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在主要通过公元2世纪作家雅典尼乌斯保留下来的主体史料中，波斯帝国宫廷宴饮往往被丑化为奢侈无度、淫荡粗俗、阴森可怖的饕餮之徒狂欢场面。近年来的亚述学、考古学相关前沿成果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幅场景的非历史性。笔者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之前的古希腊知识精英历史记忆中，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原型是一种以希腊哲学家会饮为模板进行的正面理想化建构。在兴起于亚历山大东征前夕的东方主义世界观影响之下，后世希腊史家对波斯宫廷会饮的形象不断进行着丑化与道德批判，最终将之转化为塑造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世界观的历史记忆元素。
关键词：波斯帝国；会饮；古希腊史学；东方主义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4.002
一、导 言
1948年，美国学者奥姆斯特德（A.T. Olmstead）在其名著《波斯帝国史》（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中生动、细致地向读者呈现了一幅波斯帝国宫廷宴饮的壮观场景：在波斯国王过生日的那一天，帝国宫廷中要举行一场盛大的酒宴。国王会宴请1500名客人，为这场酒席豪掷400塔兰同。然而，这些贵客中的绝大部分注定将终生无缘面见国王的尊荣，因为只有为数寥寥的心腹才有资格与国王同处一室，隔着亚麻编织的彩色帷幕瞥见一眼深居简出的圣上的侧影。这些高级贵族在宦官的引领下在蓝色、白色、黑色与红色的石头上就座；国王本人则躺在黄金制成的御床上，一边透过帷幕观察近臣们的一言一行，一边啜饮着手中金杯里用大马士革（Damascus）周边山上阳坡精心栽培的葡萄酿出的美酒。整场宴席期间，国王的妻妾们轮流来到圣上身边弹琴唱曲。而在宫廷外面的庭院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可怕的杀戮――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匹、骆驼、驴子、野鹿、鸵鸟、鸡鹅被每天重复这项工作的屠夫就地宰杀，由御厨制成美味佳肴送入宫中去满足那些从早到晚永不停嘴的食客们的骇人胃口。1
请注意，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戏剧化场面并非来自某位近现代浪漫主义作家的艺术加工，而是出自一部以权威性和严谨性著称的、代表着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古代波斯帝国认识最高水平的严肃史学著作。事实上，奥姆斯特德也确实没有杜撰这幅场景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除个别信息采自《旧约・以斯帖记》（Esther）外，奥姆斯特德主要的史料来源是公元2世纪学者雅典尼乌斯（Athenaeus）《智者盛宴》（Δειμνοσοφιστα?）中辑录的、取自前代各位希腊历史学家著作中的关于波斯宫廷宴饮的种种记载。换言之，这幅细致入微、生动传神但却骇人听闻、极富东方主义色彩的场景的构建者并非现代学者，而是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各位描述过波斯帝国饮食、仪式与宫廷生活的希腊语作家们。奥姆斯特德所做的仅仅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希腊史家们的原始记载而已。那么，这幅图景是否真的还原了古代波斯宫廷生活的原貌呢？
在上世纪末以前，由于相关史料与研究的匮乏，这个问题与其说属于学术范畴，还不如说是一个纯粹的信念问题。倡导文化多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激进”历史学家必然要猛烈抨击这种来自古希腊文化视角的、很可能带有强烈民族偏见和主观想象元素的片面史料。而观念正统、遵循“学院派”治史规则的“保守”西方史家则坚持声称，这种记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古代东方宫廷生活奢侈作风的真实描述；即便这幅画面存在着失真之处，它也是对现存史料和当代学者认识能力局限性的客观反映。1上述两派观点当然各有道理；而由于新史料、新视角的缺乏，20世纪的多数波斯史学者长期无法在波斯帝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中取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突破。迟至1994年，研究希腊史学的名家西蒙・霍恩布洛尔（Simon Hornblower）依旧不得不无奈地表示，在目前的认识水平基础上，自己对公元前4世纪波斯帝国社会生活状况的描述仍需依赖于零星的、带有很大主观性、偶然性与片面性的希腊史料。2
