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传出去，争取过来”
从1940年底由太行根据地回到延安，一直到1947年撤退，杨尚昆在延安工作、生活了六七年，直接参与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出色地贯彻了“言传出去，争取过来”的交际方针。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集团日益土崩瓦解，整个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战场上却出现骇人听闻的豫湘桂大溃退。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舆论激昂，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官员和舆论的强烈不满。与此相对应，革命圣地延安，则成了举世瞩目、众望所归的地方。
迫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前往延安等地采访。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中外记者的访问，认为它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绝好机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主管这一工作，成立延安交际处，由杨尚昆担任处长，金城任副处长。周恩来给交际处制定的方针就是八个字：“言传出去，争取过来”。
1944年6月9日，记者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其中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记者团由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与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担任正副领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派一名处长和一名助手，负责检查记者的稿件。
杨尚昆一看这阵势，就明白了重庆当局的用意。果然，第一天，斗争就开始了。一大早，随记者团来的国民党电台人员要将电讯器材搬入交际处，打算架设电台。很明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发报权。
杨尚昆明确表示，边区政府保证记者能迅速、准确地拍发新闻，不必再架设电台。按照杨尚昆的指示，交际处传达室把国民党的电台人员挡了回去。
几天后，美联社记者斯坦因要求单独会见毛泽东主席。杨尚昆马上同意，并做了周密安排。
采访那天，记者团准备出发时，邓友德发现斯坦因不在，于是责问副处长金城：“我们团有纪律，不准单独行动。”
金城回答说：“我们这里有新闻采访的自由，斯坦因要求采访，我们当然同意。至于你们团规定的纪律，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想说三道四；如果你认为不妥，请你和斯坦因交涉！”
后来，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也提出要会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些中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要求，交际处一视同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这样，国民党约束记者采访自由的“纪律”就被冲破了。
记者团在延安参观一个多月，拜会了毛泽东、朱德，听取了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抗日情况的通报。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会见各方面的知名人士。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延安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情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外国记者还去晋绥根据地进行了参观采访。
中外记者团对这次采访反映很好。后来，他们写出许多反映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连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敌意的夏汉南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毫无疑义，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
这些书籍与报道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媒体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为了这次访问和报道的成功，杨尚昆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国记者还没有离开延安，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人员就在7月22日飞抵延安。由于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合作的问题，并决定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美国是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同美方的合作，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负责接待美军观察组。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杨尚昆兼任外事组组长，对外的身份是军委秘书长。
美军观察组到来前，杨尚昆向外事组全体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第一，我们和美国是反法西斯的盟友关系，政治上是平等的，工作上既要积极帮助他们，又要坚持原则，他们提出的问题，凡属于我们的职权范围内的事，要坦诚地正面解答，不要回避，要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不亢不卑；第二，生活上要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但要量力而行，不要铺张浪费；第三，要广交朋友，建立友谊，观察组不是短期的，必然要同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交往，广泛接触，我们要掌握好分寸，教育干部和群众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又应当提醒对方要尊重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
外事组给予了美国友军许多帮助和支持。比如，帮助他们架设电台，使观察组在来到延安的第一天上午就与重庆的美军中缅印战区总部建立电讯联系；叶剑英经常向观察组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和友军的现状以及在华日军的动态；外事组还请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给观察组做报告；组织观察组的部分人员到其他根据地考察。
