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奇怪的王朝,在它的历史上没有过几年风平浪静、与民休养生息的日子,之所以在西晋灭后还能偏安江南若干年,实在是时也运也命也。
晋王朝的皇家龙种们也是中国历史上同类人物中最奇怪的一群,他们大多都长得俊美非凡,可是却屡有白痴(当皇帝的白痴就有两个,其它的不知凡几),而且大多热衷于自相残杀。性情暴虐的发生意外比较多,当然很短命;问题是不暴虐的龙种们也大都活不过三十岁。王朝掌握在这群人手里,于是从上到下都笼罩在一种醉生梦死、感叹人生匆匆的气氛里。
如果单从女人的角度来看,两晋司马皇族的男人是嫁不得的,不但常有性命危险,而且几乎都做定了青年寡妇,再加上夫家的短命基因,儿女也多数早丧,往往寡母白头送黑发。(当然,如果觉得人生在世,只要片刻荣华富贵足矣,不在乎性命骨肉的人,不在此限)
不过锉儿里面挑高个,全面来看,也还是有相对比较幸运的。
东晋康帝司马岳的元配妻、皇后褚蒜子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褚蒜子,祖籍河南禹县,于晋太宁元年(公元323)出生。褚家世代高官,乃是自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之一。她的曾祖父褚给在西晋武帝时担任安东将军,她的祖父褚洽曾任武昌太守,至于她的父亲褚裒,更是一代名人。
褚裒字季野,一向颇有盛名,他少年老成,桓彝因此评价说:“季野有皮里春秋。”意思是他凡事都不露声色、面无表情、从不对事物表态、更不评价人与事的优劣高低,实际上心里对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曲直褒贬自己有数。谢安也很推重他,说“裒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矣。”
褚裒其实很有主见,但魏晋时很多名人高士都因为片言只语便不幸卷入权利斗争,自己丧命不说,还祸连家族。褚裒这种态度的形成与这样的环境有密切关系。他因此成为“皮里春秋”的代表人物。只是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在社会上形成风气之后,却每况愈下,很拖国家后腿。
据说,褚裒总角之年(十五岁)的时候,曾经前去拜望晋明帝的小舅子庾亮,庾亮让著名的术士郭璞为这个少年占卜前程,谁知结果一出来郭璞却当场惊呆了,说:“这不是人臣之卦象,二十年后,我这卦才能得到验证。”
由于褚家褚裒声名远播,门第高贵,当晋成帝为弟弟琅琊王司马岳选妃的时候,褚蒜子因此被选中,被聘为琅琊王妃。褚裒由于成为皇亲,出任豫章太守之职。
咸康七年(公元341)三月,二十一岁的晋成帝皇后杜陵阳早逝,咸康八年(公元342)六月,二十二岁的晋成帝司马衍也病重不起。他的周贵人为他生下了两个儿子司马丕司马奕。可是此时这两个娃娃才只有三几岁而已。成帝的舅舅庾冰以国危子弱的名义,力劝成帝立长君。成帝遂留下遗诏,命胞弟琅琊王司马岳继承自己的皇位。同月甲午日,司马岳登基称帝,是为晋康帝。
褚蒜子就这样意外地当上了晋王朝的皇后,时年十九岁。
然而夫家的短命基因虽然成全她登上皇后宝座,却也使得她很快就穿上了丧服。
两年后的建元二年九月,康帝司马岳病重不起。
在司马岳重病期间,权倾朝野的庾冰再次出头,要求立长君,即会稽王司马昱。以确保自己以新帝舅父身份继续执政的目的。
然而这一次庾冰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响,司马岳在临终前三天下诏,立自己的儿子司马穆为太子。
九月戊戌,年仅二十三岁的司马岳病逝。第二天,司马穆即皇帝位,是为晋穆帝。
二十刚出头的褚蒜子抱着年仅两岁的幼子司马穆,成了晋王朝的又一对孤儿寡母。
早在丈夫康帝司马岳在世的时候,褚蒜子就已经屡次参与朝政的决断,她的见识判断令朝臣都很佩服,因此,当她成为皇太后以后,以司徒蔡谟为首的群臣联名上奏,请求她临朝听政,代婴儿皇帝掌管国家。表文如下:
“嗣皇诞哲岐嶷,继承天统,率土宅心,兆庶蒙赖。陛下体兹坤道,训隆文母。昔涂山光夏,简狄熙殷,实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妫,淑美《关雎》,临朝摄政,以宁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悬命,臣等章惶,一日万机,事运之期,天禄所钟,非复冲虚高让之日。汉和熹、顺烈,并亦临朝,近明穆故事,以为先制。臣等不胜悲怖,谨伏地上请。乞陛下上顺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协天人,则万邦承庆,群黎更生。”
