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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活到没有感慨

时间:2017-06-19   栏目:情感口述   来源:网络

  每年只能回家两次,北京到湖北,几天几夜车马劳顿,陶希圣深切体会“归心似箭”。上一封家书里,他已经写明归期。他知道,妻子万冰如会带着孩子在村口老槐树下等他,长女骊珠大约走得很稳了,二女琴薰也会笑了吧。 
  然而,妻子怀里只有琴薰,“骊珠夭折了。娘说女孩有病不必看大夫,耽搁了几天,就咽了气。” 
  陶希圣不住地叹气。他知道,黄冈乡下,一向重男轻女,结婚三年,妻子连续产下两女,让婆媳关系很紧张,自己长年在外,妻子只能忍气吞声。 
  “这次再走,跟着我一起吧。我已经毕业了,接到了安徽省立法政学校的聘书。” 
  1922年的夏天,蝉叫得让人心烦。 
  一句话拯救了悲观主义者 
  从性格上说,陶希圣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连延续香火都让他感到绝望。那个动荡的年代,充满机遇,但迷茫也如影随形。倒是万冰如乐观豁达,如今与他朝夕相处,家也像个家了。 
  随后几年,她寸步不离,每天给他做家乡菜,唱家乡的曲,还一连生了六个男孩。白天他去学校,她就摆弄小屋前后的菜圃。日子清苦,却也安然。 
  1925年,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受印书馆委托,法学学士陶希圣撰文,抨击英国巡捕在五卅惨案中的暴行。英国使馆遂向法院起诉,称其污辱大英帝国的尊严。 
  陶希圣逻辑清晰,口齿伶俐,几场当庭辩论驳得法官无言以对,一夜成为上海名人。名声渐响之后,他先后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并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胡适一起主编《独立评论》。接下来,一场旷日持久、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更让他名声大噪。 
  1927年初,陶希圣曾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当时,他与汪精卫结识,并深受后者赏识。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陶希圣投笔从政,却又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参与了“低调俱乐部”,追随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 
  武汉失守后,面对长驱直入的日军,陶希圣的悲观情绪更是占了上风。他把妻儿送到香港,自己留在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上。 
  然而,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之后,卖国行径已大白天下。日方提出《日支新關系调整要纲》,良知未泯的陶希圣深知,如在条约上签字,势将成为卖国罪人。 
  他连续寄信去香港,笔触低沉哀伤,“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
  万冰如的回信只有一句,“等我,我来。” 
  1939年12月,万如冰带着子女们抵达上海,在法租界租下房子。陶希圣终于有了借口,琢磨着要搬离汪精卫在愚园路租下的二层楼。 
  听说陶夫人来了,外交次长高宗武过来问候。他与陶希圣有心报国,都对汪精卫很失望。倒是局外人的万冰如冷静如常,她分析了局势,要求丈夫赶紧脱离险境。“我把全家的命带来,在上海替你,你走。如走不出去,我们一同死在这里。记得你送我防身的手枪吗?这次我把枪带来了,你敢在和约上签字,我就打死你。” 
  这个乡下女人成全了他的名声 
  第二天,万冰如去拜见汪精卫夫人陈璧君,“这次我带着孩子来上海,就是要让丈夫去掉后顾之忧,誓死追随汪先生。不过夫君肝脏一向不好,最近太劳累,已经吃不消了。我在附近租了房子,想把丈夫接过去照顾。” 
  得到陈璧君首肯,万冰如立即把丈夫接出汪精卫的监视范围。1939年12月30日,汪日签约当天,她又给陈璧君打电话,声称丈夫病情加剧,无法出席仪式,随后将丈夫和高宗武秘密送上去往香港的邮轮。邮轮还在公海上,高陶二人已开始起草给香港《大公报》的公开信。 
