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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县级媒体中心，要加强顶层设计和路径规划。
建设好县级媒体中心，要加强顶层设计和路径规划，整合优势资源，推进集约化发展，强化服务功能，更好地引导和服务群众。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考虑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努力做好顶层设计，用政策支持县级媒体中心建设。县级财经媒体在国家宣传思想工作和基层政权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基层党委和政府的决策安排需要通过县级财经媒体传播，基层群众的声音需要通过县级财经媒体聚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县级主要领导，要从XX的角度重视县级媒体整合中心的建设，加强战略规划，整合中心工作，加强绩效考核。要加强县级金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顶层设计，引入有针对性的指导方案和支持政策，从领导部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建设标准和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大力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提高灵活性、协调性和有效性。县级媒体整合中心建设应坚持创新发展，紧密坚持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两大功能定位，打破部门壁垒，创新工作机制，重塑内容制作流程，摒弃传统制作和传播模式，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作为交通门户，搭建灵活的工作平台，促进各种报道资源的充分共享、各种媒体的互联互通和各种服务的相互支持。打破管理界限和媒体分离，坚持效果导向，保持安全底线，横向突破媒体组织壁垒，纵向实行开放扁平化管理，使县级媒体工作者紧密联系，多方位互动，灵活组合，相互配合，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和沟通效果。
要努力丰富服务功能，在服务群众中吸引、引导、赢得群众。传统媒体相对单一的新闻和信息传播功能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县级综合媒体中心建设迫切需要转变思路，在丰富服务功能方面加强设计，紧密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把握群众实际需求，以服务当地群众为重要目标，确定综合媒体的具体服务功能。可以纳入县级单位政府服务职能，方便群众办事，不断拓展便民服务项目；引入本地电子商务、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网络文化活动等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通过丰富县级财经媒体的服务功能，没有它人们真的可以使用。
大力选拔和留住人才，建设高水平的人才队伍。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短缺是制约县级财经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县级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人才队伍建设，在各方面做好选拔培养工作，吸引人才，鼓励人才积极参与媒体融合中心建设，大胆创业。拓宽吸引人才的渠道，加强与上级部门、周边区县、互联网公司等的沟通与合作。,并通过各种手段引进和利用好各类人才。根据金融媒体发展实际，确定人员编制，引导和鼓励优秀人才成为县级金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项目负责人和关键成员，形成稳定的工作团队。建立健全积极激励机制，解决“做得好和做得不好”的问题，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着力创新管理模式，因地制宜完善运行机制。县级媒体中心的建设不能坚持一个模式。各县(市)需要综合考虑资金、技术、人才等条件，因地制宜形成媒体中心的管理模式。资金、技术、人才雄厚的县(市)可以采取“自主经营”的模式，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形成媒体整合中心。资金、技术、人才薄弱的县(市)可以采用“联合组织”的模式，实现资源共享、技术共享、人才共建、数据共享。
要努力保证资金，坚持政府“输血”和平台“造血”双管齐下。缺乏资金支持是县级媒体中心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从实际出发，要加大财政投入，增强媒体中心自身的造血功能，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可以考虑设立县级金融媒体建设专项资金，保证金融媒体中心运营的基本支出，让其安心专注于内容制作。另一方面，要在采编分离的基础上加强金融媒体中心的造血功能，使金融媒体中心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价值，增强整体实力。
【思想宣传范文】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目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实践证明，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再加上近来社会上关于民营企业的地位、前景等出现了一些“杂音”，制造了市场恐慌情绪，扰乱了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和自身发展前景的信心。
在此时刻，习大大总书记于11月1日上午主持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的非凡历程，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宣示了我们党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立场。在讲话中，习大大总书记强调，“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制度。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总书记的讲话让民营企业家吃下了定心丸，深受鼓舞，信心倍增。
党和国家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明确的、一贯的，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习大大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6个方面的政策举措，是针对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最突出问题给出的有效应对之策。为贯彻落实这些重要政策举措，我认为，重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推动。
一要引导和鼓励广大民营企业家树立长期发展的信心。要让广大的民营企业家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拥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发展潜力和回旋余地，有13亿多人口的巨大内需市场，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丰富。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经济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我国有能力有条件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目标，每年全世界25%～30%的市场扩张仍然会在我国。上述这些都意味着，我国是民营企业发展机会最多最好的地方。
二要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率，把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地、落细、落实。特别是在简政放权方面，要继续为民营企业“松绑解套”，全面推行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标准化。
三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清理、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降低企业的成本。
四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既定政策。着力解决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惜贷不敢贷甚至抽贷、断贷等问题。增加金融产品，完善直接融资市场，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发展能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新的金融机构。鼓励现有金融机构将更多资源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借助金融科技的支撑，更多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在服务民营企业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更好发展。
五要建立制度化常态化政商沟通机制，促进政商双方“亲”“清”交往。各级党委政府应建立覆盖面广、互动经常的政商沟通机制，探索建立各级党委和政府与商会、企业的沟通联系机制，健全企业诉求的收集、处理、督办、反馈制度，使民营企业反映问题、解决困难有途径。
六要优化环境、厚植土壤，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执行政策一视同仁，为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要稳定预期，保障民营企业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
我坚信，只要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大大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开拓创新，我国的民营经济必将迎来新的春天。
