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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愿心,一年之计在于“年”

所属栏目:穿衣搭配   来源:网络   编辑:网上天地网

  对中国人来说,“年”是沁入血脉的文化基因。回家过年,是我们与故土永恒的血脉相连。哪怕天南地北、千山万水、困难重重,也无法阻挡我们回家的步伐、团聚的渴望。 
  年是所有中华儿女集体参與、共同完成的,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不管男女老幼,不管富贵穷达、幸福或不幸的家庭,当鞭炮齐鸣时,人人感到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喜庆。这个传统在中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无法改变。 
  一年之计在于“年”。过年,虽短短几天,却可以修复内心——将欢乐升级,让疼痛缓解,找到与痛苦和解的路径,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 
  带着这份深情,过年所有的习俗,都演变为意味深长的仪式。在郑重的仪式中,人们一边与亲友团聚,把盏言欢,放松心情;一边轻叩心灵,开卷长思,整装待发。 
  年是节日。古代的“节”字,本义指竹节,一节更比一节高,有乐观向上的寓意。岁尾年头,我们回望初心,许下愿心,重新出发。正如苏轼在《守岁》一诗中所写:“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一年之计在于“年” 
  九月 
  离去。是为了更圆满地回归 
  今年返乡,杜强不用赶春运了。他买了二手轿车,带着几个老乡,一起回了河北老家。 
  30岁的杜强,有着十年打工史,南到深圳,北到牡丹江,今年在山东日照一家木材公司做质检员。 
  刚到村口,杜强就望见7岁的儿子。看着雀跃的儿子,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也爱过年。 
  不到3岁,杜强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父母外出打工,只有过年才回来。相比父母,杜强更喜欢他们带来的玩具、衣服和零食。 
  读二年级时,杜强开始羡慕父母在身边的同学。爷爷脾气不好,隔三岔五就追着他打,奶奶每天在身后唠叨他。他装病,要挟父母回来。母亲带他查了身体,发现没问题,又走了。他哭闹着阻拦母亲,被爷爷拎起来打了一顿。奶奶说:“爸妈不出去挣钱,你吃什么穿什么?”杜强便把母亲每次留下的零花钱攒起来,想,等攒得足够多,母亲就不用打工了。 
  攒了整整一年,抵挡住零食与玩具的诱惑,杜强还是没能阻挡母亲离家的步伐。在母亲身后,杜强狠狠摔碎了存钱罐。 
  小学阶段,杜强一直成绩优秀。可没人和他分享快乐,捧着奖状回家,爷爷奶奶说:“要继续努力。”给父母打电话,要么不接,要么说:“小子不错,爸妈在干活,有空再说。” 
  母亲打电话回家,也只会说“好好读书”。后来杜强不接电话了。他逃学,把头发挑染成黄色。再后来沉迷打游戏,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杜强后悔过:“说不定当时努力一把,也能考上大学。”不到20岁,他就跟邻村姑娘订了婚。第二年,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他跟老婆说:“我们得努力创造条件,让儿子好好读书。” 