面对这样的奏章,褚蒜子的答复非常肯定而巧妙:“帝幼冲,当赖群公卿土将顺匡救,以酬先帝礼贤之意,且是旧德世济之美,则莫重之命不坠,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内而已。所奏恳到,形于翰墨,执省未究,以悲以惧。先后允恭谦抑,思顺坤道,所以不距群情,固为国计。岂敢执守冲暗,以违先旨。辄敬从所奏。”
在晋王朝的历史上,收到这样临朝听政表章的太后并不仅有褚蒜子一人。先前晋明帝的妻子庾文君,在丈夫司马绍二十七岁早逝之后,也曾经被朝臣要求垂帘听政。但是庾太后本人并不具有政治天份,因此朝政全部倚靠她的哥哥庾亮决策。但是庾亮虽然有北伐复国的愿望,但也缺乏一定的政治手腕,结果反而扰乱国家,逼反历阳镇将苏峻,苏峻造反攻入建康城,庾太后因此忧愤而死,年仅三十二岁。
庾太后兄妹掌管朝政虽然出过意外,但是朝臣仍然按惯例办事,在褚太后应允垂帘听政之后,由何充出面再次上表,要求褚太后的父亲褚裒入京总揽朝政。更有甚者,还要求不但给太后的父亲掌政之权,还要给他加以不臣之礼,让文武百官都来参拜他。——二十九年前郭璞的那一卦终于验证了。
然而何充这个马屁拍错了对象。褚裒一向不愿意卷进朝庭内部无谓的政治纷争,宁愿做些实在的事情(早在褚蒜子当王妃的时候,他就早早地离开了京城,去当豫章太守。在当太守期间,褚裒官声清廉,就连自家厨中所用的木柴,都让自家的仆人去山上采斫。到女儿当皇后的时候,他更拒绝了皇帝女婿给予自己的侍中、尚书官衔,千方百计地离开了京城,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的职位出镇半洲。)如今面对女儿成为太后、自己以姻亲身价暴涨的形势,褚裒冷汗直冒,他不愿意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再一次选择了避嫌,坚决要求只做地方官,无论如何不入朝。
——他的坚持起了作用,最后褚蒜子给了父亲这样的任命:都督徐州兖州青州及扬州二郡军事,兼徐州兖州二州刺史,卫将军,出镇京口(今江苏镇江)。
褚裒拒绝当政,褚蒜子便决定仍然请庾冰入朝。
然而庾冰禄命已尽。就在褚蒜子做出决定的同时,十一月庚辰日,他病逝在江州刺史任上。庾冰死了,能够遏制各方大员的人又少了一个。而身在朝廷的重臣何充私心重能力限,于是各方大员勾心斗角,以至互相火并。
就在庾冰死后两个月,晋穆帝永和元年(公元345)正月甲戌朔,二十二岁的皇太后褚蒜子设白纱帷于太极殿,抱着两岁的儿子临朝听政。
褚裒虽然身在地方,但是其意只在避嫌,实际上对于女儿所执掌的朝政情况无时无刻不关心。面对这种情况,他向褚蒜子推荐会稽王司马昱为扬州刺史,随后再晋级为抚军大将军、录尚六条书事。司马昱是晋元帝的儿子,这时才二十五六岁年纪,正是年青气盛的时候。他的入朝辅政,使得何充渐渐失势。司马昱入朝之后,褚裒再举荐名士殷浩为扬州刺史、建武将军。
在褚裒与褚蒜子父女的一连串动作之后,东晋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司马昱在朝,而顺着长江天险,分别驻扎着上游桓温、下游殷浩,褚裒本人则坐镇江北。几大重臣互相制衡,东晋朝局相对稳定了下来,也给此后一段时间东晋的军事渐兴制造了机会。
永和五年十二月己酉,褚裒去世了。从此,二十七岁的褚蒜子将独力应对东晋王朝的诸悍将权臣。
在褚蒜子数度执掌东晋朝政的过程中,她最大的对手莫过于桓温。
桓温字元子,谯国龙亢(安徽怀远县西北龙亢集)人,是东晋的名将、权臣。桓温出身世族,但是并非最高门第,而且自幼豪爽好赌且能杀。后来尚南康长公主为妻,成了晋明帝的大女婿。然而由于他是武将,颇被把持朝政的文官讥诮捉弄。
桓温畏妻如虎,桓家侍女尽是南康长公主精心挑选的丑泼悍妇。征蜀之时,桓温大败李势,在掠虏之时,他看见了李势的妹妹。这位李美人长发披地,风姿绝世。桓温多年来饱受折磨的眼球终于开了眼界,差点没把眼珠子掉出来。顿时忘了公主之威,将李氏纳为妾并藏在外宅中。
南康长公主闻讯大怒,手执利刃,带着几十名手执刀棒的壮妇打上门去。当她们冲进李氏的居所时,她正在窗边梳头,而且一点也未被这阵势吓住,从容不迫地梳好长头之后,向南康长公主施礼道:“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长公主竟能眼看着她慢慢地梳头,而不是不容分说地动刀子,长公主其实也被李氏的美丽给惊呆了。听了这席话,她干脆把手里的刀子丢在一边,将李氏扶了起来,说:“我见犹怜,何况老奴!”
