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淮阴地区位于苏北中部的淮河下游介于黄河、长江之间,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段。其河流纵横。湖面广阔。是 南北水陆 交通 的枢纽,素有“五水之交,七省咽喉,京师门户”之称,明清时期又为“南船北马,舍舟登陆”之地,是苏北平原的心脏,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 悠久的海盐生产,就是以此为枢纽,运销至全国大部份省和地区。我国的盐务历史悠久,但大都与历史上的淮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足可以用“举足轻重”予以概括。 民国二十三年,山东、涛雒场归两淮管辖,与临兴场合并。济南(涟水、灌云)、板浦中正(灌云)、涛青(东海、干余、日照)平均年产九百万担,占全国总产的18%。清朝中后期盐产以淮南为盛,之后海势东迁,又有济南场(注4)之开辟,“两淮”产盐重心遂移于淮北(据《两淮盐务与钱庄》)淮北共分三场,
(1)板浦场产上中下色每份滩平均约产三千六百七十担,全场共有池滩六百九十八份。
(2)临兴场:分普通白色和低次白色平均每份滩年产一千五百四十八担,全场共有池滩二百五十九份。
(3)中正场:分上中二色每份滩约产二千七百六十担,全场有二百五十九份池滩,另外济南场(根据49年4月23日中共两淮盐务党委《盐务工作》第5期),至解放时,占两淮盐产80—90%之多。“淮盐销售区域甚广运输便利。更具体轻质佳为优点。销售上专商 时代 ,分岸引盐,专商引岸,某场之盐行销某岸历来都有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周礼载“周制,凡货贿出入悉用玺节,司市发之,司门讥之,司关达之,参相联以检猾商。”周礼的真实程度我们现在不管。总之,商买行货,用凭照为据是很早的事情,引票只是一种护照,在本身无所谓利弊,从税收的角度上看,只不过是税票凭证单而已,“五代周禁私盐,凡颗盐未盐各有分界,若将本地分盐侵越疆界,同诸色犯盐例科断。”通过乱世秕政的曲扭,至明初为官商并卖制,后为专商垄断,万历四十五年两淮盐道袁世振,创“改单立纲”的制度,遂成了永久的专商擅利!专商引岸的命运就由此决定了。由于淮北产盐量逐渐增多,随之销售区域也逐渐扩大,据已载淮北销盐区域有八:
(一)苏岸。
甲、近场六岸:淮阴、泗阳、宿迁、瞧宁、邳县
乙、近场五岸:灌云、涟水、干余、东海、沭阳
(二)山东六岸:(鲁淮并销区)日照、莒阳、郯城、费县、临沂、沂水。
(三)扬子四岸:
1、鄂岸:湖北东部二十八县
2、西岸:江西50县、建昌等县除外。
3、湘岸:湖南东北部各县
4、皖岸:皖南27县
(四)建昌五县:江西南部
(五)皖北十九县:安徽北部
(六)滁来全:皖东部
(七)豫岸:又名汝光十四县,在河南南部、芦淮并销。
(八)鄂西:湖北西部,川淮并销,原为淮南引地后因南产不足,故以淮北盐比例配运之。
盐从板浦、中正、临兴场出场之纲盐,经过板浦关验收,放六里河过大伊山,历义泽河武障河,新安镇抵永丰坝、过坝车运至黄河度河,复车运至草湾老坝换小船从盐河驳至淮所(驻淮安河下)入垣储存,等候称制过所、复用小船从盐河驳至乌沙河换船,然后分销各地。
淮北分司暨掣盐所驻河下,河下遂为淮北商人所萃,群商华居于此《笔记小记大观》第二十七册中形容当时河下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米屑磁为汁,为子孙百世业也。城北水木清华。故多奇观,诸商筑石路百丈遍凿莲花,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与,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名人文士相结纳,管玄之盛,谈者曰为小扬州。“嘉道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光绪淮安府志》)。
明中叶:由于运道水量浅涩,漕船船引困难,为了保证漕船通,明政府规定,两淮(淮阴淮安)以北除漕船外,其余禁止通行,同时还规定了为百官乘车制。清江浦和王营镇就成为绾毂南北水陆的枢纽,是南船北马的 交通 要冲。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以后,由于黄河夺淮的 影响 ,会通河不通民船,沿运河北上的商旅,都在清江浦舍舟登陆,渡黄河经王营镇雇役马车北上。也是“入京孔通”。
