对母子上车时,我和邻座不约而同地起身,将座位让给他们。正是三月,一树一树的玉兰花从车窗外掠过,让人心情振奋。 
  安静的车厢内,忽然响起“嗯嗯啊啊”的轻叫声。不用看我也知道,声音是从我让出的座位处发出的。在这个社区里生活久了的人,对这个声音应该都不陌生——那个长着成年男子面孔的智障男孩,是他年迈的单身母亲的沉重负累。 
  但我还是看了看他。他站了起来,一只手扶着前座靠背,一只手不知为何在空中徒劳挥舞着,左顾右盼的眼神迟钝却不乏愠意。他母亲用常用的、哄婴儿般的音调安慰他:“家里有饼饼,回家吃哦。” 
  我收回目光,视线无意与其他熟悉的乘客相撞,交换了一个无奈的微笑。 
  也不知怎么回事,不过几秒钟工夫,那“嗯嗯啊啊”的声音突然拾高了。紧接着,是母亲压低的劝慰声,是儿子更加尖锐的叫喊声,还有母亲猛然进出的呵斥声,以及惶惶然的道歉声…… 
  等得我明白过来时,才发现他们前座的年轻姑娘的雪白脖子上,被划出了一道崭新的、醒目的血痕。这个年轻姑娘面目陌生,似乎不是本社区的居民,我担心地看着她,只见她缓缓回头,看了看那对母子,目光又徐徐落在那母亲紧拽着的智障儿子的手上。 
  “我没事。”她还从包里摸出一只指甲刀,“这个送给你们,以后经常给他剪剪吧。” 
  我不由暗暗嘘了一口气。车厢里也忽然静下来,静得出奇。 
  就像什么被打破了,或者什么被修复了似的,当车厢里重新热闹时,我见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位乘客拿出创可贴递给姑娘,一位老阿姨拿了袋饼干送给那位母亲,“让他吃点东西安静些吧!你也够不容易的。” 
  风吹进车窗,将那母亲被儿子抓乱的头发轻轻扬起。那张被生活磨损得麻木的脸上,露出了淡然的微笑。 
  那年那首《茉莉花》 
  文/慧菲 
  初一时,学校举行了一场合唱比赛,每班选10名同学参加。能成为其中一员,我骄傲极了。 
  我们的参赛歌曲是《茉莉花》。老师要求,演出时我们每个人都要捧一束白色鲜花,以配合歌词里的意境。 
  那时我在小城里跟着奶奶一起生活,父母带着弟弟在省城工作,很少寄钱给奶奶。鲜花的价钱贵,而且白色的花被老人家视为不吉利。爆脾气的奶奶一听就怒了:“白色的花?想咒我呢?不准去唱!” 
  我不敢反对她,眼泪都不敢掉。 
  第二天就是表演日,我天刚亮就起了床,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事,只好一路哭着,向学校走去。 
  路途中经过一问非常小的花店,老板娘刚开门。我猛地收住脚,含着泪,呆呆地站在门口看着,各色的花儿在我眼中美得如梦如幻。 
  老板娘发现了我的异常,问我:“小妹妹,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也许她太过和善,我竟然对着一个陌生人说出了自己的难处。老板娘笑了,回过身便麻溜地忙活开来。一会儿,便将一束包扎得很好的白色鲜花伸到我面前。我睁大眼看着她,她含笑点头:“送你了,小妹妹,祝比赛胜利。”我接过那束花,我叫不出名字的白色的花朵,有着清淡的香气。 
  那天我们的演出非常成功。谢幕的时候,听着台下的掌声像潮水一般涌来,我哭了。 
  近30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那束白色的花,那缕清淡的香气,那个老板娘的笑容,甚至能记得起那天清晨的风,柔和地拂过我的13岁。 
  吉日在台南 
  文/王老师 
  2014年秋天,我在台湾旅行。 
  那天从高雄到台南,出了台南站,我第一想逛的就是菜市场。见路边有位老先生正在启动摩托车,我赶紧上前询问。老先生非常热情,告诉了我一个地址,但不等我离开,他又说:“还是我送你过去吧。怕你找不到。” 
  途中,老先生告诉我,他姓郑,是郑成功协会的副会长(也许有误,因为摩托车声音大,听不清)。“今天没开车来,不然可以带你在台南各处看看。” 
  郑先生把我带到一个名叫东菜市的菜市场。 
  比起台北的果蔬市场,东菜市小了许多,三两下走完后,我在一家面店坐下来,要了一碗t昆饨面。同桌是个女子,我向她打听台南最值得带的手信是什么。她说,当然是凤梨酥了。 
  很容易就找到了女子推荐的阿美饼店。推门进去,一个漂亮女孩正在吃饭。 
  一位先生热情地招呼我。他的耐心让我很感慨,付账时我情不自禁地说:“台南人可真好啊!” 
  一直低头吃饭的漂亮女孩听我讲了郑老先生送我的事,扭过头对招呼我的先生道:“你送下她。” 
  我不解:“送我什么?” 
  “等下你想去哪里?” 
  “车站啊。” 
  “送你去车站。” 
  “啊!真的吗?”我又惊又喜。 
  原来,女孩就是老板娘。不过,她不是阿美,是阿美的女儿。 
  我邀请女孩与我合影。照片里,我俩笑如春风。 
  去车站途中,一直招呼我的先生说:“许多店的凤梨酥都涨价了,但我们店坚持不涨。老板娘(阿美)害怕涨价吓跑了老顾客。” 
  我庆幸自己最终买了她家的凤梨酥。 
  阿美饼店在台南市民权路一段88号。要是你去台南,路过她的店,请记得代我问候她。要是你有我的幸运,说不定,她也愿意让伙计开车送你到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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