(妻妾同心之后,桓温的日子看来不会比当初好过多少。)
然而桓温并不仅仅是惧内的丈夫,他征蜀之战足以展现他的军事才干。对于萎缩一隅已久的东晋王朝来说,这无异于是强心针。
桓温征蜀大胜的时间,在褚蒜子听政的第三年春天。由于这场来之不易的大胜,桓温于次年被封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贺郡公。
桓温的权力和声望涨得太快,成了褚太后的心病。当后来长江以北五胡王国一片混乱、北伐好机会来到的时候,为了遏制桓温,她根据众人的朝议和推荐,起用号称“管仲再世”的殷浩北伐。
然而这是一项失败的决策。殷浩的“才具”,其实是东晋士族“清谈”风范、沽名钓誉催生出的怪胎,完全是虚夸浮表。他的北伐结果是全盘失败,不但丧失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大好战机,还甚至于逼反降将,非但没有收回故土,反而倒找给了敌人许多原本在东晋控制中的土地。
殷浩狼狈回朝后,褚蒜子将这个丢人的家伙撤职为民,于永和十年(公元354)二月,再次起用桓温,让其率兵四万北伐。
桓温果然旗开得胜,一路北上,直打到长安灞上,并且开始管理地方事务,令西晋故土上的百姓们欢天喜地。
然而就在桓温犹豫是否进军长安之时,前秦国主符健却施了一个“绝后计”,暗中派人将各地尚且成熟的粮食都全部毁掉,使得东晋驻军无粮可食。六月,军粮缺乏的晋军被前秦大败于白鹿原,断了粮的桓温只得败返襄阳。
虽然如此,桓温仍然得到东晋朝廷的褒赏,升为征讨大都督。直到此时,桓温还是比较服从东晋朝廷的指挥的。真正发展到位极人臣、目中无人而难以压制,是在褚蒜子归政之后发生的事情。
永和十一年的年底,褚蒜子的生母寻阳乡君谢夫人病逝。对于外祖母的去世,晋穆帝采用了与外祖父之丧一样的高规格:“悬而不乐”。
褚蒜子律己甚严,她的父亲褚裒先后娶过三位妻子,除了她的母亲谢夫人,还有早逝的荀夫人、卞夫人。在封谢夫人为寻阳乡君时,朝臣上表要求将荀氏卞氏也一起追封,被褚蒜子拒绝了。褚裒上朝之时,对女儿行君臣大礼;而退朝或归宁娘家的时候,褚蒜子则一律向父亲行家礼。
随着寻阳乡君的去世,时间也推进到了永和十二年。这时,褚蒜子的儿子晋穆帝司马聃,也快十五岁了。
第二年,晋升平元年(公元357)春正月壬戌朔,褚蒜子为十五岁的司马聃举行了冠礼,然后主动归政皇帝,退居崇德宫。
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对群臣请求自己继续垂帘听政的情况表明归隐的态度,褚蒜子先后下了两道诏书。
归政之诏:“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绪之微,眇若赘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劝喻摄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义,僶俛敬从,弗遑固守。仰凭七庙之灵,俯仗群后之力,帝加元服,礼成德备,当阳亲览,临御万国。今归事反政,一依旧典。”
退隐崇德宫后,再次手诏群臣拒绝垂帘听政:“昔以皇帝幼冲,从群后之议,既以暗弱,又频丁极艰,衔恤历祀,沈忧在疚。司徒亲尊德重,训救其弊,王室之不坏,实公是恁。帝既备兹冠礼,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愿诸君子思量远算,戮力一心,辅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归别宫,以终余齿。仰惟家国,故以一言托怀。”
然而,褚蒜子归隐之后,朝中以司马昱为首的重臣们虽然身为男子,却没有褚蒜子的权谋之术,在他们的手里,桓温一步步地放纵起来。
