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中唯一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范文澜不仅熟练掌握各种史料和经史典籍，还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有着较深刻的理解，他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贯通性问题，同时，对历史评价作出了精到论述，深刻揭示历史问题的本质，他的学术思想以及宏富的史学著作，为新史学研究提供了许多理论上的参照和依据。因此，人们将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史学界五位著名学者称为马列主义新史学五老。
一、范文澜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范文澜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经历的学术道路相关密切。范文澜早年在北大学习，师从于著名学者黄侃、刘师培等，走的是精研传统学术道路。被视为考证学派衣钵传人。范文澜北大毕业以后，曾经在北平、天津多所大学任教，讲授《文心雕龙》、《文史通义》、《史通》、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文心雕龙注》、《文心雕龙讲疏》、《正史考略》、《诸子略义》、《群经概论》等著作，成为一位国学名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范文澜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抗战动员，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组织抗战训练班宣传抗战革命思想，并撰写了一系列针对抗战时局的时评文章。随后，范文澜参加了新四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事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被游击区同志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结合火热的革命斗争而逐步形成的，这与从书本上学马克思主义大不相同。1939 年，范文澜在河南确山竹沟镇期间，学习进步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前线战事紧张激烈，敌机到处轰炸，炮声隆隆，范文澜没有被这些所干扰，整日里一有时间就阅读手边的进步书籍。即使在饭馆里，他也手不释卷，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步思想。他夜以继日地学习，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夜间伏在小灯下，圈圈点点著作中的一些观点，通过刻苦学习，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1940 年，按照中央党组织的安排，范文澜从游击区来到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接受了主编一部中国通史的任务。范文澜于1941 年著成第一版(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这部著作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著作，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对以前所熟悉的传统文化经史典籍详细分析，运用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对历史进行从新认识，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获得更加深刻而独到的理解。
1940 年，根据上级领导指示，范文澜来到延安，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在延安期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由于这一时期也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思想重要形成时期，毛泽东在当时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文章，对于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1942 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危害党内的错误思想路线，同时，提出了正确的对于中国革命性质路线、方针、策略以及前途认识的新的思想。这些新的思想，对于范文澜都有着很深的影响，范文澜认真学习，仔细研究毛泽东思想理论，用心体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范文澜准确把握这一基本经验，进一步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使自己的理论理论认识得到升华。另外，范文澜还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总结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事物进行全面的研究，在行动和思想上坚决摒弃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以及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1941 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的《序》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开宗明义即强调要想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推动社会顺利地向一定目标前进，必须深入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通过了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社会顺利地向前发展。1942 年，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古今中外法的讲话，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者党史研究的角度，提出了研究任何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一定历史条件下去研究，根据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过程去研究的基本方法。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正是出于全党整风运动期间，因此，对于在行动和思想上坚决破除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以及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都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重要的思想武器。范文澜对毛泽东关于古今中外法的讲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指出：毛泽东所提倡的古今中外法言简意赅，是辩证分析思想方法之精髓，是发展地、联系地、全面地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古今中外法，简洁、集中、明确地阐发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论，对如何贯彻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等理论，贯彻落实破除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领和精华。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由于工作性质以及工作需要，直接接触和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列主义理论。这使他更加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为编撰《中国通史简编》作出卓越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左的思潮。20 世纪50 年代初，范文澜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中国三千年来，历朝历代统治者没有一个好东西，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过程中，坐江山的帝王都是坏蛋。对于这种观点，范文澜非常重视，他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应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范文澜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历史评价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封建王朝及其统治者在历史上的作用，范文澜认为，应该以历史主义态度，充分肯定一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分析历史人物。范文澜在一些重要的学术讨论会上接连发表讲话，严肃批评了史学界存在的抽象地宣读理论、脱离史实的不正学风。同时，范文澜还严厉批评了史学界当时流行的打倒帝王将相论范文澜指出，这些貌似革命的论调和表象，严重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的客观研究，对史学研究危害极大。
范文澜治学严谨，它不仅强烈反对抽象地宣读理论、脱离史实的不正学风，还在具体实践中认真把握这一理论。范文澜经常反省自我，对于自己从前的理论错误能够开展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在思想上提高了认识，范文澜开始对《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进行自我批评。并且重新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在新修订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成功运用了历史主义原则，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加客观，能够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如：范文澜在评价汉武帝的时候，能够对汉武帝的特殊功勋给与高度评价，称汉武帝是有特殊功勋的历史人物，同时，他也批评了汉武帝连年对匈奴用兵，导致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的错误。在评价唐太宗李世民时，范文澜从大局出发，高度评价了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能够知人善任，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对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范文澜也批评了唐太宗取得巨大功业成就后，也滋长了享乐心和骄矜心。范文澜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客观真实，精到而富有新意。
三、20 世纪史学发展里程碑《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通史著作。该书1941 年在延安出版了第1 版，先后出版了两册。解放后，由于在思想上提高了认识，范文澜开始重新修订《中国通史简编》。自1953 年至1965 年，《中国通史简编》共出版了4 册，1978 年6月，第5 版《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版本共(4册)101.3 万字。《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是一个革命性的前进，1941 年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一问世，很快就遭到国民党的严禁，国统区禁售此书，这一点更加证明了《中国通史简编》的历史价值和历史作用。新中国建立以后，范文澜对该书的缺点作了修改，修改后的《中国通史简编》提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同时还提出了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等观点。范文澜早年在北大求学，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范文澜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范文澜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日臻成熟完善。既懂马克思主义，又精研传统学术，在理论和思想高度统一的基础上，范文澜用了25 年的心血，成功撰成通史著作。他的史学著作风格独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浓郁，使这部史学著作成为20 世纪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范文澜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精熟的唯物史观原理，撰成有高度学术价值史学名著。他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运用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历史，评价历史，在新史学方面颇多见解，他的唯物史观，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指明了方向，范文澜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时至今日，仍然能给我们以宝贵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