  高陶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已引起汪精卫的怀疑。见二人突然失踪,他立即对万冰如母子严密监控,并要万冰如立即来陈述失踪事由。 
  “我夫病情突然加剧,高先生陪他去香港诊治,走得匆忙。我想马上回香港,一是探病情,二是劝他立即回来。” 
  汪精卫安抚她,说若能劝二人回来,保证既往不咎。 
  “我也是这样想。而且此次和谈的众多内容细节,他们都记在心上。若迟了,有一句不妥的话说出来,就收不回了。”万冰如话中有话,不卑不亢。 
  万冰如深知汪精卫不可能让她带着所有孩子走,便主动要求留下三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只带上两个小儿子。这相当于留下了人质。 
  万冰如抵达香港之后,陶希圣立即发电报给汪精卫,声称病情好转,近日将回。另一方面,他与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联系,公开汪精卫卖国和约的详细内容,同时,请上海抗日救亡组织营救留下的三个孩子。 
  经过周密策划,孩子们成功脱险。陶希圣立即于1940年1月22日,在《大公报》头版全文刊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照片。次日,重庆、昆明各地报纸转载文章,一时举国哗然,群情激愤。 
  这便是被称“小西安事变”的“高陶事件”。一声晴天霹雳,汪精卫惊慌失措,陈璧君气急败坏地承认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 
  两年后,陶希圣在给女儿的信里夸奖妻子,“历年来为我之大波折,汝母迄无一时不在苦境。余病几死,险几死,而全仗其支持……盖学识之来源在社会而不在于课本。我一向优柔寡断,汝母则坚决矫捷……汝必以此锻炼自身。” 
  身处乱世,每个人都面临选择、站队的考验,也都在新旧思想交替中挣扎沉浮。但面对大是大非,陶希圣身边这个“乡下女人”做了他坚实的后盾,成全了他的名声,甘愿冒险又智勇双全,成为民国史上一段传奇。 
  在她搀扶下,他终可以自己走路了 
  湖北黄冈的万家,世代耕读,家风淳朴刚硬。说到与民国风云的渊源,名将万耀煌还是万冰如表兄。耳濡目染,她比丈夫更具果敢品性,敢做敢当。陶希圣不止一次说过,“世间有如此妇人,真非寻常者也。”。 
  在香港,丈夫办报纸,做新闻,她耕织浆补;丈夫被批判被打压,她温酒规劝,“我虽没见识过国事,却懂得民之根本。” 
  陶希圣骨子里,带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温弱和迷乱。他是个好的学者,却绝非高瞻远瞩的政客。不过在妻子支持下,他的报纸也成为“民之善言,国之警钟”。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万冰如规劝丈夫带着报社骨干先回内地,自己则带着孩子随难民内迁,历时五个多月才抵达重庆。每到一个城市,她都会写下一封信投进邮筒,有的连地址都没有。世界大乱,她也不知丈夫现在确切在哪里,她只想有一些问候,但愿丈夫能收到。 
  陶希圣已经出任蒋介石侍从室上校秘书,为政府草拟重要文告。待一家人团圆,他精神一振,报效祖国的热情再次高涨。随后他任《中央日报》总主笔,以及国民党中宣部次长,并于1943年,为蒋介石代笔出版《中国之命运》(原名《中国之前途》)。 
  1945年,陶希圣升为少将,成为国民政府最后的理论权威、国事权威。而他每一次讲话,都要称赞贤内助,“没有她的教导和开悟,我还是个政治上的孩子。在她的搀扶下,我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 
  从才华横溢的文弱书生,到海内共赏的法学教授;从迷途亡命的“汉奸”,到热血豪壮的“文胆”,陶希圣在风云跌宕之中,一生感激万冰如。 
  1975年9月2日,万冰如去世后,陶希圣辞官隐居,以著书为事,再不过问政治,“我一辈子从政,但是没有她,政治这东西我看不懂。”隐居期间,他先后结集出版过《诉讼法须知》《亲属法大纲》等专著。 
  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病逝,享年90岁。临终前,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叹息,“90岁……连感慨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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