然而，就在霍恩布洛尔发出这样的抱怨时，情况似乎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早在20世纪30年代对路易十四（Louis XIV）宫廷的研究在20世纪末引起了西方学界迟到的关注，推动了古典学、亚述学和考古学领域对波斯宫廷文化的研究；3另一方面，萨义德（Edward Sa?d）东方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也引发了古典学界对古希腊作家提供的波斯史料性质、内容的热烈讨论，促进了在后殖民主义背景下重获新生的波斯史料学的大发展。42007年，法国学者朗方（Dominique Lenfant）运用严格的文献学史料批判方法，对雅典尼乌斯转述史料过程的精确性问题与史料再加工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大大提升了古典学界对《智者盛宴》所保存的波斯史料性质的认识水平。5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朗方的论文基本没有参考在当时业已初具规模的亚述学相关研究成果。同样是在2007年，来自欧洲各国的波斯帝国史研究者们在瑞士的奥格斯特（Augst）召开了一次以“阿黑门尼德宫廷（Der Ach?menidenhof）”为主题的高水平学术研讨会，并于2010年将与会论文结集出版。该论文集是学界第一部关于波斯宫廷的专题论著，汇聚了到当时为止在史学、考古学、艺术史和文学领域关于波斯宫廷生活史的前沿性研究成果。6其中，亨克尔曼（W. Henkelman）利用亚述学界对波斯波利斯要塞新埃兰文泥版文书（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Tablets）的释读与整理成果分析了大流士（Darius）在位时期波斯宫廷的膳食结构，在波斯宫廷宴饮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突破。2013年，英国学者卢埃林-琼斯（Lloyd Llewellyn-Jones）出版了其学术专著与史料集《古代波斯的国王与宫廷：公元前559―前331年》（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对与古代波斯宫廷生活相关的古典希腊拉丁文献、亚述学出土材料和艺术史图像资料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研究，并提出了在波斯宫廷生活史研究中引入巴比伦之囚（the Exile）与第二圣殿时期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史料作为参照的新颖的研究思路。1 值得注意的是，波吕阿尔库斯等希腊作家还对自己作品中建构出来的波斯宫廷宴饮的奢华无度进行了深刻反思，将之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性认识。波吕阿尔库斯对历史上统治过的所有君王进行了比较，认为波斯国王享受的耳目之娱是无出其右的。12他指出：“有力的证据表明，任何人在掌握了必要的权力、并将之用于获取肉体快感之后，都会把这种快感视为权力的目的所在，并将其他一切都抛到脑后。”13而波斯君主的糜烂生活正是将这一原则贯彻到极致的最高表现。
笔者认为，波吕阿尔库斯的分析与概括十分鲜明地展示了希腊史料对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种种负面描述的道德批判色彩及其在塑造希腊人东方主义波斯观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诚然，在古典史家中，似乎只有克特西亚斯或许曾以波斯君主的宫廷宴饮为真正的主题撰写过作品。14而在自希罗多德以降的其他希腊史学作品中，奢华、淫荡、病态、可怖的波斯宫廷宴饮场景仅仅构成对波斯帝国风土人情的民族志式介绍中的一小部分，或不过是上层贵族活动的背景舞台与帝国政治军事史发展主线之外浮光掠影式的次要插曲，与历史事件的叙述主线往往并不多少关联。然而，这些细节描述对于希腊史家对波斯宫廷乃至波斯文明历史地位的认识却产生着重要影响，因为它们在普遍意义的层面上论证了波斯政权乃至一切东方民族的骄奢淫逸（τρυφ?）。15在希腊史学的主流话语体系中，这样一个穷奢极欲、近似鬼蜮、与崇尚节制的希腊文化精神背道而驰的波斯宫廷及其维系的东方世界政权根本不具备生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这种极富东方主义色彩的历史著作描述方式事实上起到了为希腊文明的先天优越性与西方战胜、征服东方的合理性辩护的重要作用。那么，上述这套对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负面描述中究竟存在着多少属于真实历史的成分呢？
