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小编小编带你追寻历史上真实的曾国荃,探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故事。
提到晚清时代,中兴名臣曾国藩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而他被誉为“千古第一完人”始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正是在这场长达十几年的漫长战役中,他从一个官场失意者,成长为湘军统帅,并以战功、文治与道德文章、为人处世之道折服无数人,以至于被称为孔子、王阳明后中国唯一一个圣人。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荃,那个被称为湘军第一将的人,立有大功,背靠强大靠山,手握丰富资源,却似乎完全被淹没在哥哥曾国藩的光芒之下,后世人对其知之甚少,这又是怎么回事?
曾国荃:三次机会成就名臣之名,却一次都没把握住
曾国荃其人,悍勇武夫,曾立下赫赫战功,太平天国最重要的两座城池——安庆和天京都是他带兵打下来的,而且,在哥哥曾国藩后来的剿捻、开启洋务运动、官场政争当中他也都附翼攀鳞,可奇怪的是,他始终没能完成从“名将”到“名臣”的转变,与同样是曾附翼攀鳞于曾国藩麾下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刘铭传等人相比,他泯然于众人,以至于后世对他的印象只是:
一个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一个“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的“武夫”
但其实,他也曾有三次机会成就名臣之名。
第一次:错失救援上海之机,反向成就了李鸿章
1861年,湘军在攻下安庆准备进攻天京之际,太平军突然在忠王李秀成的带领下进攻上海,当时的上海早已开埠通商、繁荣富庶,然而仅有战力羸弱的绿营驻扎防守,上海士绅害怕太平军烧杀抢掠因而奔走联合,以每月供给湘军10万白银为军饷的代价,派人向湘军主帅曾国藩求援。
当时的曾国藩立马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自己的弟弟曾国荃,一来上海钱粮充足,二来立足上海后可顺势拿下苏杭等名城,三来曾国荃当时已有布政使之实职,如能守住上海,以此名望可升为江苏巡抚,正式跻身封疆大吏。
然而,当曾国藩将这个任务交给弟弟曾国荃时,曾国荃却一口回绝了。他的理由是太平军覆灭在即,上海城破无所谓,而且咸丰皇帝曾言“谁能拿下天京就封谁为王”,就这样,曾国荃眼瞅着眼前的利益,却把C位出道、自立门户的机会白白让给了李鸿章。而他闷着劲围攻天京城三年,结果攻城事后论功行赏非但没等来“封王”之赏,甚至还被满清掌权者以“破城屠杀”、“放走幼天王”为由下旨斥责,不得不灰头土脸开缺回籍,从官身变成平民。
反观之下,曾国荃灰头土脸的三年却是李鸿章“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三年,他作为曾国藩的幕僚兼高徒,抢下了救援上海的任务,从自立门户创立淮军、防守上海、攻占苏杭,到东线配合湘军全面绞杀太平军恰恰也是三年,且整个过程属于“闷声发大财”,不仅积累战功,也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以至于在之后几十年中以战功、政绩逐步看齐了恩师曾国藩,甚至在曾国藩死后成为晚清第一臣,主持洋务运动,名垂千古。
第二次:剿捻无功,因莽撞开撕政敌而落败
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晚清并未就此国泰民安,反而全国各地到处有天灾人祸,尤其是西北捻军作乱愈演愈烈,满清掌权者慈禧太后不得不派出曾国藩北上剿捻,曾国藩趁机起复了大批湘军将领,其中就有自己的弟弟曾国荃。
