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焦循”这个名字,今天的人可能都不熟悉,但在清朝,绝对是一个大儒,经史子集都有涉猎,历算、音韵、训诂、诗词等方面更是隆誉当时。
当然,这些都是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普通人不了解也不足为奇,但他说过的一段话,绝对值得今天所有人警醒。
焦循生于乾隆年间,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中过举人,进入过公务员队伍,但人各有志,别人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钻,焦循却是钻了进去又退了出来,到乡村买地筑茅檐,“移居村舍,筑小屋数间,几塌之外,书研茶具而已”。
是不是有点像陶渊明?
但与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不同的是,焦循好读书必求甚解,陶渊明走的是文学路子,泛泛而读也足矣,焦循走的是学术路子,非精研抉微不可,“每遇一书,无论优劣难易,隐奥平衍,必悉心研究,务穷其源。”
文人之间互相赠书,是古风传承,只是很多是文人相轻,书赠到手,覆酒瓮者多,卖与收破烂者多,以之揩尊臀者也不乏其人。但焦循每有友人赠书,爱之宝之,都是从头到尾,一字都不放过,读了之后,一有心得,细笔详记,三十多年始终如一,未曾偷懒。
焦循对别人的书珍爱若宝物,不忍弃置,但他对自己的书呢,却曾点了一把火,给烧了。怎么回事呢?
那天,焦循与村里一老头,两人坐着一辆车,到甘泉山去玩。中午时分,肚子饿了,到一家小馆子吃个饭。邻座有人,两个读书人吧,在那里高谈阔论,谈的正是焦循,一个说焦循学问确实了得,一个说焦循某书太是一般,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
焦循就在隔座,连忙拉下头上斗笠,歪戴斜戴,把脸面给掩藏起来,笑嘻嘻地走出饭店。
与焦循一起吃饭的老头,看到他那高兴的样子,笑着说,你是不是只听到那个夸你的?没听到另外那个骂你的?
焦循说,恰恰相反,我之所以高兴,是因为那个批评我者,批得相当准确,他给我指出的问题,正是我研究未及之处,所以才这么高兴啊!
当时焦循所著的是一部史论,是一部什么史论呢?现在不知道了,因为他一回来,就把那部书给烧了。
焦循的学生看到老师把书稿烧了,特可惜,特费解,忙问因由,焦循就说了饭店之遇。学生还是不解,隆之毁之者,在在皆有,岂能因有毁誉而焚书?
焦循说了:我写的是一部史论,专门论古人得失的,没有论到的处,怕谬种流传,害人啊!那誉我毁我之两人,与我生同一朝代,相隔只是几十里路,对我的情况应该很清楚了吧,却都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我,古人隔我百年千年,我哪能实事求是地去评价他们?
焦循这观点未必对,若全部按照这一标准,那就没法进行学术研究了,没谁敢搞史论了。然则,焦循对学术研究的慎重态度却是今天的学者所不及的,他之所以焚书,恐怕不是时人不能评时人、时人更不能评古人,而是所论所评不准确吧,他觉得他的史论禁不起检验,所以才放一把火,不让谬种流传。
(图:焦循著《雕菰楼集》)
文人都喜欢敝帚自珍,不管水平若何,都想刊布发行,但其中自焚其书者,也偶有所闻,比如曹操。张松到曹操房间读了曹操大作,一口气背了下来,曹操疑心自己是“抄古人之作”,就把其著作丢了火盆。听说钱钟书因“悔其少作”,也曾“举秦火”。
曹操本来就不想以著作名世,自然也就不想以著作坏名,而焦循者,而钱钟书者,都是打算依靠著作赢取身前身后名的,却为什么如此自轻呢?
也许为的是“名”吧,名利人人都谋,可名与利往往都是不可兼得的,名一沾利,就坏了。焦循撰著作,不是为了评职称,不是为了与工资福利奖金挂钩,他不在著作之有无,在乎的是著作之优劣,以优者传世以留芳,不以劣者传世以遗臭。
当然,像咱这种普通人,不必像焦循、钱钟书那样苛刻,但焦循说的那段话,其实很值得我们警醒。拜网络所赐,一个人、一件事,很容易就上了热搜,每个人都喜欢说上两句,不过,你真的对这个人了解吗?真的对这件事了解吗?
其实未必,大多数时候都是人云亦云罢了,只是发泄自己的情绪罢了。想想焦循的话,下次再遇到这种事,希望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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