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25年,取得了瞩世举目的成就,市场经济的建立,生产力空前提高,经济发展活力高涨,被美国《新闻周刊》认为:中国可能成挽救世界的第四大引擎。但是,我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58,约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收入极为低下。
如果不提高农民的收入,社会的稳定性将会受损,社会矛盾将会更加尖锐。究其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用更大、更彻底的开放来解决深层次问题,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问题,才能将改革开放推上一个新的运行平台。
论文关键词:农民增收;大开放;谈判能力;壁垒。 读了孙大午先生的《与杜润生先生谈话纪要》一文,深有感触。
农民作为我国社会的最低层次的阶层,确实是太穷、太苦、太难了。在此文中,杜润生先生作为中国政府的“三农”问题著名专家,对许多问题确有权威性的观点。
但是,也许是坐在官位上,杜润生先生对于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未能触及,就显得有些缩头缩尾了。对于“农村这八座大山”,回答是“自上而下可以解决。
”;对于“如果中央说解放农民”,回答是“就缺政策。”等等。
看起来似乎击中了要害,答案准确。但是,是否涉及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呢?看来杜润生先生有点顾左右而言他了。
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怎么了? 在世界和国内的舆论中,众口一词是赞歌。确实,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将计划经济破坏,建立起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
采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了平均主义,建立了市场经济,采取倾斜政策,促进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促进了全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经济活力的区域。
这是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一种必然的、合理的选择。也是在加速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内地省份对沿海地区的贡献。
其结果,内地省份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资源的流出,发展的更慢些。二十余年的积累,沿海与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全国经济的发展本应该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发达起来的沿海地区应该加速发展,用自己获取的利润,对内地欠发达地区进行反哺;工业对农业进行反哺,使农民增收。
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未能看到这种安排。反而出现了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 发达地方构筑单向壁垒。
为了保护经济优势,发达地区不顾涉“违宪”之嫌,人为地以种种借口,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阻碍来自欠发达地区的“负担”,掠夺欠发达地区的优质资源,以获取来自于欠发达地区流入的利益,在本土实行级差薪金。中央政府的特殊支持,利益的驱动使得地方保护盛行,地方执行人员寻租、求租,以至于发生类似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的事件。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有强大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地方政府对中央的决策不敢提出异议;加上地方官员政治内行,经济建设上经常付出巨额学费,基本上没能表现出指导地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智慧和谈判能力。
在25年的改革开放中,地方政府无条件服从中央政府。其结果是,沿海地区凭借天时地利,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支持,迅速地建立起市场经济。
而欠发达地区则由于种种原因,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往往都慢了一拍或几拍。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建立,人、财、物都在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控下流动,使地方资源无条件地、低廉地进入了全国范围,主要流向市场经济更发达、更完善的沿海地区。
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相对贫困加剧。在欠发达地区,农民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重利益的偏压。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中央政府利用价格杠杆,驱使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据有关专家估计:每年约有4000亿元利益流出农民手掌。而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自己和城里人的利益,又对农村实行了多重政府分割,以至于在农村有“头税”、“二税”、“三税”之说。
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原有一些利用地方资源的小企业,随着资源配置机制的完善,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与采用,在市场竞争中落败,纷纷倒闭。使得农民的本土收入渠道向单一化发展。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58,欠发达地区农民的血泪就凝结其中。 民工潮的兴起和延续,表面上是劳动力的流动;实质是地方制度性约束的产物。