三、波斯宫廷荒淫豪饮场景的非历史性
时至今日，考古学家们对波斯帝国境内物质文化的研究仍是零散的和有待深入的，1而可资亚述学学者研究的波斯帝国文献中与宫廷宴饮直接相关的记载也十分有限。尽管如此，自奥姆斯特德基本完全依据希腊文、希伯来文传世文献建构波斯宫廷宴饮狂欢场景的时代以来，在国际学界的不懈努力下，我们毕竟已经掌握了若干可以作为评价希腊作家记载准确性标准的、来自波斯帝国内部的可靠依据。应当承认的是，希腊作家们构建的波斯宫廷宴饮描述并非完全出自想象与杜撰，其中一些细节是同实物证据和波斯帝国官方文献的记载基本吻合的。不容否认的是，波斯国王是典型的专制君主，2其统治确实带有对穷苦社会阶层的剥削性和对被征服民族的压迫性。当君主大流士的王后、居鲁士之女阿尔图斯托涅（Artystone，新埃兰文泥版文书中写作Irta?duna）出行时，她和随从们可以按日从王室财产中无偿领取旅途所需的食材。3而在等级森严的波斯专制社会里，可能也确实只有少数高级官吏才能获得定期与国王本人见面的机会。4妻妾成群、任用大批宦官的后宫制度实为传统东方专制制度下宫廷生活组织模式中的常见现象。而来自造型艺术和官方铭文的证据也足以表明，波斯君主的身体在浮雕作品与铭文中被人为地神圣化了。5而宫廷政治斗争中的波谲云诡、尔虞我诈现象也的确贯穿了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始终。6然而，来自亚述学与考古学前沿成果的多数相关证据表明，古希腊史料中对波斯帝国宫廷宴饮狂欢场面的戏剧性描写主要基于希腊作家们的东方主义式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历史的。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波斯君主真实的饮食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他们都不会像克勒亚库斯、波吕阿尔库斯和雅典尼乌斯等希腊作家所声称的那样，将自己的穷奢极欲视作光荣而加以公开宣扬，因为这种奢靡腐化的生活方式在根本上是同波斯帝国信奉的宗教、政治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与多数希腊作家相信的情况相反，波斯国王本身并不是法律，而是神明阿胡拉-玛兹达（Ahuramazda）意志的尊奉者和贯彻者。7国王本身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动用手中的权力。8根据波斯人的宗教观念，如果国王的暴政使自己失去了阿胡拉-玛兹达神意的支持，那么无论多么强大的实力也无法继续维系他的统治。9
而神意本身便要求波斯国王永远维护真理、和平与正义，保障社会秩序与公平。10阿黑门尼德王权的一项核心职责便是代表天神阿胡拉-玛兹达贯彻正义原则，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压迫。1无论帝国的统治现实与这些理想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反差，现存的绝大多数波斯帝国官方铭文都忠实地宣扬着波斯王权的这些使命与美德。例如，大流士一世在一篇著名的古波斯语铭文中宣称：自己是正义而非不义的盟友；自己永远不希望看到强者（tunuvā）压迫弱者（skauθi?）或弱者反过来损害强者的情况。2根据现当代语言学家的研究，文本中“强者”与“弱者”具体所指实为波斯社会中的贵族阶层和贫民阶层；而波斯君主在理想化的波斯帝国治理模式下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居于两个对立阶层之间维持社会的公正秩序。3此外，保护农业发展和保卫帝国安全也是波斯君主最为根本的两项统治职能。4可见，大流士及其继任者们是绝对不会在官方意识形态宣传中毫无顾忌地夸耀自己在剥削民众与农业生产者基础上同贵族们进行的奢华宴饮、以及部分希腊作家们所描述的纵欲乱伦等明显的渎神行为的；而这样的内容也确实没有在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任何官方铭文、泥版文书或造型艺术史料中出现过。
那么，考古实物材料与非公开的档案类经济史料是否能够提供波斯君主奢华宴饮的直接证据呢？就我们目前掌握的、尽管零散但已相当丰富的相关证据而言，答案仍旧是否定的。一般性的考古发掘所展示的波斯帝国经济史面貌似乎并不适合支撑一个穷奢极欲、消耗各种珍馐佳肴的宫廷宴饮系统。波斯帝国的主要财富来自于其属地的农业生产；5而帝国境内的主要农作物为大麦、亚麻、坚果、日常蔬菜、椰枣、无花果、李子、苹果、柠檬、石榴、葡萄等。波斯帝国居民食用的主要肉类来自牛羊；但社会下层民众、特别是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很少拥有食肉的机会。6可见，与希腊本土相比，波斯帝国物产确实相对丰富，但还远未达到部分希腊作家想象中的富饶程度。在目前考古发现的波斯帝国日常餐饮器皿中，绝大多数为毫无装饰的铜器，带有装饰花纹的铜器和银器仅占很小的比例。