首先是司马昱。很早之前,刘惔就曾经向他进言,说桓温”不可使居形胜之地,其位号常宜抑之。”,然而司马昱是只绣花枕头,虽然长了副俊美的好皮囊,实际上是集东晋士族腐气大成于一身,是个只会“清谈”的军政弱智,他想学褚裒的“皮里春秋”,却学了个四不象的表面文章,褚裒的不表态只是权宜之计,司马昱却是真正的不表态、不策谋、不出主意,辅政的方法只是得过且过,拱手点头而已。——对于刘惔的提醒和正确主张,他不作任何反应,任凭桓温声势日益高涨。
桓温是一代英雄,有雄心也有奇才,如果控制得宜,他也许真能成就大功业,然而问题在于司马昱等人是一干庸物,根本不懂、也无力驾驭,这就造成了后来桓温对东晋朝廷的蔑视以及桓温桓玄父子的“逆乱”。
在褚蒜子首次听政的最后一年里,桓温再次北伐。这一次北伐的成果更大,他光复了洛阳,还修整了在战乱中毁坏的历代汉晋帝王陵墓。晋穆帝正式执政后,高唱凯歌南返的桓温被厚加褒赏,自己被加封郡公不算,就连次子桓济都被封为“临贺县公”(长子桓玄是要继承父爵的)。到此时,桓温在军队和民间的声望,已是举国无人能及。
桓温意气风发的同时,褚蒜子归隐后的日子其实非常坎坷。
升平五年(公元361)夏五月丁巳,褚蒜子遭到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她唯一的孩子晋穆帝司马聃忽然得了重病,很快就去世了。这时他才只有十九岁。不到四十岁的褚蒜子在青年丧偶之后,不得不又接受丧子的厄运。
但是老天并不合作,它连哀伤的时间都没有多给褚蒜子,就要让她面对王朝的又一次危机:早逝的穆帝没有儿子,晋王朝的新帝从何来?她很快就理清头绪,从司马氏诸王中找到了血统上与帝位最接近的人选:晋成帝长子琅琊王司马丕。
几乎就是司马聃病逝的同一天,褚蒜子的“皇太后令”就颁布了,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兴正统,明德懋亲。昔在咸康,属当储贰。以年在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
司马聃去世后的第三天,他二十一岁的堂兄司马丕登上了东晋王位。是为哀帝。
司马丕已经成年,作为婶母的褚蒜子自然没有垂帘听政的必要。也许是因为婶母的策立,也许是因为婶母的影响力,司马丕称帝后仅仅封自己的生母周氏为皇太妃。东晋王朝仍然只有褚蒜子这一位太后。
然而在治国的方略雄图上,这位年青人却辜负了褚蒜子的期望,他苟安胆小,而且贪生怕死。他即位的第二年,桓温向哀帝上书,请求迁都洛阳,让痛失故土的北方人都返回家园。然而哀帝和他的文臣们既怕战乱后的洛阳荒凉贫苦,又怕因此受制于将领,桓温的这项主张得到了哀帝和大臣们的如此回应:“我们这些南迁的人已经在此生活了几代,早就习以为常,最初迁来的人们很多也埋藏在此。如果离开的话,如今在南方的田宅谁来照管?照管不来又卖给谁?北返的车马也很难齐备,北方虽收复一些地方,但是仍然不安定,不值得为此抛弃南方的安逸生活。”
迁都与否,恐怕是哀帝当政时遇过的最大件政务了。除此之后,他年纪轻轻的不想着奋发,尽想着如何修道炼丹、长生不老。他对满桌美酒佳肴连看都不看,一天到晚尽是拿着各种配方的丹药当嘎嘣豆吃。一吃二吃地就吃出了问题,很快就一病不起。到他当皇帝的第三年三月,病得越发地重了,神智不清。倒也达到了超凡脱俗的目的:虽然身在尘世,却已不是尘世的人了,什么东西什么人都不认识,更遑论治理国家。
无可奈何的朝臣们只得再次上表,请求褚太后代皇帝治理国家。
褚蒜子再次垂帘不到一年,哀帝司马丕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仙”去了。兴宁三年(公元365)正月、二月,哀帝妻王皇后与哀帝先后病逝。哀帝时年仅二十五岁。
儿子与侄儿都这样早死,实在大出意料之外。哀帝崩逝的第二天,褚蒜子颁下了又一道册帝的太后诏书:“帝遂不救厥疾,艰祸仍臻,遗绪泯然,哀恸切心。琅邪王奕,明德茂亲,属当储嗣,宜奉祖宗,纂承大统。便速正大礼,以宁人神。”
被迎立的新皇帝是司马丕的同胞弟弟,名司马奕,字延龄,史书称其为“海西公”。