在外事组的帮助下，20余名被我解放区军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返回美国。双方还经常组织开展一些联谊活动。美军观察组放映新影片，总是请外事组及中共领导人一起观看；外事组也招待观察组欣赏民间音乐，听《黄河大合唱》、看话剧《日出》等。美国军人喜欢打猎，在冬季，杨尚昆还陪同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等到延安周围打猎。
作为回报，美军观察组也为延安提供了不少方便。观察组有定期航班来往于延安、重庆之间，主要是为美军观察组运送供应品。这对我方也是一个很大的便利，一些紧缺的物资，如药品、电讯器材等可托观察组带到延安；我方的一些人员也可以搭乘他们的飞机。
这种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由于外事组卓有成效的工作，美军观察组成为了中共同美国政府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中国上空就笼罩着内战的阴云。根据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等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与此同时，决定马上派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返回前线，以策应谈判。当时，由于召开党的七大，各解放区的主要将领都在延安，来不及返回驻地。因此，要使我军迅速地完成由分散的游击状态到大兵团运动作战的转变，实现扩大解放区、痛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目标，就必须以最快捷的方式将在延安的高级将领送回前线。可是，中共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果从地面走，从延安到太行山就得一个月，更不用说到华东和华中地区了，况且，途中还要经过日军占领区和封锁线，安全也是个大问题。
面对这一急需解决的难题，一向以谨慎、稳重著称的杨尚昆却提出一个极为大胆的建议：借助美军观察团的飞机，把我军将领送往前线。
关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记述道：“特别是日本无条件投降那一次，党的七大刚闭幕不久，我军许多重要将领包括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等还在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消息传来，他们急于返回前线指挥部队，我就和观察组商量，坐美军飞机走，他们同意了。但是，飞机比较小，要搭机的人又多，他们要求每人背一顶降落伞登机，以防万一。临登机时，大家照相，陈毅同志诙谐地说：如果摔死了，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
不久，在杨尚昆的安排下，中共又进行了两次特殊的空运行动：一次是把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等高级将领从延安空运到晋东北的灵丘；另一次是把张闻天、高岗、李富春等一批党政要员从延安送往东北。这两次行动都用的是美军观察组的飞机。
“‘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7年3月底，党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史称枣林沟会议），决定将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工委两部分，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代表党中央）率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向华北转移，负责党中央委托的工作。后来，中央工委进驻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当时属建屏县）。
4月11日，党中央又决定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不久为副书记），驻地为临县三交镇双塔。这里既充当中央的“耳目”、参谋部，又作为人员和物资的中转站。
后委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并能就近为党中央提供服务，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杨尚昆后来回忆说：“这一年，毛主席、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后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
后委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侦察敌情，当好中央的参谋。到三交镇后，后委在电讯侦察上遇到了一系列困难：没有电源、技术力量分散、部分机器坚壁在陕北、敌台更换了密码等等。面对这些困难，杨尚昆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并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比如，冒着风险派人重返陕北，从敌人的眼皮底下取回坚壁的器材；改装报废的马达，自力更生地解决电源问题；为了弥补人手不足，还采取了以老带新的办法，并动员部分病休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经过大家昼夜奋战，到4月下旬，在三交镇的各山沟里先后建立了8个通讯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区的前后方以及国统区的有关电台建立起联络。叶剑英、杨尚昆立即向“中央纵队”做了这样的报告：“28日可以全部通报。”
后委的首要工作就是电讯侦察。由于电台力量有限，叶剑英、杨尚昆只能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进行重点侦察。4月，着重加强对傅作义、阎锡山部的监视，为中央工委和随工委东行的部队通过同蒲铁路北段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提供情报。6月以后，战争开始由内线转入外线，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和陈谢部队分三路挺进中原，后委的侦察电台集中70%以上的力量，搜集各路敌情的变化，向战略区首长提供情报，后委的电讯侦察成绩斐然。1975年4月，邓小平在接见当年后委负责侦察敌情的同志时曾特意提到：“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后委还做其他重要工作。比如，杨尚昆与叶剑英将从延安来的中央、军委机关的近4000名人员安置到了山西临县三交一带。