7值得注意的是，波斯宫廷常用的标准饮酒坛容量不超过1升，似乎并不适合放纵豪饮的用途。8迄今为止，考古学家们的确已发掘出了一定数量的、专供波斯王室使用的贵重金质餐具，但其工艺的精美程度与希腊史料中的传说往往相去甚远。9可见，希腊作家们对波斯民族奢侈宴饮风气的渲染存在着相当的夸张成分，至少对于王室之外的波斯民众与地方贵族的日常生活而言是不真实的。 那么，在公元前5―4世纪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与色诺芬笔下，波斯帝国的宫廷宴饮形象究竟是怎样的呢？令人遗憾的是，希罗多德在《历史》并未对波斯宫廷宴饮场景进行过正面描述。11不过，普罗万卡尔（Vernon L. Provencal）对希罗多德的最新研究成果似乎有助于我们理解希罗多德对波斯宫廷的总体态度。普罗万卡尔指出，正如日后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概念一样，希罗多德也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拥有超凡智力、致力于将自己的政治理想贯彻于现实世界的“智者国王”（sophist king）形象，12这套叙述模式被希罗多德系统地应用于《历史》中对历任波斯君主形象的构建方式中。建立米底―波斯帝国的戴伊奥克斯（Deioces）是一位典型的智者；波斯开国君主居鲁士大帝由于执着追求世界帝国的梦想而走向灭亡；在宫廷政体辩论中胜出的大流士是智者国王中的翘楚；冈比西斯（Cambyses）和薛西斯分别步居鲁士的后尘，同样毁灭于自身的政治理想和不切实际的征服野心。7
笔者认为，一方面，普罗万卡尔在波斯君主与智者学派之间建立起的联系相当牵强，而他认为希罗多德是站在希腊传统价值观基础上批判智者学派的解读更有穿凿附会之嫌；14另一方面，普罗万卡尔对《历史》文本分析的结论中有一点是合理且十分重要的：希罗多德确实将居鲁士、冈比西斯、大流士、薛西斯等波斯帝王和克洛伊索斯（Croesus）、阿塔巴努斯（Artabanus）等宫廷谋臣塑造成了喜剧性或悲剧性的贤哲之士。戴伊奥克斯的智者头衔、1《历史》卷三中大流士等波斯政治家关于民主制、寡头制与君主制优劣的著名辩论、2薛西斯与老臣阿塔巴努斯围绕是否应出兵希腊和人间祸福转化的戏剧性争执、3以及全书开篇处梭伦与日后归顺居鲁士的克洛伊索斯之间的哲理谈话，4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在对波斯人宴饮习俗十分有限的交代中，希罗多德简略地记载了波斯君主每年庆祝生日时举办大规模酒宴的传统；5他还指出波斯人食用较多零食，但每日只进一顿正餐，且自认为这种饮食习惯较希腊人更为优越；希罗多德也记载了他们喜爱美酒的风俗和不得在公共场合呕吐或者便溺的禁忌。6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希罗多德显然可以在这些记载中对身为希腊仇敌的波斯人予以嘲讽或批判，但他真正采用的平实文字与客观介绍方式却并无任何贬损、批判波斯宴饮习俗的意味，而希罗多德对波斯帝王记载所惯用的贤哲形象塑造程式使得我们有理由确信，尽管极少直接付诸笔端，但希罗多德心目中的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理应是如克洛伊索斯与梭伦的对话或大流士等人进行的政体辩论那样的、饱学之士之间充满机锋的哲理玄谈，符合同时代抒情诗传统对希腊会饮场景的建构模式。
作为现存最早的两篇散文体对话《会饮篇》（Symposium）之一的作者，色诺芬在其文史参半的著作《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中塑造了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原型。在这部作品中，波斯宫廷宴席中的主导者――居鲁士大帝是一位容貌俊美、慷慨宽仁、果敢坚毅、睿智贤哲的圣主。7在米底末代君主、外祖父阿斯图亚格斯（Astyages）招待自己的酒宴上，居鲁士批评了米底宴饮风俗的奢侈浪费，倡导俭朴、节制的饮食习惯，并将自己面前的肉食分给了外祖父手下的宫廷仆从。8而在居鲁士本人招待米底、亚美尼亚（Armenia）将士的庆功宴上，他禁止自己的部下喝酒吃肉，要求他们去喝河中的淡水，并保持节制的半饥饿状态。9建立帝国之后，居鲁士在宴饮场合接受了更为艳丽的米底服饰。但他的初衷绝不是追求奢侈，而是为了通过华美的着装掩饰每位宾客的生理缺陷，从而维持宴会的平等与祥和气氛。10与此同时，他仍旧要求臣子们在宴饮场合保持节制，严禁当众吐痰或擦鼻涕。他在安排宴会座位时确立了尊卑有别的次序，但却不是按照社会身分，而是按照每个人在自己心目中的品质与荣誉的高低安排入座次序的流动，从而激励自己的臣下们竞相向善。他还会利用宴会的场合对麾下将领们进行思想教育。115居鲁士大帝建立的节制会饮制度中的若干基本原则一直延续到了色诺芬生活的时代；12在居鲁士组织的波斯宴饮模式下，所有人每日都只进一餐，以便自己可以抓紧时间投入充实的日常劳动中去；当时的波斯贵族们在宴饮中始终保持着理性与节制，永远不会因为饮酒过量而酩酊大醉。13