  杜强坚决让妻子留在家。可儿子上了幼儿园后,妻子一下闲了,而且同龄人都盖起了两层楼,买了汽车。杜强一个人辛苦一年,只能挣五六万元。“没钱怎么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杜强陷入两难境地。 
  2015年春节刚过,杜强再次南下,妻子则跟着邻居去了青岛打工。儿子的童年,一如杜强。 
  儿子跟在杜强身后上蹿下跳,兴奋于自己获得了空前关注。妈妈每天为他精心打扮,带他去超市,去村头只有一个蹦蹦床的游乐场。为弥补缺失了的陪伴,杜强夫妻对儿子有求必应。 
  大年三十中午,杜强都要和发小一聚。他们都曾是留守儿童,发过誓不让自己的孩子留守村庄,最后还是把孩子从城里送了回来,“剩不下钱是其次,上学更是难题。” 
  王志在上海一家理财公司上班,号称每年挣几十万元。“那你怎么还让老婆出去,不带在身边?”听着发小问话,王志只顾闷头喝酒。女儿从小跟着外公外婆,他和妻子分处两地打工,婚姻正处于危机中。他自认为见多识广,而妻子“没品味又邋遢”。“你打算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王志眼圈红了:“她不同意离婚,不知怎么办。” 
  忽然冷清下来,大家都埋头喝酒。回想自己辗转这些年,一次次告别故乡,杜强好像已经过完了一生,而父亲,就是他的老年写照。 
  “这辈子就这样啦,就指望下一代啦。”孙坚拉过儿子,“把你的奖状拿出来给叔叔们看看,这小子成绩好着呢?”“成绩好怎样?很多大学生,还不是一样打工。”有人叹气,饭桌再次沉寂。 
  大年三十下午上坟,中午喝了不少酒的杜强,跟在堂兄堂弟后面踉踉跄跄地去上坟。跪在先人的坟前,他眼前闪过童年,奔跑着追离开的母亲,眼泪像滂沱大雨,遮住了视线,他一遍遍摔倒,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刻骨的疼。他想起摔掉存钱罐的一刻,那么强烈地渴望快点长大,去往想去的地方。他想起和妻子每年离家,都在黎明,趁儿子未醒……辛酸与疼痛一起涌上心头,杜强号啕大哭。 
  夜里,杜强一直睡不着,望着儿子,就像望着当初的自己。他决定,让妻子留在家里陪伴儿子,“相比经济上的富裕,儿子的成长不是更重要吗?”他一遍遍自问。 
  在仪式里。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 
  每年春节,提前半个月,小满就动员各路朋友帮她抢回老家的车票。朋友跟她开玩笑:“都说大龄未婚女青年不敢回家,你倒积极。” 
  32岁的小满,在上海一家公司做人事经理,家在鲁西南小县城。孤身漂在外多年,她很珍惜不多的回家机会。 
  春节那几天,全家都回到村里的老宅。母亲特别注重节日,会蒸很多馒头、包子,送给城里的亲友。小满也自告奋勇去和面,揉得满身是汗,面团还不光滑,她有点沮丧。母亲慢悠悠地说:“这就像我们每天都要洗脸、梳头、穿戴得体,面团也要得体呀。”小满心里一怔。 

  腊月二十八炸丸子。母亲在灶台前打馅、团丸子,小满负责烧火。丸子刚下锅时,需要大火,入了锅,成了型,就要小火,免得炸黑。小满掌握不好火候,埋怨母亲拿来的柴火不好。母亲笑嘻嘻,“手上的活计反应心里的状态。心一急,手就乱。”小满又一怔,瞅着火候,开始回想自己这一年。

  在外打拼的日子,并不如外人看着的光鲜。纠缠了三年的恋情,这一年终结;搬了两次家,深夜提着箱子找住处;升职了,但面临的人际关系更复杂……深夜痛哭过,也抱着酒瓶宿醉过,无数次想过放弃,然后天亮时再次爬起。每次觉得走不下去,小满就会想起母亲。母亲的坚韧、善良与乐观,以及无私的爱,都给了小满迎接朝阳的力量。 
  小满从小到大,母亲从没要求过她“必须出人头地”,只淡淡地说“尽力就好”。大学毕业时,小满为找工作焦头烂额,在电话里发脾气。母亲静静听着,末了来一句“累了就回来”,小满的脾气忽然没了。 