杨尚昆后来回忆道：“我们后委是从延安撤退出来以后成立的，中央机关大都设在后委，叶剑英是后委的书记。后委有几十部电台，毛主席那里只有一部电台，中央的指示要通过后委下达。所以后委是一个转换系统，是个枢纽。它承上启下，又负责陕北战场的前方供应，像前方的衣服等物品都是后委给驮去的。在杨家沟的时候毛主席住的条件很差，吃饭是在老百姓的羊圈旁边搭的一个小棚子。转战陕北这一段，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都很艰苦，同时又是毛主席扭转乾坤的时候。”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没有多少文字提到自己，但是，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1948年3月，按照中央的指示，叶剑英率后委大部分人员向西柏坡转移，杨尚昆率部分人员在双塔等候从陕北过来的毛泽东等。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24日到达中央后委驻地，不久，开始向西柏坡转移。
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部分人员由城南庄到达西柏坡。毛泽东因准备到苏联去会晤斯大林，暂留住城南庄。4月30日，受党中央委托，杨尚昆宣布自5月1日起，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在西柏坡开始办公，同时中央前委、工委、后委的工作即行结束。
有人说，后委无非是管吃、穿、用，负责后勤保障，没什么了不起。王震比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曾说：“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对后委工作的最好评价，也是对杨尚昆工作的最好评价。
“办公厅的工作好比是‘听用’，什么需要就干什么。”
从1945年秋杨尚昆在延安从李富春手里接过中央办公厅的工作重担算起，到1965年冬离开这个岗位止，杨尚昆为党的中枢——毛泽东和党中央竭诚服务，辛勤工作了整整20年。
在西柏坡期间，杨尚昆身兼数职，既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又是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警卫司令员、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他协助周恩来、任弼时处理中央军委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任弼时生病不能工作时，周恩来成了中共中央的“大管家”，杨尚昆则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每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大办公”会议，把中央各部的负责人找到一起，传达书记处和毛泽东的指示；而许多要务，则由杨尚昆具体组织实施。
1949年9月，杨尚昆参与了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杨尚昆继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要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央办公厅是党中央的心脏，工作越来越多，联系着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千头万绪；不分内务外事，不论昼夜节假，只要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有指示，办公厅就必须立即运作。杨尚昆总是兢兢业业，言行谨慎，一刻不敢懈怠，他诙谐地说：“打麻将不是有张叫‘听用’的牌吗!办公厅的工作好比是‘听用’，什么需要就干什么。”“有些工作，虽有主管的职能部门，有时办公厅也得参与。”比如：外事工作，国务院有外交部，党中央有联络部，但是，为和当时的苏共中央联系，在杨尚昆的办公室里就有一条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热线；周恩来、刘少奇几次出访，办公厅都要成立安全保卫的专门班子，调度力量，内外配合，保证万无一失。
从1955年5月开始，杨尚昆成为由邓小平负责的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9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杨尚昆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62年2月，在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紧急关头，杨尚昆临危受命，担任中央精简小组组长，协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等全面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特别是致力于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经过两年半的努力，精简小组圆满完成任务，压减城市人口2600多万，缓解了暂时经济困难，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重要条件。
1964年，为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杨尚昆担任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圆满完成了任务。1964年冬到1965年夏，杨尚昆带领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到陕西省长安县斗门公社牛角大队搞“四清”。他注意从调查入手，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做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处理，在当时“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情况下，他能够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
逆境中相忍为党
世事风云多变。1965年10月，祸起红墙，杨尚昆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离开了中南海。
事情虽然来得突然，但也事出有因，是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使然。自1962年以来，毛泽东有一种错觉：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党政军文各单位“相当的一个多数”，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1965年4月，康生诬陷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泄密”，对杨尚昆进行“莫须有”的陷害。
10月28日，杨尚昆奉命送在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定为反党分子的彭德怀去四川出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周以后，自己也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任地方工作两三年，中办主任由汪东兴接任。
到地方去工作，是杨尚昆早有的愿望。但如此突然，不免令他纳闷。3天后，杨尚昆移交完工作后，上书毛泽东，请求谈一次话。第二天，即11月10日，毛泽东约见了杨尚昆。
