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中文名是葛浩文,美国著名的翻译家,出生于1939年,1960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
人物履历
葛浩文年轻时不爱读书,成天贪玩,喝酒、跳舞,“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做过”。他在南加州长滩一所不怎么样的公立学院念书,可能是学校里最差的学生,差点毕不了业。日后让他觉得可笑的是,他这个差生基本上每门课都蒙混过关,惟独一门“亚洲历史”一点也学不下去。第一堂课,老师刚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这位未来的汉学家就想:“学什么中文?!我连英文都还没学好呢!”
毕业后,身无一技,找不到事做,只好当兵。那是1961年,越南局势日趋紧张,谁都明白在这个时候参军有多愚蠢。22岁的愣小伙子进了海军学校,绝大多数同伍被都派到太平洋舰队的驱逐舰上,他却给派到台湾当了一名通讯官。台湾是个什么地方,在哪里,他毫无概念。
在台湾服役,清闲得很,“什么正经鸟事儿都没干”。但他终于被调到日本,上了一艘驱逐舰。下一个目的地,无疑是越南。
越南经历可以说是葛浩文的成人礼。他猛醒过来,不能就这么断送了年轻的生命,于是申请返回台湾。葛浩文讲起这个决定了他一生的选择时,借用莫言小说题目开玩笑说,留恋台湾是因为当地女人的“丰乳肥臀”留住了他。
这回他“学乖了”,不再吊儿郎当。一到台北,就请了一位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东北人学中文,“葛浩文”就是这个老师起的名字。
葛浩文发现自己颇有学习语言的天分。在台北呆到退伍,没有马上回国,而是进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继续用功,直到得知父亲患了癌症,才结束在台湾的“留学”生涯。
回国后,他又一次面临就业困惑。有一天,遇到一个大学时的老师,问他:你会什么?他沮丧地回答:什么都不会。老师说:那你总会点什么吧。葛浩文便说:会中文算不算?这位识才的老师当即建议他读研究生,以中国研究为专业。
申请了25所学校,只有一家录取——旧金山州立大学。葛浩文在那里首次接触到萧军、萧红的名字。他听导师说起,东北有个“二萧”,两人的爱情故事很曲折。他找来一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看过觉得不错。这是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
硕士毕业,教了一年书,他认识到自己“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决定攻读博士。这一回,好几个学校都要他,他挑选了印第安纳大学,指导教授是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在印第安纳,葛浩文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读英译本,也读原文。
写博士论文时,柳无忌让他报选题。葛浩文先报了朱自清散文,柳摇头;报田汉的戏剧,也摇头;最终他想起“二萧”来,告诉柳无忌,其父柳亚子跟萧红相熟。柳无忌一听,来了兴趣,催葛浩文“赶快写”。
萧红——这个年纪轻轻就去世的女作家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但是在当时很少有人关注她的作品。于是《呼兰河传》成为了葛浩文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小说
人物言论
“我跟很多翻译都不一样,我是凭灵感,我越想那些理论,那些具体的问题越没把握,越觉得慌。我差不多看一句、看一段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直接翻,再回头对一下。如果太离谱了,那要去修正,太硬的话就把它松一点。我本人的问题就是越看越糊涂,越觉得有问题。我翻译了30多年了,按说该越来越有把握,可是自信反而不如从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想这些。包括书评我也不太在意。有人会说这个翻译很棒或者很差,其实他连中文都不懂,怎么能知道翻译的好坏呢?经常有一些人得奖,说他们翻译得如何好,可那是从西班牙文翻译过去的,英文和西班牙文本来就有相似的地方,而且同是西方,因此美国人对小说里写的生活也比较熟悉。但如果你是从阿拉伯文、中文或者日文去翻译,情况就不一样了。”
“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葛浩文认识的很多作者都十分熟悉中国古典作品,但是到了翻译手里,并不一定能看出来那种古老的味道,这也难以避免。
“这可能是世界上我唯一做得好的事,”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采访时谦虚地评介自己对翻译中国文学的热忱。
“我喜欢读中文,我喜欢写英文。我热爱这个事业的挑战性、模棱两可性和不确定性,”
“我热爱创造性和忠实于原著之间的冲突,以及最终难免的妥协。时不时地,我会遇到一本令人无比激动的著作,我就会全身心地投入翻译它的工作中。换句话说,我译故我在。天呐!”
翻译清单
包括萧红、陈若曦、白先勇、李昂、张洁、杨绛、冯骥才、古华、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老鬼、王朔、莫言、虹影、阿来、朱天文、朱天心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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