接受民工的沿海地区,只为民工们准备了工厂和民工们个人的极其简单的住房,并不为他们准备迁移的各项设施。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有利于利用欠发达地区的低廉的劳动力;二是能从民工们身上捞取因产出而获取收入的国家分割的地方部分;三是不必为民工们准备相应的公共产品,相反可以利用当地的公共产品,将民工们的微薄收入进行再分割。
而民工们除去自己在打工地的日常用费外,本来就所剩无几,再加上外出打工的路途费用等,净收入实在太少。但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实在太多,近2亿适龄人可以转移出来。
每年的民工潮汹涌澎拜,有增无减,就是人为保留农民身份和居留地的结果。货物的流通无阻了,但是人的流动和徒迁却阻力重重。
社会的稳定性下降。各发达地区对人口徒迁的限制和封堵,其目的:增加了对农民工创造的剩余价值与超值的国家分割。
国家利用改革开放,建立国内的统一市场,促使欠发达地区的设防被废,又通过种种人为设置对发达地区加强保护,“掠夺”了欠发达地区。而在欠发达地区,城市人面对沿海地区的高收入眼红,在总量不高的现实下,加大了对农民的“掠夺”。
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在双重“掠夺”下,负担加大,留存收益日益减少,更加贫困。在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民收入极低,正统的社会道德观受到挑战,社会的各种矛盾尖锐,冲突加剧,社会稳定性下降,甚至有的年轻人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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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人在问:改革开放怎么了?实质是:改革开放是有阶段性的,不可能一撅而蹴,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解决,需要一个新的运行平台。发展是主旋律,要使欠发达地区发展,农民增收,期待大开放。
二、 深化改革开放,大开放促进大发展 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上述现象只是改革开放的阶段性问题。
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5年来有了巨大的进步。现在到了可以着手解决下一步问题的时候了。
因此,我们必须深化改革,用大开放之举,来破解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增收问题。
1、尊重宪法,深化改革开放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每个中国公民必须尊重她,服从她,不得违背她。地方政府更要模范地遵守她。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宪法之下,各地可以制定相关的法规,以推动当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永远存在的,处理各地区之间的发展问题,必须用深化改革开放之举,从“三个代表”出发,用全局观点,化解各种阻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矛盾;不能只把眼睛盯在本土经济上,做出一些有“违宪”之嫌的举动。
特别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打开壁垒,解除对人的徒迁的限制,在发展促进本地工业化之时,高质量建设符合人类生存的生态圈,使本土成为人间乐园。这一宏图的实现之日,就是民工潮消失之时。
2、精兵简政 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李鼎铭先生的“精兵简政”被毛泽东采纳,导致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比起那时侯,现在我们强大多了,“精兵简政”的实施,将预期一个现代化发达国家的出现。
“精兵简政”能使政府转型,一个精干、高效、廉洁、服务型的政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须。更何况“精兵简政”,能使我国的财政摆脱沉重的人头费用,把钱用到经济建设中去。
在农村,“精兵简政”必能大量减少农民的负担,实际上就是在为农民增收。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城市化战略的逐渐实施,农村功能简化,实质上农村已经成为社会整体的一种功能区,是否可以考虑撤消乡级政府,改为县级政府派出机构?同时,这也能解放了许多人才,让他们走出“衙门”,在广阔的天地间,方显英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3、强化国家的分配调控能力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导致我国基尼系数偏高的基础因素,中央政府应该在不违背市场经济规则的前提下,有能力进行全局性调控。我国的中央政府早就对此有调研,并有了对策,现在是拿出来实施的时候了。
针对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应当实施级差税制,鼓励第二产业的梯度加速转移;应当实施中央地方级差财政分割,给欠发达地区留下更多的财力;应当对欠发达地区加大财政转移力度,支持欠发达地区加速发展;同时,还可以加大对发达地区非居民比例劳动力的限制力度,可以采取由中央政府收取居住调节基金,公平分配经济利益,促进城市化和安居工程;应当加快落实全局性的产业布局,对畸形工业化实施惩罚性征费等等措施,来调节、缩小各地的经济利益差异,确保可持续发展。
4、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补偿机制 在我国,市场经济已经全面建立起来,并且在继续深化和完善。但是,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补偿机制根本没有被正式考虑,对弱质农业的补偿和保护也没有显化,一切似乎都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