毛泽东说：“你下去，我给你个任务：第一，看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政策措施，有没有不适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如果有，你给我写个报告，提出你的意见；第二，中央各部门下达了些什么东西，有没有同中央、国务院相矛盾的，如果有，你给我理一下。就这么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
杨尚昆实事求是地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我可能完不成，我努力去做就是了……”
没等杨尚昆说完，毛泽东又说：“你决定到广东去，广东那么热，你跑那里去干什么?!”停顿一下，毛泽东态度和蔼地继续说：“既然你已经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我把你调到黄河流域，再搞两三年。”
毛泽东接着说：“这次主要是了解地方党政机关是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来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有没有互相打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地方打架得很厉害。”
这次约见谈话的气氛，使人感到完全是一次正常的调动工作，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但是，杨尚昆名义上是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实际上却是被隔离审查。
杨尚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向周恩来辞行。他焦虑地问：“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周恩来是深知杨尚昆的，但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政治形势下，谁也难以预料今后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周恩来浓眉深锁，两眼盯着杨尚昆，默默无语，然后安慰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12月10日，杨尚昆带着对自己政治生命的迷惘感和完成毛泽东嘱托的使命感，登上了去广州的列车。
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杨尚昆抵达广州后不久，即看到中央通知，罗瑞卿被撤掉了书记处书记、常委秘书长和公安部长等职务，其“罪名”是“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一种不祥的感觉乌云般笼罩在杨尚昆的心头，他进一步陷入迷惘和困惑之中。12月30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杨尚昆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半年以后，即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中央文革小组”登台，对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专案审查”。5月22日，中央通知：“停止”杨尚昆中共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免除”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改任中共广东省肇庆地委书记。所幸的是，在“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中，杨尚昆是惟一被任命新职务的成员。
接到降职通知的第二天，杨尚昆“恳请中央考虑，调换一个工作地区，无论东北、西北、华北的基层都可以”。28日，中央同意杨尚昆改去山西，任临汾地委书记。5月30日，杨尚昆离开广州，去山西临汾 “上任”。
可后来，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7月3日，杨尚昆被宣布“监护审查”，从此他与外界失去一切联系。
中南海里从5月下旬开始横扫一切，翻江倒海，一时间，空气凝重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到7月23日，中办领导不顾事实地在报告中写道：“中央办公厅为杨把持了20年，他一直干着反对主席、反对中央的罪恶活动”；又诬陷杨“包庇坏人，招降纳叛，培植了一批反党帮凶和爪牙”。在黑白颠倒的情况下，原中办的核心领导和骨干14人被诬陷为“反党分子”揪斗，1454名干部中被立案审查者达238人，杨尚昆不久也被“揪”回北京批斗。
在整整9年里，杨尚昆接受了 无数次群众批斗，写不完的“交代”，做不完的“检查”。但他一直相信党，坚信并等待着党的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盼望着切合实际的“审查”结论。
1973年，邓小平复出，接替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抓全面整顿，中国的政治气候如雪后初霁。杨尚昆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1975年2月，杨尚昆被解除“监护”。6月，回到山西临汾。下旬，“四人帮”控制的“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向他宣布所谓“阴谋反党”等的“结论”，并提出“清除出党”的处分。杨尚昆忍无可忍，7月18日，上书毛泽东，信中驳斥“专案委员会”的“结论”：“把我说成自从参加革命起，就是阴谋反党的。这不合事实。”他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可惜，从197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他已经没有时间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大量存在的冤假错案。杨尚昆的上书，自然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但是，逆境中的杨尚昆，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始终关注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命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1978年初冬来临时，中国的政治气息已充满着融融春意。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宣布：“经过复查，过去把杨尚昆同志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并且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为重组中办的班子当参谋
中央宣布平反冤假错案时，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把杨尚昆和夫人李伯钊从山西临汾接回北京，首先安排他们去协和医院做全面的身体检查，又把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简报送给他阅读，让他了解国内外的新情况。当胡耀邦向他征求对工作的意见时，杨尚昆爽快地回答说：“顾全大局，服从分配。”12月10日，中央任命杨尚昆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
这时，邓小平对即将离京赴任的杨尚昆说：“你先不要走，把中央办公厅的班子重新组建，安排好了再走。”