可是,“无良猛将”曾国荃复出,却是携带着新仇旧恨而就任湖北巡抚,所谓旧恨是满清权贵、湖广总督官文曾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到处使绊子,害死了李续宾、曾国华所部,甚至还“躺在湘军和太平军的尸体上大获战功”,而新仇还是官文,暗地里给他使坏,导致曾国荃最为倚重的部下、表弟彭毓橘所部被捻军所破,彭毓橘本人惨遭捻军肢解、悬首示众。
于是,在湖北巡抚任上,曾国荃与官文爆发激烈冲突,两人明争暗斗,曾国荃写下洋洋洒洒3000字的一封弹劾官文的折子,不顾哥哥曾国藩的急怒劝阻,不顾满汉之争的可怕后果,堪称是骂遍官文祖上八代,又把官文说成个千年不世出的大奸臣,七款大罪,无数小罪,一副不把官文搞死不罢休的样子。
结果呢,惹来树大根深的官文利益团体全面反扑,首当其冲的曾国荃剿捻之事处处被掣肘,处处被穿小鞋、使绊子,导致剿捻无功,不到一年就被罢官。而且,害人害己,导致哥哥曾国藩以及整个湘军利益集团也受到了牵连,满清掌权者不仅开始冷落曾国藩,还把大批湘系高官以各种理由“开缺回籍”,湘系势力由此衰落。
第三次:沉潜八年,哥哥过世,再度复出却成了“老官僚”
曾国荃就这样在与官文的争斗,实则是“以卵击石”插手满汉之争的漩涡中一败涂地,被赶回湘乡老家,一待就是八年,终日只能游山玩水、买田置地。而在这八年里,和他一起镇压太平军时发迹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刘铭传等人,有的在新战场上再立新功,更多的则通过洋务运动、治理地方而取得非凡政绩,跻身“中兴名臣”之列。
当然,曾国荃也并非毫无收获,落寞居乡时他开始反复思考自己一生的成败得失,越想越发现在所有大事上,哥哥曾国藩的判断都是对的,而自己的判断都是错的。哥哥曾国藩说的话听起来老生常谈,却几乎每次都会应验;而自己自作聪明,不听兄长之言,结果一再被打脸。
于是,他就把哥哥曾国藩寄回家的家书、文稿翻出来一遍遍拜读,决定洗心革面,就像哥哥曾国藩当年一样,也来一次“中年变法”,于是,在哥哥曾国藩去世后的第三年(1874年),他被起复为山西巡抚,真的从一个蛮横霸道、争强好胜、锋芒毕露的猛将蜕变成一个成熟老到、圆融谦退,待人接物一团和气的封疆大吏,举手投足间都颇有乃兄曾国藩的风范,可是,他醒悟的时间终归太晚了,学哥哥曾国藩,只能说得其形,却不得其神。
曾国藩当年的变化,历经了无数磨难,既有愚笨难读书、六次科举不试的挫折,也有官场十年七迁的风光,既有丁忧在籍的失意,也有湘军屡败屡战的坚韧不拔,从镇压太平天国到成就名臣之首,他是真正一步步从普通人到伟人的蜕变,最后才变成了那个刚柔相济、外圆内方的一代完人,其表面上灵活圆融,而内心的信念坚韧强固,如同钢刀经过打磨,不是变钝,而是更加锋利。
可曾国荃却不同,他是接连遭遇大变,从鲁莽霸道变得圆滑世故,从一个“吃得苦、霸得蛮”的热血战将,变成一个没有原则的老官僚,于是,这次复出后他唯一的政绩也就是山西赈灾一事,除此之外,“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而当我们再次回顾其一生,他曾是曾国藩最看重、提携最大、栽培最多的弟弟,其过人之处在于战阵之中,意志坚强,做事认真,不畏艰险,肯用蛮力,是难得的沙场猛将,但性格缺陷也同样突出,那就是争强好胜,脾气火爆,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听不得别人批评,又贪财好杀,最终等到幡然醒悟也已然太迟。
无论是官场与军中人脉,又或者政治资源,已经十去七八,只能作为一个武夫将军被历史定格,没能以一个“名臣”的形象走进历史。于是,当曾国藩被后世者津津乐道奉为学习典范时,他却在兄长的巨大阴影下,被人冷落,乃至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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