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话协商之缘起
宪政主义也可直接称作宪政，本质是一种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的现代政制。宪政主义来源于西方，背后的理论基础实质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为了战胜其他价值，逐步将西方的自由宪政体制作为评判其他宪政体制的标准，由此不仅自由、人权成为宪政的核心价值，而且有限政府、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之类的制度安排，甚至民主选举、多党轮流执政之类的政治制度都成为理想宪政的标准。中国绝大多数宪政主义学者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吸取了宪政主义的合理成分，但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中国用西方的自由宪政体制代替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通过制衡政府公权力，保障公民自由民主权利。宪政主义理论基础深厚、理论系统性较强，有一定的道义基础和群众基础，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宪政主义的影响力可能不断增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协商民主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会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联想到2012 年11 月30 日， 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外界推荐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让我们有可能提出这样一个理论课题：与宪政主义开展对话协商。
2 对话协商之可能
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发展民主协商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制度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文化为协商民主的实行提供了文化基础。笔者认为对话协商不同于民主协商，重在批判教育和说服引导，开展对话协商的条件要求低于民主协商， 民主协商的条件具备，对话协商自然可以顺利开展。与宪政主义开展对话协商还具备了特殊条件，这种特殊条件可以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天时，十八大顺利召开，领导层更新换代，社会各界对新一轮改革期待很高;地利，当下中国一方面社会急剧转型，另一面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也相应大大增强;人和，中共新领导层开放、自信，执政2 年多已经充分显示了坚韧的政治意志力，敢于涉险、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人民群众经历了多重洗礼、承受了无数风雨，更加理性、自信和成熟。在此种氛围下对话协商的价值和意义凸显，宪政主义或许可以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种视角。
3执政党政治自觉真伪宪政主义。分清了真伪宪政主义，有利于宪政主义的分化，有助于宪政主义向执政党方面靠拢，便于协商谈判，取得共识。第二，将主义和人区分开。双方斗争、争论的重点是主义,是要廓清这种主义错误和不切实际的一面，清除它在人们头脑中的不良影响，并不是专门针对哪些人进行人身攻击。第三，避免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当前双方的对话协商主要属于学术争论的范畴，兼有向政治争论过渡的性质。不能将学术争论和政治斗争混为一谈，更不能用处理政治问题的方法处理学术问题。深远层面上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首先，适应政治治理环境的变化。当下中国民权意识不断觉醒、各种政治思潮不断涌现、社会对于执政党的监督明显增强、要求明显提高，执政党必须学会和适应在这种环境下治理社会。其次，转换政治治理理念。治理当下社会、巩固执政基础，执政党需要从过去专政、管控的社会政治治理思维转换为民主、协商的国家政治治理理念。最后，提高政治治理能力。持续从容执政，执政党需要从各方面提高治理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兼容和同化能力建设，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把社会力量甚至异己力量尽可能纳入到自己的政治体制或政党体制中来。与宪政主义的对话协商，关键在于执政党的政治自觉。现实层面上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分清真伪宪政主义。分清了真伪宪政主义，有利于宪政主义的分化，有助于宪政主义向执政党方面靠拢，便于协商谈判，取得共识。
第二，将主义和人区分开。双方斗争、争论的重点是主义,是要廓清这种主义错误和不切实际的一面，清除它在人们头脑中的不良影响，并不是专门针对哪些人进行人身攻击。第三，避免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当前双方的对话协商主要属于学术争论的范畴，兼有向政治争论过渡的性质。不能将学术争论和政治斗争混为一谈，更不能用处理政治问题的方法处理学术问题。深远层面上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首先，适应政治治理环境的变化。当下中国民权意识不断觉醒、各种政治思潮不断涌现、社会对于执政党的监督明显增强、要求明显提高，执政党必须学会和适应在这种环境下治理社会。其次，转换政治治理理念。治理当下社会、巩固执政基础，执政党需要从过去专政、管控的社会政治治理思维转换为民主、协商的国家政治治理理念。最后，提高政治治理能力。持续从容执政，执政党需要从各方面提高治理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兼容和同化能力建设，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把社会力量甚至异己力量尽可能纳入到自己的政治体制或政党体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