在这个时候,由于丞相司马昱无能,朝廷缺乏有力的牵制,桓温的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但随着几次北伐的不尽如意,这成就功业的心思便渐渐转向,开始有了篡位为帝的想法。也就在这个时期,桓温说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名言:“若不能流芳后世,就要遗臭万年!”
从前桓温是以忠勇之士刘琨、温峤为榜样的,到这时也发生了变化,倒过来将温峤讨伐击溃的逆臣王敦当成了榜样。有一次他路过王敦墓,向着墓冢称慕不已,连连说:“可人、可人!”——既然王敦成了他心目中的“可人”,那他想干什么就很明显了。
咸安元年(公元371),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流言在朝野广为流传,说的是年青的皇帝司马奕其实是个废人,早在做藩王的时候就丧失了亲近女人的能力,甚至于搞同性恋他也只能充当假女人的角色。如今他宫中田美人孟美人所生的三位皇子,实际上全是他的男宠相龙、计好、朱灵宝的“成果”。——如今三位皇子都已经到了给予太子、亲王之封的年龄,假如让这样的西贝货儿成为王朝储君,就要颠覆国家根本了。——这消息言之凿凿,绝大多数的官兵百姓一时都信服得很。虽然皇族高官们知道这是一派胡言,却架不住群情汹涌和军队的立场动摇。
这条令人恶心的谣言,就是桓温和他的参军郗超的得意之作了。
当谣言传得最热火的关头,在当年十一月丁未日,桓温恰到好处地进京朝见来了。他以此谣言为由,向朝廷提议废司马奕,改立丞相司马昱为帝。
这样的大事当然不是朝臣敢作决定的,于是桓温的奏章便一直送到了深宫褚太后的手里。
这道废帝表章送到的时候,褚蒜子正在佛堂烧香,内侍禀报道:“外有急奏。”褚蒜子接过奏章,靠在佛堂门边阅视,才看了几行她就明白了,叹道:“流言初起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疑心是这么回事了。”然而如今已是骑虎难下,桓温手掌重兵,流言又使得皇帝失去了底层军民的支持,假如一定要较真的话,说不定晋王朝立即就要掀起内战,最终结果难以预料。因此,褚蒜子才看了一半就不愿再看下去,径自拿笔批复:“未亡人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默许了更换皇帝的请求。
说来好笑,在等待褚蒜子批复的时间里,等在宫外的桓温却是汗流满面、胆战心惊,见于颜色。他敢于统率千军万马,敢于诽谤皇帝、敢于蔑视群臣,却在与一个连面都没有露的中年妇人决定翻牌的时候吓得神魂不定。
当褚蒜子同意更换皇帝的诏书送出宫门的时候,桓温这才大喜,立即召集百官,颁布了这道太后令:“王室艰难,穆、哀短祚,国嗣不育储宫靡立。琅邪王奕亲则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图德之不建,乃至于斯。昏浊溃乱,动违礼度。有此三孽,莫知谁子。人伦道丧,丑声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且昏孽并大,便欲建树储籓。诬罔祖宗,颂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怀!今废奕为东海王,以王还第,供卫之仪,皆如汉朝昌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社稷大计,义不获已。临纸悲塞,如何可言。”
三十岁的司马奕只穿着一件白色的单衣,在大臣们无奈的注视下凄惶地坐着牛车离开了皇宫,做了六年皇帝的他被废为东海王,丞相司马昱成为新帝即晋简文帝。
简文帝司马昱是晋明帝司马睿的小儿子,这时他年已五旬,论辈份更是褚蒜子的夫家伯父。不过他只是桓温精心选中的傀儡,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在当皇帝之前他可能还敢在桓温面前吱一声儿,等到当上了皇帝,他就只有在桓温面前抹眼泪水儿这一项本事了。
