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出现了，那些术士不仅有自称能访仙炼丹、求得长生不老的，还有号称能从天文中推算地上诸多人事变动等，他们常以“神仙”自诩。我国专制时期方术流行，而在宋明两代，很多“神仙”大师与权贵乃至帝王的关系之深，在历史上极其罕见。
一、宋代方士的“神功”
宋代作为“在不堪言状的分裂与堕落之后”（钱穆《国史大纲》），又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其统治阶层对方术表示出很大兴趣。
后周的赵修己“少精天文推步之学”，受到重用。到了宋朝，依然得到新政权的优待。还有一些术士的经历与赵修己相似。比如“善天文占候之术”的苗训在后周只是个普通官员，在一次随赵匡胤出征时，他自称发现“日上复有一日，久相摩荡”（《宋史》），于是，军中开始流传赵匡胤是“真龙天子”的言论。第二天傍晚，军队驻扎陈桥时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事件。史料记载：“夕次陈桥，（宋）太祖为六师推戴，（苗）训皆预白其事。”无疑，这位苗大师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的策划者之一。宋朝建国后，苗大师被提拔为“翰林天文，寻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相当于部级官员）。
宋徽宗赵佶是一个极其相信方术的皇帝。到了晚年，赵佶更加迷信方术大兴土木，公开“建上清宝宫，延接方士”。宋史上有名的佞臣蔡京与方士的关系一直很近乎，很多方士不仅得到他的援引举荐，甚至就吃住在他家里为其出谋划策。蔡京曾多次担任“礼仪使”主持祭典，常捣鼓些奇异之事蒙哄众臣，取悦皇帝。比如崇宁甲申年（1104年）制作九鼎时，夜间“忽有神光达禁中，政烛福宁殿，红赤异常，宫殿于是尽明如昼，殆晓始熄”；当皇帝来看祭典时，有一千多只仙鹤飞来，“云为变色，五彩光艳”，皇帝惊讶得焚香拜了又拜，从臣们更是顶礼膜拜。
政和年间，方士比国士吃香，公然指点政事，并且奇异之事层出不穷。各地争相向朝廷汇报发现“宝贝”，其实这些所谓的“宝贝”都是无中生有，都是那些用国家俸禄厚养着的方术们杜撰和捏造的。
宋代历史上有名的方士不胜枚举，如赵修己、苗训、苏澄隐、贺兰栖真、柴通玄……不仅朝廷高官争相结好，宋朝皇帝们也常重用和赏赐他们。
二、北宋末年的“大忽悠”――林灵素
林灵素何许人？史料记载：“林灵素，温州人。少从浮屠学，苦其师笞骂，去为道士。”原来是和尚，后来改学方术。
林灵素一见宋徽宗就忽悠其为“上帝之长子”，是“长生大帝君”下凡，自己是“神霄府”府仙卿褚慧投胎来辅佐“帝君之治”的。他还阿谀当时的几位权臣，“谓蔡京为左元仙伯，王黼为文华吏，盛章、王革为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及诸巨阉皆为之名。贵妃刘氏方有宠，曰九华玉真安妃”。“神仙皇帝”周围都是仙臣、仙妃，大家干的都是“神仙事”，优哉游哉。宋徽宗很受用这一套，故对林灵素赏赐极多，并且还在京城建上清宝宫，给林大师“办公”，各地都建了神霄万寿宫，名义上是为皇帝延年求寿，实际上是狡诈的林灵素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为巩固自己的“通真达灵”地位，林大师接连不断导演“节目”：青华宫的祭祀上有神书降临，火龙神剑降落在深宫大院，动不动就拿帝诰、天书、云说事；还经常为京城祈雨，次数多了总有那么几次碰到点子上，“间祷雨有小验而已”。这些巧合都被大肆宣扬为林灵素的神功。宋徽宗正溺于极乐多福、长寿万年的神仙皇帝梦中，当然一切都听林大师的。于是，林大师放开手脚肆意妄为。
“林大师”借助朝廷威势下令官吏百姓，鼓励大家去上清宝宫里“充电”，“课程”叫《神霄秘录》。不仅普通百姓去听大师讲课，那些文化水平高、辨别力强的士大夫也跟着去凑热闹呢。因为林大师的后台大老板是宋徽宗。
