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经历了杨（秀清）韦（昌辉）事件和石达开出走后，革命元气大伤，面临着“朝中无将、国内无人”、“人心改变，政事不一”的严重局面。1859年4月，正值太平天国危急之秋，有一人抱着“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的宗旨，从长期流亡的香港，历尽艰辛，辗转来到天京。他的到来，洪秀全格外欢喜，不到半个月，就破格封他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天国军政大权。他就是洪仁玕。太平天国后期领导集团中，真正对基督教义与西方近代文明较为理解的只有洪仁玕一人，他不仅是天朝筵席上迟到的宾客，而且还是处于愚昧落后氛围之中的孤独的清醒者。
一、追奔太平军
洪仁玕(1822—1864年），字谦益，号吉甫，广东花县人。他是天王洪秀全的五服同宗兄弟和近邻，早年也是“拜上帝会”的创始人之一。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二人早年都经历了熟读经书又屡试不中的道路。洪秀全在进行革命活动的初期，和他的关系极为密切，常常在一起讨论时势，共商革命大计。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因毁弃孔子牌位和怀疑孔子的“先师”地位，为村里的父老所不容，失了教席。他们决心外出传教。洪仁玕很想同行，但由于家庭阻挠，未能随同前往，遂在广东清源县任教数年。
1851年，金田起义后，清政府大肆搜捕洪秀全的家属和信徒，洪仁玕无法安居，便到广西浔州去找太平军。但是，起义军这时已离浔州到永安，他被迫折回广东。
1852年4月，洪仁玕去香港，在瑞典牧师韩山文处教书，并为韩口述洪秀全创建拜上帝会的过程，由韩山文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洪仁玕在香港举目无亲，生活无着，加上他对太平军的向往，不久离港回广东东莞县任塾师。
1853年11月，洪仁玕再次去香港会见韩山文牧师，请求洗礼，表示“愿将各事交托上帝”。这次，韩山文同意了他的请求，替他作了洗礼。洪仁玕成了太平天国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接受西方宗教洗礼的基督徒。这几个月，他过着较为安定而又清苦的生活，他一面“研究圣经”，一面“授书夷牧”。
洪仁玕身系香港，心向太平军。1854年春，当他得知太平军已攻下南京，定都建国的消息后，立即从香港到达上海，准备从上海去南京。当时上海已经发生小刀会起义，道路被阻，只得滞留上海，“在夷馆学习天文历数”。1854年冬，在确实没有办法前往南京的情况下，他又不得不从上海折回香港。他前后三次赴港，共居6年。
洪仁玕在港居留期间，利用在教会任职的方便条件，广泛地接触外籍人士，通过他们了解到西方国家的情况；曾探求过英、法、美、德、俄等西方国家的“纲常大典、教养大法”，以及日本、波斯、土耳其、埃及等东方国家的兴衰史；他还阅读了大量的来自西方的书刊。当时，外籍人士称他为“是一个有识见的人物”、“相识外国人最深”的“最开通的中国人”。
6年的寄寓生活，并没有改变洪仁玕追奔太平天国的初衷。1858年6月，洪仁玕秘密离港北上。从1851年算起，这已经是第6回了。这一次他选择了陆路。“由广东省到南雄，过梅岭，到饶州”，一路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的周折，于翌年4月29日辗转到达他向往已久的太平天国首都—天京。
洪仁玕来到天京，受到洪秀全的特殊封典。从此，他正式以总理朝政的身份，参与太平天国后期的中枢领导。他虽然与太平军其他领导人不一样，长期置身于火热的斗争之外，没有战长沙、夺武汉、攻金陵的戎马倥偬的光辉经历，但他接受了很多资本主义思想，对于世界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向何处去这个根本问题，比天国其他领导人有深刻的认识。
二、《资政新篇》
洪仁玕被封为干王后不久，他写了一本名为《资政新篇》的书，经洪秀全批准作为“天法”颁布。这是继《天朝田亩制度》之后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政治纲领。洪仁玕企图通过采用西方的某些政治、经济和技术的措施来巩固太平天国的农民政权。这无疑反映了他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的进步思想。
“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这是洪仁玕撰写这部书的原则。所谓“立政”，就是建立政治制度，制定政纲。所谓“取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其要在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而已”。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施政方针，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要顺应世界潮流，决不能因循守旧。当时他所说的“时势”，就是指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大势。洪仁玕又认为“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治国必须讲“变”和“通”，要以“变通为律”。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洪仁玕论述了英、法、美、德等国致富致强的情况，着重介绍了日本将要走的道路。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针对中国落后挨打的教训，天国内部不和的状况，他沉痛地指出：“倘中邦不自爱惜，自暴自弃，则鹬蚌相持，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悟兄弟不好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要求天王一定要“乘此有为之日，奋为中地倡”，实现“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建设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
《资政新篇》的内容，概括说来，包括“设法”和“用人”两部分。洪仁玕认为，在因时审势之后，立政的关键“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耳”。“用人”与“设法”是互为制约的，“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