【思想宣传范文】三
马克思早在175年前就断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可见，思想的作用无比巨大。但是，僵化的思想则起不到行动引领的作用。要想实现行动上的“突围”，必须不断解放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不断解放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注重推动思想解放。进入新时代，习大大总书记多次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就告诫我们，当前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征程中，要时刻解放思想，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为推动各项工作凝聚强大动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人民持续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正如习大大总书记强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这既是对当前党领导人民进行什么样的伟大社会革命、如何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科学定位，也是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科学指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二者的关系早就作出过论述：“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告诉人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会带来新的社会革命。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把推动社会革命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相继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随后，又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艰辛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赓续历史传统，引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历史和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社会革命的接力和继续。其根本指向在于通过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以激发社会生产活力，促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既是在以往伟大社会革命的基础上累积和实现的，也是一种具有新的特点的伟大社会革命。
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必须不断解放思想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是被实践所反复证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都是先有思想解放，再有社会重大变革和进步。之所以要不断解放思想，是因为思想说到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存在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与之相随的思想自然应随之调整。这就意味着，在社会革命中，思想必须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作出适时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否则，就会成为社会革命的障碍。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向全党大声疾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正因如此，才催生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上个世纪80年代，时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大大同志在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攻坚扶贫开发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解放思想是摆脱贫困的关键，并一再强调“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事实证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项突破、每一次发展，无不镌刻着思想解放的烙印。
进入新时代，改革发展任务之重前所未有，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所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事业越发展、改革越深入，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越多。但一些干部群众还存在路径依赖、习惯思维、保守思想、落后意识甚至错误观点。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着实际行动。如果不能解放思想，消除观念束缚，就会掣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还要在实践中大胆解放思想，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保持与时俱进。诚如习大大总书记所言：“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
越是在社会革命向纵深方向推进的时候，越要不断解放思想、拓展新视野、认识新规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就必须继续保持思想解放的优良传统，勇于改革创新、勇于担当尽责。
解放思想既要破除思想藩篱又要统一思想
拿破仑曾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个是剑，一个是思想。要想让思想释放威力，就必须破除思想藩篱。
所谓破除思想藩篱，就是要努力革除陈旧思想观念的束缚，让思想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的时代、新的实践需要新的思想。新时代我们要继续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就一刻也不能停止思想解放，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破除思想藩篱、打破固有的条条框框，并不仅仅是革除某个陈旧观念，而是让思想解放贯穿于整个实践创新的始终和全过程，让解放思想的过程成为创新思想的过程。尤其是要破除机遇疲劳形成的奋斗惰性、优势疲劳形成的发展惰性和路径依赖形成的创新惰性。当前我们要以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魄力和勇气，勇于开展思想领域的自我革命，不断激发新作为。
解放思想既要与时俱进、善用发散性思维，也要聚拢思想、合力收合，实现民主集中、意志统一。在推进社会革命过程中，不可孤立地看待解放思想，而要辩证地看待它与统一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切实把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结合起来，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又在统一思想中继续解放思想，将两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之中。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成果，其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产物，也必将指导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方向和路径。当前，我们不仅要勇于解放思想，更要统一思想，把认识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只有统一思想才能统一方向、统一行动，才能让人们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
习大大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当前，我们首先要学懂弄通做实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解放的成果，不断奏响奋发有为的时代乐章。
【思想宣传范文】四