“林大师”讲法授课时，带着千余名道士现场助阵，一次活动花费数千万，都由国库买单。方士的杂耍成了大宋的国家大典。方士成了“国宝”，方术伎俩自然成为“显学”，众人都来投拜林大师。林大师先后获得“元妙先生”“金门羽客”“冲和殿伺宸”等封号，宋徽宗还常以“聪明神仙”呼之，亲笔赐“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两府（“道家两府”）班上。
林灵素得势后嚣张跋扈。一是处处排挤打击僧人。因为早年当和尚时，他经常受到师父的惩罚，后来改行当道士，去寺庙混吃混喝，又常受到僧人的嘲笑。当其发迹后，发泄私恨。“林大师”还注重排场，如同官场权贵“出入呵引”，前呼后拥警戒森严，甚至连王公也不放在眼里。
上帝要让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林大师的张狂行径不可避免给自己带来灾祸，他还得罪了未来的皇帝。最终林灵素被斥还老家，接着又在温州被地方官举报“居处过制”，再“置楚州”，没几天就死了，“神仙国师”终年44岁，宋徽宗念及旧情“犹以侍从礼葬焉”（《宋史》），可见宋徽宗对林灵素一直很“关怀”。
众所周知，方术盛行的宋徽宗时期是大宋国运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明代那些著名的方士
“明初，周颠、张三丰之属，踪迹秘幻，莫可测识，而震动天子，要非妄诞取宠者所可几。”（《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周颠”在《明史》中有姓无名，貌似疯癫，是和尚也是道士，又被朱元璋认定为道术“仙家”，他常道破天机，千钧一发的时候给朱元璋以莫大帮助，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念念不忘，“帝亲撰周颠仙传”，皇帝亲自给方士撰写传记、诗歌，进行赞扬，这种荣宠在历史上罕见。
张三丰是辽东人，朱元璋早就耳闻其大名，派人寻访他，但是没找到。他预言武当山“异日必大兴”。当永乐皇帝派人礼仪隆重地去寻找张三丰，“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不遇比遇强，更增加了大师的神秘。永乐皇帝“乃命工部侍郎郭Q、隆平侯张信等，督丁夫三十余万人。大营武当宫观，费以百万计。既成，赐名太和太岳山，设官铸印以守”。张大师的预言果然成真。后来，明英宗赐张三丰封号为“通微显化真人”。实际上，几个皇帝都没见过他们心仪的张大师。
明太祖还对一个戴铁冠的方士张中很赏识，常带他出征，并且多次作法成功。如朱元璋讨伐陈友谅时，“帝命从行，舟次孤山，无风不能进。（张中）乃以洞玄法祭之，风大作，遂达鄱阳”。张中在其他方面的占卜预料也很灵验。 史料记载，在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方士袁珙就从卫士群中将乔装打扮的朱棣“认”出来了，卫士故意笑他认错人了，但是“（袁）珙言益切”，朱棣更相信袁珙的本领名不虚传，将其带回王府，成为早期起事的重要幕僚。《明史》上言之凿凿地记载，袁珙推算出朱棣“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他看过燕王府警卫办事人员后，“皆许以公侯将帅”，坚定了大家跟朱棣起事夺天下的信心。
朱棣成为皇帝后，方士袁珙华丽转身为国家大臣，被朱棣任命为主管国家祭祀礼仪的太常寺丞，还另外赏赐冠服、鞍马、文绮以及钞票、府邸，备极荣宠。国家有重大决策，朱棣都咨询袁珙，比如立皇太子之事，就是采纳袁珙的建议确定了此前并不看好的长子朱高炽为接班人，袁珙还告诉永乐皇帝，朱高炽的儿子，其孙子朱瞻基必为“万岁天子”有道明君。巧的是，明史上的宣德皇帝朱瞻基与其父亲的统治加在一起的十一年被史学界称为“功绩堪比文景”的清明时期，史称“仁宣之治”。可见，方士袁珙确实在明代永乐朝前后产生过政治影响。
袁珙的儿子袁忠彻，既是“官二代”也是其父的方术传人。他也深得永乐皇帝的赏识，被选为侍从。朱棣是个多疑之人，在袁珙去世以后就常单独召见小袁，让他把朝中文武重臣的面相祸福一一讲给自己听，据说很灵。
