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我们是“龙的传人”。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考古发掘证据,中国农业已有长达八九千年的悠久历史。农业是支撑中国数千年历史辉煌、哺育泱泱大国亿万生灵、推动华夏民族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更是“农的传人”。然而,成也因农,败也因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撑起五千年盛世辉煌的同时,小农经济所固化的小农意识约束着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进而影响工业、科技和军事等诸多领域的现代化,让近代中国蒙受了从未有过的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落后与外来屈辱。
1.有农有传人
一日不食则饥,一岁无衣则寒。发达的农业,是民族繁育的基础。在历史上,中国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帝国,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众多。能够哺育如此庞大民族,其基础,就是发达的农业。
秦朝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帝国。西汉递增到5000多万,经历长年战乱后的西晋锐减为1616万,隋、唐、宋、元、明则在4000~6000万之间徘徊。自清朝开始,人口猛增,从2亿倍增为4亿。步入民国,到1949年,递增到5.4亿之多。直面“农”的传人,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养活人口庞大的民族,才能实现迅速的人口繁育。
2.农强商兴才有GDP
通过中国历朝历代的GDP数据统计,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只有农业和商业同样兴盛,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才能创造同样庞大的GDP。
汉朝占全球财富的26%,与当时的罗马帝国并肩称霸东西,成为东方的经济中心。彼时的唐朝占世界GDP的58%,第二名的东罗马帝国却只占世界GDP的9%。而整个宋朝占世界GDP的80%,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富有的朝代。西方史学家这样评价宋朝的富有:东京一个城门小吏的生活状况,都强于西方同期君主。宋朝是典型的藏富于民。当时的税率约为1/15,农民没有额外负担,也没有户籍制,想做生意就进城,商业尤为发达。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个,汴京(河南开封)、临安(浙江杭州)、长安(陕西西安)、益州(四川成都)更是人口超百万的大都市,而同时期的欧洲3万人的城市就称大城市了。
明朝万历时期占世界GDP的55%,整个明朝的GDP平均水平占世界的45%。明朝中后期部分江南地区已经恢复至宋朝水平,明朝末期的灾荒和战争使其迅速下滑。明朝是藏富于国。清朝占世界GDP在35%~10%之间,1840年后经济大幅度衰退,大量白银用于赔款,国力迅速跌落,从康熙至嘉庆年间的35%跌至不足10%。
清朝末年华夏民族由盛而衰、开启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的根本原因,是在资本主义列强锐意革新、发展工业及军事技术的同时,依旧以农为本、闭关锁国、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梦境当中,丧失了与时俱进的历史机遇,迎来的却是坚船利炮和屈辱条约,从而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五千年盛世一朝丧,成也因农,败也因农。中国从此进入通过革新与革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动荡时代,直至1949年,方才重新站起、开启新的时代!
3.革新推动农商发展
在大多数时间,伴随中国数千年农业史的,是生产工具、经济作物、生产技术和农业制度的革新。
生产工具革新:夏、商、西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农具,虽然数量不多仍以木、石器为主,但种类增加,出现了铲等掘土工具和镰等收割工具。农业生产巨大发展的突出标志是铁制农具的出现,有了铁制农具,改造自然条件的能力大为增强。此后,农业生产工具不断改造、创新,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
经济作物革新:中国古代农业产品不断丰富,其中一些来自外域的农作物最早还由西南地区引进、种植。汉朝从西域引入葡萄、苜蓿、胡麻等作物,开辟了扩大生产种类、丰富种质资源的途径。唐、宋、元时期,经济作物生产也有重大发展,茶业兴盛,甘蔗的扩种和制糖技术不断进步并引种棉花。明清时期,从海外引种甘薯和玉米,又从国外引入烟草。这些经济作物的产量增长,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生产技术革新:在推行铁制农具的基础上,综合应用深耕多锄和多粪肥田等措施,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已奠定基础并不断发展。自明洪武十四年(1381)到道光十四年(1834)的450余年中人口增加5倍之多。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多地少日益成为全国性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明、清二代政府一方面通过垦荒、发展圩田和开发沿海盐碱地等方式扩大耕地面积,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产量。复种方式上的新发展,在北方是实行多种多样的间作、套种,以获得二年三熟以至“一年十三收”;长江流域除稻麦两熟外,推广双季间作稻和连作稻等。
农业制度革新:农业制度是从国家层面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办法,而只有不断革新才能满足时代需要。从西周的“井田制”,到春秋战国时期按亩收税的“初税亩”,再到秦国商鞅、魏国李悝等人引导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再到汉代赵过在春秋时“畎亩法”的基础上推广的“代田法”,乃至“区田法”的创造、北魏“均田制”的出现,直至明代建国之初建立户口、土地和里甲制度,无不与时俱进,对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4.以农为本思想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互相争霸,迫使它们为了保证“足食足兵”而奖励耕战,重视农业,甚至重农抑商。这就使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获得了奴隶社会无法比拟的发展动力,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秦代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国家归于统一,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告确立。汉初,贾谊、晁错先后上疏,力主重农。文、景二帝下诏称:“农,天下之本也”,推行了一些有利农业的政策。如劝民农桑、兴修水利、贮粮备荒、西域屯田,轻徭薄赋等。这些政策对促进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其中不少措施常为后世新兴的封建王朝所效法。