要之，在《居鲁士的教育》中，色诺芬塑造了波斯宫廷宴饮场景在古希腊历史记忆中的最初形象。与后世作家对这一场面的东方主义式建构截然不同，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宫廷宴会场面是健康、节制、睿智和符合古希腊传统美德观念的。这一描述方式同聚焦于伦理问题、重视哲学教育功能的希腊会饮文学传统和希罗多德史学对波斯帝王的贤哲形象塑造一脉相承。可见，在色诺芬所呈现的公元前4世纪早期希腊语波斯史叙述模式中，典型的波斯宫廷宴饮场景是希腊英雄、哲人会饮形象的翻版与升华，反映了古希腊知识精英对以居鲁士大帝统治下的波斯帝国为代表的古老东方文明智慧的推崇与向往。与后世东方主义式的叙述手法相似，希罗多德、色诺芬笔下的波斯宫廷同样是真实的历史元素与希腊人自身主观想象的混合体，但后者所加入的理想化建构元素却迥异于前者中充斥的对波斯文明的诋毁与道德否定，从而在现存希腊史料中保留了两套以波斯宫廷宴饮场面为描述对象的反差巨大、往往难以调和的历史叙述模式。
五、结 语
在古希腊文学传统中，对波斯宫廷宴饮的负面道德评价与对它的理想化塑造是同步出现的。希罗多德保留了个别对波斯贵族奢侈生活状态的记录；1对居鲁士大帝时代波斯宫廷贤哲会饮场面进行了积极建构的色诺芬著作《居鲁士的教育》同时也是古希腊散文文学中对同时代波斯贵族盛宴奢华排场予以抨击的始作俑者。2不过，在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中前期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色诺芬、克特西亚斯）语境下，对波斯宫廷组织模式的正面评价要远远多于对它的负面批评，并且二者间往往并不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这些论述往往采用今昔对比的阶段论模式，认为居鲁士时代的波斯古风是优越的和值得效法的，而直接同希腊人兵戎相见的、生活在大流士与薛西斯统治时期的波斯王公贵族们在某些方面业已腐化堕落。3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罗多德、色诺芬、柏拉图等作家对波斯政治家与波斯宫廷组织模式的正面评价开始被后人淡忘或选择性无视；而对奢靡无度、纲常崩坏、阴森恐怖的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东方主义式想象逐渐大行其道，最终几乎完全淹没了前者，并通过雅典尼乌斯等人的著作成为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对东方世界最鲜明的印象之一。 由于记载波斯宫廷宴饮的现存希腊文史料大多来自雅典尼乌斯的选择性摘抄，相关原书的全貌早已无从得见，而相当一部分相关史家的生活年代也已无法精确判定。因而，对这一历史记忆演变趋势的精确还原已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掺杂在希腊作家东方主义式波斯宫廷记忆中的许多元素是同波斯社会本身无关的，它们来自希腊化与罗马时代的后世历史经验的窜入。
对波斯宫廷奢靡生活的夸张描写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化前期历史学家的杜撰，其目的是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叙述效果，或论证希腊人统治东方的合理性。4在雅典尼乌斯摘录的波斯宫廷宴饮细节中，许多材料是同亚历山大或希腊化早期王国历史直接相关或构成类比的，5反映了希腊化前期希腊文明的东方化趋势留给当时希腊知识精英们的深刻印象。而亚克兴（Actium）海战前夕渥大维（Octavius）对埃及王后克莉奥帕特拉（Cleopatra）奢侈淫荡生活方式的攻讦，6以及罗马人对本都（Pontus）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形象的丑化描写，1也在雅典尼乌斯的作品中被同波斯宫廷宴饮的奢靡风气混为一谈。此外，来自早期罗马帝国内部的社会生活记忆很可能也在帝国时期的希腊语作家们建构东方主义式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根据当代罗马史学家们对帝国早期铭文和相关考古资料的研究成果来看，创作于公元1世纪中期的罗马文学史上现存第一部小说《萨蒂利孔》（Satyricon）残篇中相对完整的核心情节“特里马乔之宴（Cena Trimalchionis）”很可能是对当时罗马帝国上层贵族宴饮场面的较为真实的艺术再现，3这篇文献中对特里马乔晚宴的奢侈豪华、4规矩森严、5情色意味6与魔幻色彩7的渲染与讽刺与雅典尼乌斯作品中对波斯国王宴席的描述内容高度相似，大概反映了罗马帝国早期上层贵族生活经验窜入希腊作家对波斯宫廷宴饮场面的历史记忆的情况。