清初,河道总督院由山东、济宁移驻清江浦。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到康熙二十五(公元1686年)开中河即今称中运河“以避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再移运口于清江浦西北的杨庄。盐运路线至淮阴始稍有变动例序,淮北盐运大都在西坝转入盐河、运销全国,自此以后,清江浦就 发展 成为“舟车鳞集,冠盖暄闹”(淮阴风士记)的通商大埠,成为大运河沿线最繁荣的淮(阴)、扬(州)苏(州)、抗(州)四大名城之一。尤其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更迁清河县治于此,这是清江浦鼎盛时期,两淮盐商拥有巨额资本,垄断食盐贩运。生活十分豪华奢侈。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废引改票”运残盐课银二十万,开始水陆并运,十三年(公元1833年),试行有效扩大于各岸,时禁陆运,河运的盐非经两坝不可,由盐河运到西坝栈积,以西坝为总站之枢,“每岁额行四十万担”,恰似“船一靠岸,千车万担”人山人海、背扛、车拉一片繁忙。盐运给古老的清江浦对岸的西坝带来了生机,也是由于盐运及漕运极盛之缘故,据《光绪丙子清河县志》:淮北纳盐额销安徽河南八十一州县,征课银二十七万二千余两,嘉庆末,淮商疲敝,道光十一年引滞岸悬,无课可收,至捆盐二万余引不及定额十分之一,民苦淡食,而场户池丁集多如山,拥滞不行,私贩充斥,税帑为虚,官商大困,调剂银两又虚百余钷万。时两江总督陶澎奏曰本章准借贷运残盐课银二十万,官收灶盐,督商办运。每盐四百斤为一引,十引为一票,一引之价六钱四分,抽税七钱二分,倾解诸杂费五钱二分,计银一两八钱八分,是时水陆并运,于近场百里设立三卡稽查铃验。……道光十三年试行有效推广于各岸。计每引征银二两五分一厘,十五年又增签席费银三钱,”“当时清江浦对岸的西坝非常兴盛”。河运的盐非经西坝不可,只能由盐河运到西坝栈积,以西坝为总汇之枢。过坝的盐用小火车陆运至清江浦,然后重运,始能到圩。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改道由山东入海,同时淮河也因黄河流经时期河床升高而不从淮阴经过了,这样,原来作为五水之交的淮阴地区改变了原有的交通条件。道路梗塞,销市疲滞,加以军营提盐抵课名日饷盐,“营员相望道,商贩裹足不能按纲造报,同治三年总督曾国藩遵上谕截止饷盐并奏停清淮军需之损盐,营弁所贩之毛盐、徐州借运之溢盐厘定新章,每纳盐照原额二十九万六千余引征银三十七万,两淮属山(阳)清(河)桃(源)三县共行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引,山、清距西坝近大票准其改岸,山、清另加戳记”“偶票于纲”“重新更定票章。”同治九年督盐院马新 贻奏停验货就纲花名承运新纲试运年续行之光绪初,坝销非常疲滞,光绪八年九月署盐运使徐详奉:“为杜绝跌价抢运赊欠等弊……西坝坝盐过多(除已售四成现有(三十四万一千二百引),出售时对湖贩赊欠过多,盐来源不断增加的情况分十档轮售,由海洲公司按档编号,“系官为经理,轮规严肃”,二千引以内自立一局,小贩准其并挡出售,免致为数畸零其数少而附入大局,办运者不以小贩论,当时有同春豫认运票盐四万余引,引数为淮北之冠,另有福得昌,厚得昌等大贩盐栈。当时西坝设有盐务公所,大使孙某,卡员:傅,经历(注)吴炳升(注:明清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均设“经历”。职掌为出纳文书)。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洋务派提出“电线铁路必应仿设”的口号,报陈铁路利益,“请先造清口浦至京以便南北运输”,《詹天佑与 中国 铁路》。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动议修筑铁路的地方。然而清政府未予采纳。之后,亦有维新志士,薛福成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请开中国铁路议》建设计划,主张“自京师而西为路太原,南各路达张梁,东南可为路达清江浦。(詹天佑与中国铁路)中、法战争前,淮军将领刘铭传 ,奏请光绪帝筑铁路三条,一由清江浦经山东到北京,二由汉口河南至北京,三由北京东通盛京。西达甘肃《中国 现代 史》,奏请清政府建修清江浦至通州的铁路,以便南北运输。左宗堂在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的漕纪泽和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公元1888年)提出《请开清江浦铁路折》奏请清政府修筑北京经清江浦达镇江的铁路。由于受到封建保守派的阻挠和反对,光绪皇帝没有看到。直至光绪二十一年元月(公元1895年),光绪皇帝命令两江总督张之洞修筑由北京至清江浦铁路。但张之洞坚持已见,奏请光绪帝应先筑芦沟桥至汉口铁路,于是光绪皇帝封张之洞为湖广总督经办芦汉铁路(张与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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