5.近代农商经济发展落后的根源
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据史料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出现以管理市场职官为身份,由官府指派的经纪人——质人。质人就是经纪人,他是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物,也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西汉初期,市场上就有说合牛马交易并收取佣金的人,称为驵侩,后变为牙商,或市侩、牙人等。约在15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中已有使用雇佣劳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营地主和原始富农经济出现。宋初,官府向牙人发放身牌和制定“牙人付身牌约束”,遇有商贾贸易,牙人要对其宣读,牙人本身受付身牌约束,不能逾越。明代,官府设官牙,其职责是收取商税、契税、管理市场、主持口岸对外贸易。从事中介活动的牙行、牙人要领牙贴,每贴收银若干,牙贴就是牙税,领有牙贴才是合法经营。到清代,这些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经济成分续有增长。但是,当时的封建王朝却继续采取重农抑商和稳定封建经济的政策,另一方面则严厉实行海禁,不但阻碍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禁止与海外的科学文化交流。清乾隆以后,海禁开放,只允许广州一口岸对外贸易。行商在“承商”时都要在户部领“部贴”,办理立案,费用数万两。牙行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压抑,新的科学技术也无法传入推广。西欧在16世纪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期,17~18世纪时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已趋巩固;而中国则直到18世纪中叶的“乾嘉盛世”,封建经济基本上原封未动。
封建统治,外来侵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侵略和日益苛重的封建剥削使农村经济江河日下。耕地很少增加,农具鲜有改进,许多地方水利失修。同时,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又使海禁洞开,从而促进了蚕桑、茶叶、棉花、烟草以至花生、大豆等经济作物的商品性生产;农村中带资本主义因素的经济成分如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等也有进一步的增长。但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为使中国成为其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而继续维护中国的封建统治,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终于未能得到发展。中华民国成立后,为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当时的《六法全书》、《民法总则实行法》专门规定了有关经纪人的各种法律,承认了经纪人活动的合法性,并对经纪人权利和义务作了相应的规定,促进了农产品经纪人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其地位比较低,从事一般现货商品中介,在各大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被称为“掮客”(替人买卖货物从中得到佣金),上海称之为“黄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农业进一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损害,到1949年时,全国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分别比1936年时降低24.6%和47.6%。农村商品经济几乎停滞。
科技落后,压迫残酷:明、清时期的农学著作现存的共达300余种,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也胜过以往。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农学研究总的仍不能突破传统经验的局限。直到清代末叶,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开始受到重视,农桑学校、农业试验场和农业推广机构等有所兴办,农学研究才逐渐走上与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道路。
中国从清末至民国初年开始陆续引入西方的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和农药等,对于改变传统农业的构成和提高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这时期的农村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更加贫困。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的不到10%,却拥有全国耕地的70~80%。农民被迫缴纳的地租租率高达45~50%。农产品的出口和价格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地主的手中,当国际市场需求增加时,他们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当国际市场农产品“过剩”时,农民又受到“倾销”政策的打击,使农民备受双重剥削,农业日趋凋敝。这种状况,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经过70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体制改革,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社会物质生产再生产物质生产流通交换物质社会运行经世济民经世济民商而不济则无德:農的传人,不只“事农”,更要“经商”,否则“商而不济则无德”。经济,指的是整个的资料的和,也指、、等活动。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与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一样,是构建人类社会并维系人类的必要条件,是“”的简称。中国農只有在商业、工业、科技的大力支持下,充分融入到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才能创造更多财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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