对于古波斯史料学研究而言，波斯宫廷宴饮形象在希腊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彻底反转生动地揭示了这门以希腊语文献为主要资料的学科的复杂性与研究难度。8由于公元前4世纪以降的希腊作家对波斯历史、波斯帝国形象的误解或歪曲，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的大量历史真相已被淹没在层垒式的古史杜撰运动之下，使得作为文化失语者的波斯帝国的历史形象长期以来不断受到道德论式的贬抑与批判。然而，我们看到，随着文化多元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亚述学、古典学、考古学的分头发展与密切合作，当前的古波斯史料学正在呈现出全新的发展面貌，向世人展示着一部不断修正、日益逼近历史真相的波斯帝国社会生活史。
对于希腊史学史和思想史而言，波斯帝国宫廷宴饮形象变迁的案例生动地展示了东方主义波斯观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萌芽、发展并建立统治地位的宏观过程。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前，希腊史学家们普遍是怀着仰慕、敬畏的心态去观察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的。事实上，在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4世纪末的200年间，波斯帝国始终是地中海区域内最为庞大、富足和强盛的君主制国家。9在古典早期的大多数希腊作家们眼中，波斯王权是成功的绝对专制统治模式的代名词，比希腊文明更为悠久的波斯文明是值得希腊人学习、效法的智慧源泉。10但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起，随着泛希腊主义（Pan-Hellenism）思潮的兴起、波斯帝国的分崩离析和希腊知识精英文化优越感的膨胀，一套东方主义式的、道德贬抑色彩浓重的波斯历史叙述体系发展起来，11逐步取代了希罗多德、色诺芬等前辈们对波斯帝国与东方世界的平视或仰视姿态，最终成为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世界观的历史依据。波斯宫廷宴饮性质在古希腊文献叙述体系中的反转正是整部古希腊东方主义历史观发展历程的缩影。
~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演变研究”（项目批号：15CSS006）阶段性成果之一。
1 A. T. Olmstead，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Chicago &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p. 182-183.
1 S. Hornblower， “Persia，” in D. Lewis， J. Boardman， S. Hornblower and M. Ostwald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second edition， Vol. VI， The Fourth Century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5.
2 S. Hornblower， “Persia，” p. 48.
3 A. Kuhrt， “Der Hof der Ach?meniden： Concluding Remarks，” in B. Jacobs and R. Rollinger eds.， Der Ach?menidenhof / The Achaemenid Cou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p. 901.
4 关于术语“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兴起过程与在古典学研究中的基本内涵，参见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像》，《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5 D. Lenfant， “On Persian Tryphē in Athenaeus，” in C. Tuplin ed.， Persian Response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with（in） the Achaemenid Empire， Oxford：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07， p. 51. 6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2013， p. xiv.
1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xiv.