其实不然,不论是在国际的南南合作中,是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还是在发达国家的不同区域中,都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争议,都有个对弱者补偿、保护问题。只不过是如何补偿的方式不同而已。
不能放任自流地搞“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应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前提下,制定一种相应的配套补偿机制,让强者帮助弱者强起来。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帮助时,中央政府作用尤其重要:可以通过公共产品投资机制和国家重点建设布局安排机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投入,提供帮助和保护,减少地方政府经济压力,让他们腾出手来,发展本土经济,也能让本土农民享受“大开放、大发展”的红利。
对农业的补偿是走向现代化之举,国家应制定“黄箱”、“绿箱”政策,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提供有质量保证的医疗保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等风险分散体系,全面向农民补偿。
5、地方政府要有高超的谈判能力 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地方政府必须用大开放的宽大眼光,以“三个代表”为指南,努力熟悉市场经济,明白地方利益所在;对于地方资源的动向有足够的驾驭能力;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有保护地方利益的举措,面对各种压力,用自己高超的谈判能力,敢于争取,善于与先进生产力合作,以造福一方。中央政府要支持地方政府敢于谈判的举动,划清正常经济利益分配与设置壁垒的界限,不要动辄施压,更不能把这种谈判看成是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进行政治声讨,组织处理。
否则,市场经济的内在区域平衡机制会受到破坏。在农村,乡级领导一般由上级任命,更需要增强这种能力。
6、加快城市化 农业是弱质产业,靠天的成分较多,产出的增加幅度不会很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地位逐渐降低,产出在全国的GDP的比重逐年下降。
由于农业总量受到限制,农民增收的幅度也就不可能较大,一直低于城里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如何才能使农民收入有较大的提高?一是进行农业现代化改造,提高农业的产出,增加可分配总量;二是减少农民数量,将现有的7亿农民,减少至1.8亿左右。
这样就是农业总量不变,农民人均收入将提高4倍左右。可见,后一种办法更为有效。
减少农民,就必须加快城市化。让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变成城里人。
在当前,政府推行发展中小城镇战略,乡级政府在自己管辖区内,大搞形象工程,在全国建设了数以千计的小城镇,仅在江西就有725个,平均每个建制镇面积0.88平方公里,平均人口2700人,根本没有进行生态循环设计。地面化的小城镇应当受到质疑。
据测算,2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才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才能进行真正意义的生态城市化设计。因此,在推行城市化战略中,必须认真考虑人口积聚效应,不要“翻烧饼”,现在省钱,长远动态成本极高,是很不划算的。
7、发达地区要发挥经济辐射能力 发达是相对的,发展永远是主旋律。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但是,发达地区在发展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必须加以解决,才能加足马力。我国现阶段就按经济地理,以超大型城市为中心,逐步建立了长三角、珠三角、京三角等区域经济圈,就是发挥先进生产力的经济辐射能力之举。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融合,发达地区的作用更大。也能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
农民增收要融入区域经济圈发展之中,水涨船高,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也能获得相应的利益,增加收入。
三、结论 杜润生先生忧国忧农民,是值得吾辈敬仰和学习的。农民增收,对欠发达地区政府来说,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用大开放的气魄和胸怀,来引导众多贫苦的农民增收。
但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是一件带有全国意义的事情,必须由中央政府全局统筹。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农民红利可期。
主要参考文献: 1.美新闻周刊 中国可能成挽救世界的第四大引擎 新华网 2003/07/07 2.孙大午 与杜润生先生谈话纪要 2002/12/13 3.王进昌 我国贫富差距已过国际警戒线贫富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新闻网 2003/06/20 4.张天蔚 不能放任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北京青年报 2002/11/23 5.易炼红等 正确认识收入分配差距 人民日报 2001/04/10 6.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增加农民收入三项重点中国新闻社 2002/01/08 7.刘振伟 增收是农村小康建设的关键 人民日报 2003/02/10 8.赵继海 日本农产品产销动向与农业结构演变的分析 现代日本经济 2002/07 9.黄光宇 城乡建设的生态化策略 中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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