林妹妹抹泪的结果是夭折,司马昱抹泪的结果来得更快,担惊受怕的哭包皇帝才当了八个月,就一命归西。
由于司马昱实在死得太快,以至于他死时桓温还身在外地,他逼帝禅让的大计更还没来得及着手办理。所以留在京城内的官员们如愿地劝谏成功,简文帝留下了立自己儿子司马曜为继承人——即孝武帝的遗诏,仅仅让桓温当“诸葛亮、王导”的角色。
得知消息的桓温大怒,然而木已成舟,他也已是花甲之年没有了年青时的冲劲,所以造反夺位的事情他始终没有付诸实施。七月,六十二岁的桓温白日见鬼,病入膏盲,不久便死在了安徽当涂驻地。他虽有六个儿子,但是临终时选定自己的弟弟桓冲继承自己的地位。
桓温的选择是很有道理的,他的长子次子是二世祖式的人物,本事才干没有多少,野心胆量却是不小,非把桓温几十年打下的基础闯砸了不可;而三子五子忠厚老实,也不是搞政治斗争的材料;四子更绝,是个五谷不分的白痴。最小的儿子桓冲生有异征,但是年纪还太小,因此传位弟弟是最好的选择。
眼看着正当壮年、跟着哥哥熟谙军政内幕的桓冲掌控了兵权,东晋朝臣们都忐忑不安,唯恐又重蹈覆辙。在这样的情况下,尚书谢安又想到了富于见地和胆识声望的褚蒜子。虽然褚蒜子只是孝武帝的堂嫂,但是非常时期,堂嫂也要垂帘听政了。
桓温死后的第二个月,谢安率百官上表,请求退隐崇德宫的褚蒜子再次临朝听政。表曰:“王室多故,祸艰仍臻,国忧始周,复丧元辅,天下惘然,若无攸济。主上虽圣资奇茂,固天诞纵。而春秋尚富,如在谅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应坤厚,宣慈圣善,遭家多艰,临朝亲览。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讴歌流咏,播溢无外。虽有莘熙殷,妊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谋克从,人鬼同心,仰望来苏,悬心日月。夫随时之义,《周易》所尚,宁固社稷,大人之任。伏愿陛下抚综万机,厘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胜忧国喁喁至诚。”
收到奏章之后,褚蒜子作了这样的批复:“王室不幸,仍有艰屯。览省启事,感增悲叹。内外诸君并以主上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未能亲览,号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岂有所执,辄敬从所启。但暗昧之阙,望尽弼谐之道。”
八月壬子日,五十岁的褚蒜子再次垂帘,开始了她的第三次临朝听政。国中大事,均以“皇太后诏令”颁布施行。
这也是褚蒜子的最后一次临朝听政。三年后,桓冲履行了自己对兄长的承诺,将爵位给了守孝期满的桓温幼子桓玄。此时的桓玄年仅七岁,褚太后和谢安等众臣成功地将桓温六子的权力官职都予以了削减,局面已经平定。
宁康三年(公元374年)八月,褚蒜子为孝武帝举行了婚礼;太元元年(公元376)正月,褚太后又为他举行了冠礼。
在局势平定、少年皇帝已经长成的情况下,冠礼举行的同时,褚蒜子颁布了她的最后一道“皇太后诏令”:“皇帝婚冠礼备,遐迩宅心,宜当阳亲览,缉熙惟始。今归政事,率由旧典。”
从此,她深居内宫显阳殿,总算过上了平静的日子。
太元九年(公元384)六月癸丑朔,六十一岁的褚蒜子病逝,与晋康帝合葬崇平陵。作为一个人,褚蒜子是不幸的,然而作为后妃她却非常幸运,就连拥有她的晋王朝也是幸运的。可惜的是她身为女子,只能几度垂帘而不能连续地执政,以至于出现了几次青年皇帝开倒车的事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许东晋王朝能够有另外一番兴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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