2 Ath. 203b-d.
3 Heracleides of Cumae， FGrH 689 F2 （= Ath. 145a-146a）.
4 Cleitarchus， FGrH 137 F1 （= Ath. 148d-f）.
5 Polyaenus， Strat. 4.3.32.
6 Ath. 529d； cf. Ath. 144b.
7 Ath. 416b.
1 Posidonius， FGrH 87 F68 （= Ath. 28d）.
2 Xen. Cyr. 8.10； Ath. 496c-d.
3 Ath. 34c.
4 Ath. 545f.
5 Dinon， FGrH 690 F23a （= Ath. 67b）.
6 Theopomp. FGrH 115 F263a.
7 Hdt. 7.118.
8 Agathocles， FGrH 472 F6 （= Ath. 30a）.
9 Ath. 29f.
10 Ath. 48c-49a.
11 Hdt. 9.80.
12 Plut. Alex. 20.11-13.
13 Ath. 781f-782a.
14 Chares of Mitylene， FGrH 125 F2 （= Ath. 514e-f）.
15 Xen. Cyr. 8.8.18； Ath. 465e.
16 Heracleides of Cumae， FGrH 689 F2 （= Ath. 145a-146a）.
17 Plut. Artax. 27.
18 Ath. 220d.
19 Lyceas， FGrH 613 F4 （= Ath. 150b-c）.
1 Paus. 6.5.7； Ath. 416a-b.
2 Hdt. 1.99-100；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46.
3 Arist. [Mund.] 398a.
4 Ath. 48c-49a.
5 Theopomp. FGrH 115 F124 （= Ath. 252a-b）.
6 Heracleides of Cumae， FGrH 689 F2 （= Ath. 145a-146a）.
7 Plut. Artax. 27.1； cf. Plut. Them. 26.5.
8 Xen. Cyr. 1.3.9.
9 Xen. Cyr. 8.8.14.
10 Ctes. F29b （= Plut. Artax. 19.10）.
11 Philostr. Imag. 2.31.
12 Ath. 545f-546c.
13 Ath. 545c-d.
14 Ath. 67a-b.
15 D. Lenfant， “On Persian Tryphē in Athenaeus，” pp. 51-52.
1 A.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00 BC， vol. II，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651.
2 A.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00 BC， vol. II， p. 681.
3 J. Wieseh?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 BC to 650 AD， A. Azodi trans.， London & New York： I.B. Tauris， 2001， p. 69.
4 M. Brosius， “New out of Old？ Court and Court Ceremonies in Achaemenid Persia，” in A. Spawforth ed.， The Court and Court Society in Ancient Monarch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9.
5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56.
6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137.
7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41. 8 A.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00 BC， vol. II， p. 681.
9 A.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00 BC， vol. II， p. 676.
10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28.
1 V. Provencal， Sophist Kings， Persians as Other in Herodotus， London & New Delhi & New York & Sydney： Bloomsbury， 2015， p. 252.
2 DNb， 5-11； R. Kent， ed./tr.， Old Persian， Grammar， Texts， Lexicon，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50， pp. 138-140.
3 P. Briant， “Social and Legal Institutions in Achaemenid Iran，” in J. Sasson ed.，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I，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1995， p. 518.
4 Xen. Oec. 4.4.
5 T. Young，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mpire and Its Limits of Growth under Darius and Xerxes，” in J. Boardman， N. Hammond， D. Lewis and M. Ostwald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second edition， Vol. IV， Persia， Greece and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c. 525 to 479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9.
6 M. Burgan， Empires of Ancient Persia， New York： Chelsea House， 2010， p. 94.
7 St. J. Simpson， “The Royal Table，” in J. Curtis and N. Tallis eds.， Forgotten Empire： 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5， p. 106.
8 St. J. Simpson， “The Royal Table，” p. 106.
9 St. J. Simpson， “The Royal Table，” pp. 112-131.
10 P.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nader，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P. Daniels trans.，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2002， p. 290.
11 关于波斯波利斯要塞新埃兰文泥版文书中与波斯贵族饮食相关的文献选译，见A. Kuhrt， The Persian Empire， 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 Abingdon： Routledge， 2007， pp. 607-608。较完整的汇编校译本见R. Hallock， 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Tablets，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12 J. Wieseh?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 BC to 650 AD， p. 66.
13 J. Wieseh?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 BC to 650 AD， p. 68.
1 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The Table of Darius， That of Irdabama and Irta?tuna and That of His Satrap， Karki?，” in B. Jacobs and R. Rollinger eds.， Der Ach?menidenhof / The Achaemenid Cou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pp. 676-677.
2 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The Table of Darius， That of Irdabama and Irta?tuna and That of His Satrap， Karki?，” pp. 684-685.
3 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The Table of Darius， That of Irdabama and Irta?tuna and That of His Satrap， Karki?，” p. 685. 4 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The Table of Darius， That of Irdabama and Irta?tuna and That of His Satrap， Karki?，” pp. 685-686.
5 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The Table of Darius， That of Irdabama and Irta?tuna and That of His Satrap， Karki?，” p. 687.
6 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The Table of Darius， That of Irdabama and Irta?tuna and That of His Satrap， Karki?，” p. 687.
7 J. Wieseh?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 BC to 650 AD， pp. 68-69.
8 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The Table of Darius， That of Irdabama and Irta?tuna and That of His Satrap， Karki?，” p. 695.