后来，杨尚昆回忆党中央为自己平反并恢复名誉后的这一段情况时说：“我当时还没有在北京安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一间不大的房子里，整天接待来访的老同志和原来中办的干部，他们向我讲了许多简直难以置信的情况和令人担心的问题，我便多次与胡耀邦、姚依林汇报交谈，出主意，当参谋。我提议首先要把秘书局和警卫局两个要害部门的班子配备好，使党中央政令畅通，工作正常运转，安全得到保障，建议把冯文彬、曾三等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来，把为‘四人帮’十分卖力的‘三种人’清除出去。尔后，我就到广东去了！”
冲破“两个凡是”，创办经济特区
1979年1月19日，杨尚昆抵达广州时，广东省委正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第一书记习仲勋向大家介绍说：“尚昆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前辈了，是老同志，老领导，在广东安排他这个位置有点屈就。”杨尚昆和习仲勋是延安时期的老相识，转战陕北时，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任副政委，与时任中央后委副书记的杨尚昆经常接触。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先后任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和中办主任杨尚昆工作联系很密切。这个时候，两位亲密战友在一心一意奔四个现代化的大道上又走到一起来了。杨尚昆淡泊名利，能上能下，习仲勋后来说：“我们俩配合得很好，有他在，我就可以多到下边去走走。”
常委扩大会议后，省委组织300多名干部，分赴各地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杨尚昆率领一路，前往珠江流域的佛山地区。他先参加地委的会议，听完汇报，又驱车下乡，白天跑路，晚上和区县干部谈话。他一口气跑了顺德、珠海、中山、台山、开平、佛山等几个县，虽然是走马观花，却了解了一个重要情况：粉碎“四人帮”后，在“两个凡是”的禁锢下，许多干部余悸未消，一边干着，一边看着，说三中全会的政策很好，就怕出现反复。杨尚昆诚恳地告诉大家：“十年浩劫，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他鼓励大家，从实际出发，放开手脚发展生产。他说：“大家知道，我是挨过整的人，但我不认为自己完全正确，问题在于‘四人帮’把历史问题和工作的缺点错误极端扩大化了。”
省委书记坦诚向干部交心，使大家精神振奋。经过这番调查，杨尚昆和习仲勋达成共识：只有彻底推倒“两个凡是”，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才能调动广大干部和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实现四化。于是，杨尚昆与习仲勋一道，立即着手从思想观念上、从实际工作中来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后来，杨尚昆经常说：“真正结束‘文革’是三中全会。”
广东是侨乡，全省5500万人口中海外华侨达1000万人，省内还有大量的归侨、侨眷，还有侨办企业和大量的侨汇，涉及一系列政策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政策遭严重破坏，对爱国华侨和归侨、侨眷，统统名之曰“海外关系”，政治上把他们视为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甚至还搞了一个被称为“黑六条”的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意见。这使许多干部、归侨、侨眷蒙受其害，伤害了海外侨胞的心。1977年10月，邓小平说：“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积极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纠正了5481宗冤假错案，为47752家“侨改户”平反昭雪，打开了侨务工作的新局面。
1979年3月24日，广东省委决定杨尚昆就任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
经过对前一段时间工作的总结，杨尚昆和习仲勋产生了共识：广东的幅员超过欧洲一些大国，地理环境、人文条件都有潜在优势，如果中央给予一定的自主权，经济是不难起飞的。
恰在此时，杨尚昆听说了一件事：爱国华商李嘉诚等6个财团组成“新合成公司”，拟在北京建一个宾馆，有关当局划定他们在一个偏僻的地点动工，结果双方没有谈成。于是，杨尚昆亲自出面和李嘉诚洽谈，并且成立羊城公司，由一名副市长任经理。不久，新中国大酒店就在越秀公园的西侧破土动工；霍英东的白天鹅宾馆、中华电力公司的花园酒店也在珠江之畔拔地而起。这些项目的开工，不仅为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事业创造了条件，而且容纳了许多就业人口。
4月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问题。会前，在杨尚昆主持的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家对吸纳外资发展广东经济，提出许多设想，并希望向中央建议，授予一定权限，使广东先行一步。可这时离中央工作会议只有两天了，写书面报告已来不及，杨尚昆于是建议出席会议的第一书记习仲勋，在会议上先做口头汇报。
令人高兴的是，中央工作会议对广东的设想非常重视，会上发了三期简报，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若干规定》，正式提出试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说：“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吸引外商来投资；名称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邓小平又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他建议中央批准广东的要求。为了加速发展经济，他以战略家的气魄，一言九鼎地要求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定了大政方针，4月23日，杨尚昆立即在广东省成立特区筹备组，着手草拟《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接着又召开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把广州建设成“以轻工业为主，原料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科学文化、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此外，杨尚昆还全力协助邓小平推动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开发和开放。1989年至1991年连续3年春节，杨尚昆都是同邓小平在上海过的。他坚决拥护邓小平关于“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的主张，鼓励上海人民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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