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生[地理学家]

刘东生（1917年11月22日——2008年3月6日）男，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建国后，历任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工程师，地质部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中科院地学部委员，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副主席。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合著有《中国的黄土堆积》、《黄河中游的黄土》、《黄土的物质成份与结构》。

刘东生[地理学家] –
简介

 刘东生，男，1917年11月22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我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原国务院环境委员会专家组组长、 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原主席、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国际杰出第四纪地质环境学家。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系，致力于我国黄土及第四纪地质学研究，对黄土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曾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名誉主任，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主席，中国科学院环境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环境顾问组组长等职。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曾荣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和香港岭南大学名誉法学博士，获得过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以及中华绿色科技奖特别奖、泰勒环境科学成就奖等多项奖励。

2002年4月，刘东生作为第一位中国大陆的学者，在美国领取了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泰勒环境奖。评委会对他的评语是：“自然界把它的环境变化写入了三本天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芯，另一本就是中国的黄土沉积。 

2008年3月6日11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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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学籍）地质地理气象系，后来又旁听生物系的课程。

1944年先后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和地质部工程师，从事矿产勘探和工程地质工作。

1949年南京大学生物系肄业（原中央大学）。

 1958年，他从黄土地层研究中根据黄土与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四次，发展了传统的四次冰期学说，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奠基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学说”。

1964年，刘东生参加了我国组织的科学考察队，攀登希夏邦马峰，同时还进行了川藏公路波密段泥石流考察。曾于同年任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副队长，1964年任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科学考察队副队长、队长。

1964年至今，他一直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的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他在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贡献，被国际学术界公认。

1976年任全国食管癌病因综合考察队队长等。1977年任中国托木尔峰登山科学考察队副队长、队长，同年出席第五届环境理事会。

 1979年由贵阳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调回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参加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并任秘书长。 刘东生曾先后到罗马尼亚、波兰、苏联、英国、法国、肯尼亚、美国、西德和瑞士等国家进行考察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20世纪80年代，刘东生基于中国黄土重建了250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历史，使黄土与深海沉积、极地冰芯并列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三大支柱，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国际科学界所信服。

1980年刘东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7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1991年十1月，刘东生前往南极的南设得兰群岛中的乔治王岛，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

1996年9月，刘东生赴地处北极北纬78度13分的斯瓦巴德岛考察。

1991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95年获香港岭南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96年当选欧亚科学院院士。

200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及中华绿色科技奖特别奖。

2008年3月6日11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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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贡献

 刘东生早期所进行的鱼化石的研究和后来进行的第四纪地质学、环境地质学以及青藏科学考察等项科研工作既具有继承性，也具有独创性。他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其主要科学成就有如下几方面： 刘东生早年便开始从事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工作，在鱼类化石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1946年，他对南京五通系中鱼化石，甘肃玉门下惠回铺系中的一个新种古鱼——鳕鱼，湖南临沣的鲈形鱼类，四川歌乐山哺乳动物群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解放前我国鱼化石的研究除瑞典人史天秀有所涉猎外，几乎是空白。刘东生在杨钟键指导下所进行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工作的空白。

有着“黄土之父”美誉的刘东生1954年开始从事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先后于1964年、1965年、1966年著述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黄土的物质成份与结构\”等获国家科委科技成果二等奖，70年代又继续开始黄土的科研工作，即结合生产实践又带动了第四纪发展，结合新技术，新方法对黄土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研究，从古气候角度出发，建立了国际上公认的洛川坡头黄土标准刻面，为试图解决黄土与深海沉积对比做出了关于海陆地层及古气候对比的工作。继而完成\”黄土与环境\”1985年（中英文献）专著。获中国科学院一等奖，国家科委二等奖。
刘东生发表的文章被SCI论文引用3000余次，2002年获国际“泰勒环境成就奖”。泰勒奖是世界环境科学的最高奖，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但令人奇怪的是，刘先生获奖以后，国内媒体普遍反应冷淡。他的研究成果对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植被重建以及东部沙地治理等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他热爱祖国，奉献于地球科学事业，在学术生涯中，孜孜不倦，努力进取，团结奋进，做出了重大的科学贡献。他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的骨干。他领导建立了多学科交叉的现代化科学实验室，已成为中国及国际第四纪环境科学的研究中心之一。他的工作推动了地球环境科学的发展，使中国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地质学立于国际地球科学的前沿。

刘东生是中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在近60年从事地学研究中，对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地质学、青藏高原与极地考察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黄土研究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使中国在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中跻身世界前列。他在理论研究中的杰出贡献主要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分布图、中国黄土分布图和3部专著，提出了有重要突破的“新风成说”，把风成沉积作用从黄土高原顶部黄土层拓展到整个黄土序列，并把过去只强调搬运过程的风成作用扩展到物源-搬运-沉积-沉积后变化这一完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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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学术期刊：《地质科学》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集刊》副主编，《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编委等。 刘东生曾多次参加科学考察活动。并曾于1957年兼任《中国第四纪研究》主编，1972年兼任《环境地质与健康》主编。