袁忠彻官职和他父亲一般高――“尚宝司少卿”，寿命比他父亲长，活到83岁。但是，小袁不像老袁“为人孝友端厚”，他秉性阴险，因为是皇帝身边人，几个皇帝都喜欢听他讲论文武大臣的面相，面相不好的要提防，面相太好的也不能不提防。全在小袁几句话中，谁得罪了他，小袁就会借着向皇帝讲面相的机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包括宰相在内的所有文武大臣都不敢得罪他。
四、嘉靖年间：
一个膜拜方术的怪异世界
虽然明朝初年包括皇帝在内的特权阶级同方士的接触很频繁，但不溺迷，到了明代第十一个皇帝嘉靖时却极其热衷，上行下效，举国膜拜方术。
明代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有两个在位的皇帝20多年不视朝。第一个就是嘉靖皇帝朱厚小Ｖ旌性谖45年，干得最欢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所谓的“议礼”，为他的亲生父母争名位；二是崇奉斋醮信用方术。
嘉靖皇帝对斋醮的痴迷不仅表现在个体上，也自然地体现于国家政务。
首先表现在朝廷用人上。嘉靖朝先后出了两个有名的“方士尚书”：一个是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道士邵元节为礼部尚书”；第二个是嘉靖十八年将方士陶仲文“特授少保礼部尚书”。同时，嘉靖长期以是否力行醮祭为提拔任用高级官员甚至内阁辅臣的“标准”，奸臣严嵩就是因其积极奉行嘉靖的斋醮政策而把控了20年朝政。
中国古代，只有帝王以及诸侯、高官大臣死后，朝廷才会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称为“谥”或“谥号”。两个“方士尚书”死后不仅都有谥号，而且皇帝亲自定夺两人都是四个字的谥号，这是高级官员都无法企及的。可见，方士在嘉靖朝有多么吃香！当时经常选拔道士到皇家道观里任职，更不可思议的是，嘉靖还曾提拔过一个酗酒成性的道士为太常少卿到内宫指导宫女们练习礼仪（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其次，嘉靖朝为推行方术，屡屡大兴土木。明朝初年讲究节约，成化朝以后，皇室权贵渐开奢靡之风。到了嘉靖崇奉斋醮，花费更是巨大，往往因为方士一句话立即就耗费几百万两银子建祭坛。嘉靖二十年（1541年），为了祭祀雷神，“方士尚书”陶仲文建议造一个雷坛，嘉靖皇帝立即批准。其时，京城附近严寒饥荒，有巡街御史汇报仅一个南城当月就冻死饿死了80人。但是，嘉靖皇帝不仅不采取赈济措施，而且还将汇报民情的御史关进诏狱打得死去活来。
有个术士“段瘸子”，大名段朝用，自称会点化之术可以炼出金银，并且向建雷坛工程捐献了一万两银子，嘉靖欢喜得不得了，授予他“紫府宣忠高士”的称号，支文官正五品俸禄。
迎合支持醮祭的官员和方士，嘉靖皇帝提拔奖赏，对敢于向斋醮祭祀提半点意见的官员，立即惩罚，甚至性命不保，所以对嘉靖推行方术大兴土木的行为，朝野上下噤若寒蝉。
嘉靖朝权贵以拥有方术道号为莫大荣耀。嘉靖皇帝迷奉道术后，不仅长期服丹药，还乐于加道号。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孝子”皇帝朱厚谢蛐砭醯貌荒芄夤俗抛约旱玫莱伞跋伞保给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分别加上了26字、28字的道号，自己也不厌其烦地加了三次道号，一次比一次长，最后定为34字：“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
嘉靖对其心腹也常赐予道号以示荣宠。嘉靖将“方术尚书”邵元节封为“真人”。嘉靖封自己喜欢的徽王为“真人”，封赐向雷坛工程捐献了一万两银子的段朝用为“紫府宣忠高士”。他还赐予方士郭弘经封号为“清微辅教志静宣诚高士”，方士王永宁封号为“清微辅道翊范通真高士”，两年后又进封这两个方士为“真人”。同时，只要有方士向朝廷或者大臣汇报自己懂点金之术有仙方，都会被引见，常获得“高士”“真人”封号，甚至还被皇帝赐给京城住宅。在方术盛行的嘉靖朝，没有封号就不时髦。