  有一段时间,母亲常念叨:“小满啊,你到底什么时候结婚?”每次都被小满怼回去。去年年末,因感情问题,小满瘦成了纸片人,除夕前夜,她把头埋在被子里悄悄哭。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站在她卧室门外,轻轻说:“以后我再也不逼你结婚了,只要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就行。”整个春节,母亲熬银耳羹、红枣红豆汤,炖乌鸡……每天小猫一样腻在母亲身边,小满很快又生气勃勃。 
  腊月二十九中午,母亲在烧火,小满炒菜。说到因病去世的舅舅,小满叹了一口气:“都是舅妈给气的。”舅妈只看重钱,人情淡薄。 
  小满试探地问:“你现在还常给她送菜送东西?她就是一白眼狼。”“对方怎么对你,是她的事。我们怎么对她,是我们的事。”灶膛里的火把母亲的脸映得通红,小满觉得母亲美极了。 
  三十晚上,母亲把准备的点心、烧鸡、蜜桔拿出来,分成几十份。全村上了年纪的老人,一家一份。母亲边装礼品边叨叨:“这份是你李爷爷的,你哥小时候跟着他学下棋呢;这份是孙奶奶的,我的针线活就是她教会的。”看着母亲忙进忙出,小满也拿起手机,给每一个朋友都发了一条短信,感谢他们的帮助,送上新年祝福。 
  母亲没读过书,不会讲大道理。但与母亲相处越久,小满越发现,母亲身上蕴含的,是她读多少书都悟不到的。 
  正月初二吃过午饭,母亲坐在阳光下做针线活,小满捧了书靠在旁边读,读到季羡林的一句话:“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 
  小满抬头看看母亲,母亲的老花镜滑到了鼻梁上,大大的镜片几乎遮住了一半的脸。小满忍不住哭出声,母亲吓了一跳:“怎么了?怎么了?”小满挂着泪笑起来:“你戴老花镜的样子真可爱。” 
  在小满看来,春节所有的繁琐,都是一种仪式。她喜欢这种仪式,在操持着仪式的母亲身上,她汲取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想找个地方。把根深深扎下 
  飘在外面的我,到了年关,愈加觉得自己“人不人,鬼不鬼”。老家的根已拔起带走,在暂住的城市又找不到认同感。那种悲切,沉默着就好,用言语形容出来,也是无力。 
  彷徨之下,回老家过年,便成为与那片乡土雷打不动的联系。 
  车厢里空气污浊,一站就是一夜,还抱着孩子,困倦不堪,竟一点抱怨也没有。老家仿佛有股魔力,让你意识到旅途艰难,仍要勇往直前。 
  如今回家过年,却多了几份犹豫、焦虑。 
  即便几日浮光掠影,也能感受到小城变化。总而言之,县城越来越拥有了大城市气质。 
  县城那家咖啡馆,风格精致,服务态度好,若不是时时响在耳边的乡音,真错以为是在北上广。堂弟老二、老三、老四、表弟、大妹夫都在同一年里,新买或更换了汽车。身边人全买了车,不买说不过去。车多了,早中晚三次高峰,排队在十字路口,颇像身处北京国贸。我的策略是走外环。是的,县城也有了外环,有了“大货车不得行驶县城内道路”的提示。 
  一线城市水景房最贵,县里也有。东边一条常年无水的河流,建了大坝,蓄了水,修了路,建了公园,又盖了商住楼。街头房地产广告,也出现了“衣锦还乡,买房养老”的字眼。 
  一直困惑,我们县,一没有特色鲜明的支柱产业,二没有利税很多的大型企业,三没有得天独厚的商业环境,是什么支撑了经济发展?今年我想明白了,一切源于县城年轻人对城市生活的热烈向往。他们付出艰辛劳动,把苦藏在背后,只露出光鲜一面。他们承载着不可承受之重,但也乐此不疲。 
  之前,想逃离大城市,主要因这儿太多焦虑,无可摆脱,家乡成为遐想的闲适对象。现在不同,县城节奏也不慢了。但深入想一想,走出来的人,都盼望小城永远拥有过去的安静、淡定、缓慢,这对于生活其间的人却不公平。有时,这批人的理想主义,会变成别人头上的紧箍咒。 