 泥盆纪研究论著有：《殷墟哺乳类补遗》（1948年）、《四川歌乐山哺乳动物群》（与杨钟键合作，1948年）、《山西榆社系哺乳类记述》（与杨钟键合作，1948年）、《南京五通系中鱼化石》（专著，与潘江合作，1957年）、《关于狼鳍鱼》（《科学通报》，1951年）、《中国第四纪沉积物类型分布图的拟制》（与张宗祜合作，1958年）、《气候标志及中国第四纪地层划分》（《中国地质》，1962年）、《湖南临沣鲈形类—新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年）等。

金属矿产研究主要有：《四川重庆白庙子煤矿地质报告》（与王朝军等合作，1946年）、《扬子江水利发电计划和三峡坝址地质工程报告》（与侯德封等合作，1947年）、《辽宁清源县水湖沟、湾垄、云家岗矿区铜镍矿》（1950年）、《三门峡水库坝址附近第四纪地质报告》（与杜恒俭等合作，1951年）、《内蒙古老哈河石门子水库坝址报告》（与周德贵等合作，1952年）等。

黄河中游水土研究 这方面的论著有：《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报告》（专著，科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黄河中游山西、陕西黄土分布图》（《科学记录》，1958年）、《新黄土和老黄土》（《地质月刊》，1959）、《中国的黄土》（与张宗祜合作，《地质学报》，1962年）、《黄河中游黄土》（专著，科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中国黄土分布图1：200万》（地图出版社出版，1965年）、《黄土的物质成分和结构》（专著，科学出版社出版，1966年）、《中国黄土的堆积与演化》（1979年出席26届国际地质会议论文）、《三十年来中国黄土的研究》（1979年，第三届全国第四纪会议论文，上集）等。

黄土地貌研究 代表性著作有《黄河中游黄土》(1964)、《黄土与环境》(1985)。

极地高山研究 参加编写的论著有：《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初步报告》、《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论文集》（4卷）、《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报告》（14卷）、《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图片集》、《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图片集》等。

地质学与医学研究《环境地质的出现》（《环境与健康》，1972年）、《环境地质展望》〈环境地质与健康》，1975年），《当前环境科学中的若干问题》、《国际环境科学的发展》、《从肿瘤看环境地质学的研究》（《环境地质与健康》，1979年）、《环境地质学》等。

罗布泊地区研究 刘东生特别提出：“用管道输水的方法还是可以考虑的，虽然造价高些，但可以很大程度地减少蒸发和渗漏。例如，如果向下游输送1.3亿立方米的水，但在途中却损失了3000万立方米，哪个更划算呢？”并明确指出：\”罗布泊不是游移湖\”。他们也对罗布泊在卫星影像上的\”大耳朵\”形象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揭谜。他们还发现罗布泊西北的龙城雅丹地貌并非是以往认为的单纯的风蚀平行糟谷，而是在洪水作用基础上再经风的侵蚀作用最后形成的，也就是属于\”复合类型\”的。他们还发现红柳枯枝落叶层与沙层交替沉积形成的\”红柳沙包年层\”，以及在古楼兰遗址湖相沉积物中发现的\”炭屑层\”。刘东生认为，高分辨率测年手段和丰富环境信息载体对第四纪科学研究有其重要的意义。

雅丹地貌研究 刘东生指出：过去，许多人认为罗布泊雅丹地貌的成因主要是风的吹蚀作用，但是根据实地考察和对航空照片等资料的分析，罗布泊地区的雅丹地貌的成因不只这一种，可以归纳为3种类型。一是由风的吹蚀作用形成的平原地区的雅丹地貌，沟谷长轴走向与当地主风向一致；二是洪水作用形成的邻近山区或湖滨的雅丹地貌，沟谷长轴走向与附近山地洪水的走向一致，并在雅丹的土丘上留有洪水的痕迹；三是在阵发性暴雨和洪水作用的基础上，再经过风的修蚀作用而成的雅丹地貌，沟谷长轴走向既与洪水走向一致，也和当地主风向一致，是二者合一的第三种成因。

水洞沟遗址研究 位于宁夏灵武市境内的水洞沟，是与北京周口店等旧石器时代遗址齐名的重要遗址之一。该遗址自1923年由两位法国学者首次发现并发掘以来，考古专家于1959年、1963年和1980年又进行过3次发掘。其中，第二次发掘是由中苏专家联合进行的，第三次是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亲自主持的。几乎每次发掘都有许多重要发现。2003年至2005年9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距前几次的发掘地点———第一地点100米以外的第二地点又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发掘。刘东生先生认为，水洞沟新的一轮考古工作标志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