所谓“设法”与“用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首先，着眼于改革政治制度。他特别强调中央集权和上下沟通，反对结党营私，卖官爵，拥兵自重。他建议洪秀全为首的农民政权，既要集中统一，“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又不赞成事无大小都由天王一人作出裁决，而是主张发挥中央行政机关的作用。他曾对洪秀全说：“自今而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其具体措施是：赏罚严明，设立不受一般官员节制的新闻纸（即报纸）、暗柜（即检举箱）、新闻官（类似于监察官）等。当时，这些主张对“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扭转“人心改变，政事不一”的局面，是有现实意义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经济方面，宣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主张建立以机器工业为主的经济体系。具体内容主要有：要发展近代工矿业生产，开矿设厂；发展近代运输事业，制造火车和轮船，修建公路，疏浚河道；发展金融事业，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举办邮政、保险事业；一切皆提倡私人创办，给予专利权。
在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提倡举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废除庙宇，禁止溺婴、喝酒和抽鸦片，改革文风等。
外交方面，提倡中外自由通商和开展文化交流，在国际交往中去掉一切夜郎自大的词句，但亦不准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等。
《资政新篇》是19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学习西方的一个积极成果，是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他的思想不仅超过了他的前辈，而且也高出了他同时代的人。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如林则徐、冯桂芬、康有为、严复等人，只指望在清王朝的领导下进行一些改良，以实现他们的主张；而洪仁玕则是想在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后，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一宏愿。
当然，《资政新篇》也有不足之处。如对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只字未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提出的一些建设要求，也脱离太平天国实际。所以这个纲领得不到广大农民和太平军将士的支持和拥护。其基本内容都未实现，甚至根本没有试行过。尽管如此，洪仁玕的光辉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仍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这是应该肯定的。
三、“围魏救赵”
洪仁玕虽然不是战将，但由于他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加上他自幼熟读经史，在后期太平天国的许多重要战役中，发表过一些卓越的见解。1859年冬至1860年春，天京遭到敌军前所未有的严重包围。为了解除天京的困境，洪仁玕决定效法“围魏救赵”的战略，对敌人采取诡诈策略，在江南大营的后方湖州、杭州一带用兵，把清军的主力吸引东下，然后出其不意，迅速回军，集中太平军各路主力，一举打破江南大营。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是成功的。1860年3月5日，李秀成、李世贤两路大军首先攻占浙江长兴，然后一分为二，由李世贤攻湖州，吸引清军；李秀成率领6000轻骑，用清军旗帜衣帽伪装，直扑杭州。3月19日，杭州城破。这时江南大营果然中计，急调万余人，由张玉良率领奔救杭州。3月24日，李秀成见敌人已到杭州，诱敌目的已达到，当晚撤出杭州。然后集中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15万兵力，分5路向天京进发。5月26日，终于打破江南大营对天京的第二次包围。
二破江南大营战役之大，历时之久，战术手段之多样变化，在后期太平军战史上是极为突出的。洪仁玕作为这次战役方针的决策者，充分表现了他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杰出才能。
太平军在取得二破江南大营和进军苏南的胜利后，接着召开了下一步“进取良策”的天京军事会议。会上，关于太平军基本打击方向应确定在哪里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陈玉成鉴于东战场清军主力已被歼，主张把下一步用兵的重点放在救安庆上。这显然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太平军的主要敌人是西线曾国藩的湘军。李世贤反对陈玉成的意见，主张先取福建和浙江。李秀成主张取苏南和浙江。李秀成的主张与李世贤的战略方向一致。洪仁玕吸取了两种对立意见中的合理因素，提出了一个“经营江浙，西取武昌”的折中方案，洪仁玕这个方案是把战略重点放在西战场的，南进是为了西征。在当时，这个“进南攻西”的战略，应该说基本上是可行的。1860年9月，按照天京会议的战略部署，命陈玉成率军沿长江北岸进攻武昌北面，李秀成沿长江南岸，经江西进攻武昌南面，并规定次年4月，两军会师武昌。1861年3月17日，陈玉成率部占领蕲水（今浠水）克黄州府城，提前10天逼近武昌。4月，安庆告急，陈玉成匆匆率部回援。而李秀成进占苏州后，产生了偏安苏南的思想，直到1861年6月才逼迫武昌，当时已超过原规定会师期已两个多月了。这样，“会攻武昌，援救安庆”的战略，在外国侵略者的破坏以及李秀成贻误战机的情况下失败了。1861年9月5日，安庆失陷，太平军将领和士兵约1.6万余人，全部壮烈牺牲。不久，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革了洪仁玕的职，使他再也不能过问大事。
1864年7月19日，天京被清军攻破，洪仁玕保护幼天王贵福到达广德，计划到建昌、杭州等处会合侍王、康王，往湖北再会翼王和扶王。但到达石城地区，因黑夜惊散被俘，押至南昌。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洪仁玕无所畏惧。在狱中，洪仁玕利用敌人要他写“供词”的机会写了一篇“自述”。他在“自述”中分析了革命的经过，也论证了革命失败的原因。他说：“清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洋人助妖”是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自述”中找不到对敌人阿谀奉承、对革命自污自卑的词句。并且表示要效法宋朝文天祥慷慨就义的榜样，说：“予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而已。”1864年11月23日，洪仁玕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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