  对当下的小城镇变化,众人态度不一,不过有一点值得乐观——只要小城里的年轻人有勇气有胆量有信心,就会创造更多可能。缺少了那股对生活的热情,县城才是可怕的。 
  当然,收入焦虑、人际关系焦虑、对未来的危机感、失去文化独特性的担忧……在县城人身上也有体现。 
  县城为何复制了大城市的焦虑?从好的层面想,这是在尝试学习,融入大城市的现代化机制。只是一线城市眼花缭乱的示范,让四五线城市心向往之,发展不断提速,带来局部的“耳目一新”,同时,也制造了中间空洞,以及居民对身处之地的陌生、疏离感。 
  再次想到,曾经的自己以及春运大潮中的人们,为何如候鸟一般,自觉、勇敢、无法阻挡地回归?文化批评家朱大可的看法是:人们在“搬运一个关于‘家园’的文化幻覺”。 
  或许如此,人们通过运输自己,在特殊的时间段,密集发酵乡愁。乡愁让人变得敏感,让相聚愈加感性,刺痛了平时忙碌麻木的神经。事实是,最浓烈的家园感觉产生自路上,到达目的地,短暂停留五六天之后,又要离开。 
  据说春运期间,有8亿人流动。可这股黏稠的乡愁,是交通工具无法承载的,在奔波的轮子之上,四处游荡、蔓延。 
  随着时光的绵延,春节的样貌、形式不断嬗变。然而,作为“中华民族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化价值、精神内涵却是恒定的。

  让我们一起“咀嚼”那些年的年味儿,体味与今相似却又不同的团圆的魅力。 
  那些年的年,都是和家人一起过的。奶奶坐在椅子上,手炉放在并拢的双腿上,双手护着,笑眯眯看大家忙碌。 
  灶台上白气蒸腾,大锅盖是轻巧的杉木做的,时间久了,吃了油水,沉香木一般,压得锅里的蒸汽急得不行——这是炖鸡、炖排骨,那气香得舌下生津。若敞开着,不盖盖子,那就是熬糖稀,空气里都是甜味儿。 
  尘早已扫过,明瓦上的树叶草籽都扫尽了,亮堂堂。断瓦也换了,甚至换了几根朽掉的椽子,在煙熏的黑里很醒目。年画贴好了在侧壁。父亲不懂避讳,常买西厢、红楼之类,图的是人美、景关、词漂亮,没想到其间缠绵的韵致。 
  这时不会有人串门,有也只是借东西。“他婶子,借用一下磨子。”母亲在一团白气里双手并用:“拿去,三奶奶刚用过,干净的。”又对我喝道:“去给你婶子填磨子。”填磨子,就是往磨眼里填东西,泡得肿胀的黄豆、芝麻,焦黄的锅巴、炒米。我怕被磨子的推杆碰到,侧身歪脖子斜眼,害得桃花婶笑岔了气。 
  忙定一阵子,女人们围着剪窗花。大嫂河北人,稳重大方,眯着眼,神态安详,剪走龙蛇,脚料沙沙落,雏形渐渐出。一个小屁孩大惊小怪:“大娘剪的是老鸦!”谁人拿起鸡毛掸,他一溜烟跑了。 
  二嫂也拈起纸,站着,剪刀大开大合,嚓嚓嚓。边角几尽时,有孩子说:“剪的是大肥猪。”不错的,尾巴还勾个圈,大伙笑了。四叔背着手,点头:“果然是山西人,何况还是襄汾的。” 
  母亲端着午茶,和姑母边说边来了。大伙都叫姑母来一个。她端然而坐,神情潇洒,手下一幅耕织图,天真、浑厚。大伙静了。姑母仰脸:“大嫂来一个?”母亲摆手:“手生了。”姑母说:“我的手艺还是你教的呢。” 
  是的,母亲初嫁时,姑母还小,这个家家徒四壁,无处贴窗花。在母亲操持下,家里窗户渐渐多了,五个叔叔也都成家了。她一手教出的姑母剪纸,被采风的艺术家看到,姑母成为第一个走出小山村的女艺术家…… 
  草垛顶已经旧了,稻茬已经黑了,村庄被炊烟裹着,热气腾腾,声音和气味,还有大红的色彩,彰显着丰收景象。 
  最初的“年”字,“禾”字底下一个“人”。人背着禾,幸福而朴素。那些年的年,物质不在多,但村庄是满的,家里是满的,心里满满的都是满足,年就过得喜庆,一年又一年,年年盼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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