9 J. Wieseh?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 BC to 650 AD， p. 70.
10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p. 171-172.
11 W. Henkelman， “‘Consumed before the King’， The Table of Darius， That of Irdabama and Irta?tuna and That of His Satrap， Karki?，” p. 688.
12 F. Joannès， “Private Commerce and Banking in Achaemenid Babylon，” in J. Sasson， ed.，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III，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1995， p. 1475， p. 1480.
13 K. Abraham， Business and Politics under the Persian Empire： The Financial Dealings of Marduk-nā?ir-apli of the House of Egibi （523-487 B.C.E.）， Bethesda： CDL Press， 2004， pp. 141-142.
14 K. Abraham， Business and Politics under the Persian Empire： The Financial Dealings of Marduk-nā?ir-apli of the House of Egibi （523-487 B.C.E.）， p. 114， p. 118， p. 142.
1 K. Abraham， Business and Politics under the Persian Empire： The Financial Dealings of Marduk-nā?ir-apli of the House of Egibi （523-487 B.C.E.）， p. 84.
2 K. Abraham， Business and Politics under the Persian Empire： The Financial Dealings of Marduk-nā?ir-apli of the House of Egibi （523-487 B.C.E.）， pp. 50-51； pp. 143-154.
3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p. 44-45.
4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46.
5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p. 79-80， p. 86， p. 95.
6 T. Harrison， Writing Ancient Persia， London & New York：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2011， p. 23.
7 D. Lenfant， “On Persian Tryphē in Athenaeus，” p. 58.
8 T. Young，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mpire and Its Limits of Growth under Darius and Xerxes，” p. 79.
9 Xen. Cyr. 8.6.22； C. Tuplin， “Xenophon and Achaemenid Courts： A Survey of Evidence，” in B. Jacobs and R. Rollinger eds.， Der Ach?menidenhof / The Achaemenid Cou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p. 224； Dio Chrys. Or. 6.1-7； Ael. VH 1.31-33. 10 Plut. Them. 27.4-5.
11 P.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nader，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pp. 287-288.
1 Hdt. 9.80.
2 Duris， FGrH 76 F14 （= Ath. 535e-f）.
3 Timaeus， FGrH 566 F44 （= Ath. 522a-c）.
4 Ath. 527b； 525d-e； 663a.
5 Ath. 506c.
6 Ath. 512a-b.
7 Ath. 432a.
8 Ctes. F 50 （= Ath. 434d-f）.
9 Ath. 121f-122a.
10 Ath. 130e-131a.
11 Ctes. F 40 （= Ath. 464a-b）.
12 A.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00 BC， vol. II， p. 648；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62.
13 R. Zarghamee， Discovering Cyrus： The Persian Conqueror Astride the Ancient World， Washington DC： Mage Publishers Inc.， 2013， p. 235.
14 Hebrew Bible， Esther， 1：3-9； H. Mathys， ?Der Ach?menidenhof im Alten Testament，“in B. Jacobs and R. Rollinger eds.， Der Ach?menidenhof / The Achaemenid Cou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p. 254.
15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122.
16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144.
1 L. Llewellyn-Jones， “The Greak Kings of the Fourth Century and the Greek Memory of the Persian Past，” in S. Marincola， L. Llewellyn-Jones and C. Maciver eds.， Greek Notions of the Past in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Eras： History without Historia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18.
2 F. Joannès， “Private Commerce and Banking in Achaemenid Babylon，” pp. 1482-1483.
3 M. Burgan， Empires of Ancient Persia， p. 95.
4 Ath. 192c.
5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51.
6 M. Brosius， ?Das Hofzeremoniell，“in B. Jacobs and R. Rollinger eds.， Der Ach?menidenhof / The Achaemenid Cou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p. 469； M. Brosius， “New out of Old？ Court and Court Ceremonies in Achaemenid Persia，” p. 42.
7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p. 32-33； p.41. 关于波斯帝国统治模式中君主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参见晏绍祥：《波斯帝国的“专制”与“集权”》，《古代文明》，2014年第3期。
8 L. Llewellyn-Jones， King and Court in Ancient Persia 559 to 331 BCE， p. 42.
9 M. Brosius， “New out of Old？ Court and Court Ceremonies in Achaemenid Persia，” p. 56.
10 M. Brosius， ?Das Hofzeremoniell，“ p. 469.
11 O. Murray， “Symposium，” in S. Hornblower， A. Spawforth and E. Eidinow eds.，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four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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