五、明代方士劣迹斑斑
明太祖曾授予龙虎山张道陵的四十二世孙张正常为正一嗣教真人，官秩视同二品。张正常去世后，其子张宇初世袭其位，他同老师长春真人刘渊然矛盾闹得很大，互相诋毁攻讦，建文帝时期，张宇初因违法滋事被“夺印诰”。
张正常的曾孙张元吉继承“真人”封号后，多次要求朝廷增加龙虎山的道童度牒，景泰年间一次就向朝廷要了420个道童“指标”，而且，他还不断地请求加封号，直到他的封号加为“体玄悟法渊默静虚阐道弘法妙应大真人”，他母亲的封号加为“慈和端惠贞淑太真君”，才稍稍罢休。史书评价张元吉“素凶顽”，欺压百姓藐视官府，倚仗自己是“大真人”，明目张胆模仿皇室的乘舆器服，玩视朝廷颁发的圣旨，擅自改动其中文字，还强抢良家妇女，逼夺百姓财物，成为一方之霸，并且张家还“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有一家三人者。”――张元吉实在作恶多端。成化五年（1469年）四月，张元吉的罪状呈送给皇帝，张元吉被押到京城，“会百官廷讯”定为死罪。但是，张元吉相当狡猾，到处疏通，不但没有被处死刑，关押两年后，只打了一百下屁股，改为发配，实际上没多久就释放了，身背四十多条人命、劣迹昭彰的“大真人”就这么逍遥法外。 嘉靖皇帝不仅20年不上朝，而且还20多年不立皇太子，为明朝历史上的又一“奇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方术尚书”陶仲文提出了“二龙不相见”的说法，即有一个真龙天子，就不能同时有小真龙天子（太子），于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皇太子朱载壑病死后的20多年，一直没有立太子，这在封建时期被视为天大的冒险，让满朝文武提心吊胆。
“紫府宣忠高士”段朝用曾向嘉靖建议“深居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孟森《明史讲义》），当然不会只是一个方士这样建议，久而久之，造成了嘉靖皇帝20多年不视朝的事实，只有严嵩之类的个别宠臣才能偶尔见到最高领导人，从而形成了权臣把持朝政、贻误国事、祸害忠良的乱局。
方士段朝用还“嘴巴里跑火车”，承诺每年炼出一万两银子捐献国家，“已而术不验”没法炼出金银来。――段朝用的徒弟揭发他的诸多诈骗行为，其中包括他捐献给朝廷的银子并非“炼”出来的，而是翊国公郭勋给他的。即便是这样，嘉靖还让他任羽林卫千户，改称“紫府宣忠仙人”。后来，“紫府宣忠仙人”因为敲诈翊国公家奴钱财不成，将其拷打致死，触犯嘉靖之怒，同他曾经的“合伙人”郭勋一起死在了皇家大牢中。
方士梁高辅通过陶仲文的推荐受到嘉靖的信任，就借同皇帝“谈玄论道”的机会，将与自己有小摩擦的两个亲王徽王、伊王都给陷害了。
此外，得势的方士还借营建斋醮的机会，蛊惑怂恿嘉靖皇帝派专使花巨资到全国各地，甚至蹈波涉险于千里万里之海外采木、采香、采集珠玉宝石，劳民耗财，国库渐虚，使大明基业“遂开危亡之渐”。
可见，嘉靖朝整个国家运行是以方术斋醮为“中心任务”，即便像严嵩那样的权臣也不得不向术士俯首献媚，造成了“伶官之盛，莫过正德；道流之盛，莫过嘉靖”局面，而且嘉靖朝的方士确属劣迹斑斑。嘉靖皇帝重病之中，已经60岁的他又服下方士进献的丹药仙方，最后一命呜呼。某种意义上说，嘉靖皇帝就是一个得势的方士，他指挥整个国家炼丹斋醮几十年，耗费了巨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滞碍了社会的发展，使明朝国运发生了重要转折。
宋、明两代统治阶层信用方术，危害甚大，方术盛行之际正是国运中衰之时。盛行方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是古代科学文化蒙昧、生产力落后，而方术的玄幻谗媚正好击中了某些特殊人群患得患失、信仰虚无的特征心理，多疑之人必热衷求神问道，故而游方术士得以蛊惑人心，欺骗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