习大大总书记日前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自党的十五大根据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后业已形成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实际，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来，“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私营、外商投资等“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生态系统”，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同于传统“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在“单一公有制”条件下，各类经济主体之间没有一种互为压力的竞争关系，难以形成各类经济主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一“所有制生态”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单一私有制”。主要由私有制构成的西方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虽然存在激烈竞争的“丛林法则”和由于社会分工而客观存在的“产业链依赖”，但私人资本的“逐利天性”不可能自觉而充分地供给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从而无法实现由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充分供给而带给社会和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取决于该国的社会生产力状况。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但社会化大生产和“非社会化”小生产并存，生产力发展多层次、不平衡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自然要有不同性质的多元所有制与之相适应，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不同层次的社会生产力。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自觉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鲜明地提出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被允许存在，对于较快地恢复国民经济、稳定新中国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后来，由于思想急躁和“左”的意识影响，加上缺乏经验和僵化地模仿苏联模式，我们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且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急于把“公私合营”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到纯粹的全民所有制，最终形成“单一公有制结构”。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还不能完全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八大以后，党和国家对所有制结构做了一些调整，使一度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国民经济增加了比较多的活力。之后又历经“”，非公有制经济几乎全部消灭，社会活力“窒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从中国社会化生产力不发达并呈现多层次的实际出发，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了制度优势。
现代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所有制结构不仅决定于生产力结构，还决定于社会需求结构。根据是否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和营利性来划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非公有制经济更适合生产和供给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和营利性的私人产品，尤其是丰富多彩的精细化、便利性的居民消费产品。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更适合供给公共产品、从事公益事业，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需求。这是因为，公共产品或公益事业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非营利性，非公资本或企业不愿投资或生产，只能依靠国有企业来投入和供给。介于公共产品和非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则更适宜由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合资、合作企业来供给。
因此，由社会生产力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双重”决定的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生态”，产生了四种独特的“生态效应”。
一是“分工互补效应”。这一效应发生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和非社会化大生产、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供给“功能性分工和协作”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效应。一方面，通过“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进而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公益性支撑和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公益类”和“商业类”分类改革，进一步降低商业类企业的国有资本再投入，为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展拓展空间。
二是“竞争替代效应”。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同时作为市场主体，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基础上，产生了“相互竞争、相互约束、相互学习、互为压力”的“鲶鱼效应”。所以，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平等竞争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实现共同提高。
三是“合作共生效应”。这一效应发生在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而形成的“公私共生”和“劳资两利”效应，最终实现“资本联合”和“劳动联合”的内在有机统一，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四是“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效应”。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衍生效应，是一种正的“外部性”或“外部经济”。改革开放40年来，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就是凭借对“新增就业”的突出贡献赢得了“生存权”。尤其是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仅解决了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向何处去”的难题，而且解决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放活中小国有企业过程中的“钱从何处来”的难题。换句话说，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就无法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从而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就没有变。要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坚持党和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探索并行之有效的基本经济制度，把“两个毫不动摇”的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仅要继续理直气壮地坚持把国有、集体等各类公有制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而且要理直气壮地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鼓励有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形成尽可能多的“中字号”世界一流企业，进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
习大大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强调“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这既有力批驳了一些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错误思想和言论，坚定了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信心，也有力批驳了否定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贡献的错误思想和言论，给民营企业提振了发展的信心。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首先要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个不可侵犯”落到实处，大力保护产权尤其是非公有产权，彻底摒弃“所有制歧视”。其次是要自觉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生态”的动态平衡。从入口来看，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从过程来看，既要打破行政性垄断，又要防止市场化垄断，真正实现优胜劣汰，努力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动态平衡发展。从出口来看，要加快建立公有制企业破产机制，努力实现在“破产”面前“公私平等”。再次是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真正实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资本要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最后是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倾斜”，增强民营企业家的“精气神”。允许非公资本进入一些过去主要由国有企业控制的垄断行业，给非公有制经济减轻税费负担，帮助非公有制企业破解“融资难”“维权难”等问题，优化政策和舆论环境，稳定非公有制经济长久发展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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