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中期的学术界,朱子学的没落是与“国学”的兴盛同步进行的。那时朱子学空谈义理、否定人的自然本性及随意解释文献的做法,已经不能让人
们满足了。一些学者开始认真钻研古代文献,以客观实证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这种情况与中国明清时期理学到朴学的学术嬗变颇为相似。在这些学者中本居宣长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一位。
本居宣长(1730
—1801)出生在伊势松坂一个富裕的商贾人家,原名小津富之助、荣贞,后改为宣长。通称弥四郎、健藏,号铃屋。青年时期学医于京都。后又师事儒学家堳景山。宝历七年(1757)回到故乡以医为生计。同时热心于日本古典的研究。之后又拜贺茂真渊为师,开始以《古事记》为主要研究对象。宽政十一
年(1799)撰成《古事记传》,是所谓国学之体系化的总论,影响很大。其与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被称之为国学四大家。宣长弟子众多,有近500人。其中,平田笃胤、伴信友被称为该门的双璧。宣长一生著作等身,著书90种,260余卷,涉及多种领域,如有阐述古道论的《直灵》(明和8年,公元1771年)、《万叶集玉小琴》(安永8年,公元1779年)、《古今集远镜》(宽政6年,公元
1794年)和《新古今美浓的家苞》(宽政7年,公元1795年)。特别 是他站在纯艺术立场,以“物哀”的文学论为基调的物语论《源氏物
语小栉》(宽政8年,公元1796年)以及和歌论《石上私淑言》(宝历 13年,公元1763年)成为他的学说的一个中心。
本居宣长能够集国学和复古思想之大成,与他直接或间接的师承不无关系。他曾师从著名学者堀景山学习儒学,倾心阅读国学大师契冲的著作。这里需要特别介绍一下僧人契冲(1640—
1701),他出生于武士之家,自幼入佛门学习教义,后开始研究古代语言和文学,他以文献实证的方法奠定了国学的基础,被后人尊为
“国学之祖”。契冲以及江户的户田茂睡、大阪的下河边长流等人, 希望通过对《万叶集》的注释,把和歌从儒佛的牵强附会及阴阳道
的解释中解放出来。他所编著的一些优秀注释书,都贯彻了这一 意图,如《万叶代匠记》、《古今余材抄》、《源注拾遗》等。此后荷田
春满(1667—1736)受其影响,将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 集》作为治学的正途,提倡国学,明确地与朱子学对立。1728年,
他向幕府提出了建立学校的意见书——《创学校启》,以实施自己的主张。学校虽未建成,这种主张却给后来学者如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以巨大影响。
贺茂真渊(1697—1769)是对本居宣长有直接影响的学者。他出身于远江某神官的家庭,37岁上京受教于荷田春满,以后迁居江户,事将军吉宗之子田安宗武,晚年在社会上培养门人。他的著作有《万叶考》、《歌意考》、《新学》、《国意考》等等。贺茂研究古典
文学,发现了所谓古代人的“真心”(纯情)。在他的《国意考》里,指出读万叶调的歌能体会出日本古道的天地自然之理,儒佛则是凭借狡智制作的人为之教,或用伪善的道学装饰起来的东西。因而他痛斥两者,力主尊重自然和人性,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他曾在
《国歌八论余方拾遗》中写道:“庄周曾云:‘《诗》以道志。’盖直言其心之所思,乃诗歌也。”他认为文学应该从朱子学所提倡的把它作
为劝善惩恶的工具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主张文学是人类自身的东西。这种观点在当时无疑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这种强调文学的人性论的倾向,发展到本居宣长(1730—
1801)的时候,变得更加明确了。宣长在《石上私淑言》中就写道: “惟柔弱的女人气,欲哭欲泣,乃是真情。”在“男尊女卑”这样一种
封建时代常见的性别观念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宣长却认为只有女人气才是人的本质。对此,我们不由得会联想起曹雪芹在《红楼
梦》中对女性的一系列赞美之辞。宣长的代表作《古事记传》和《源氏物语玉小栉》,是当时日本
实证主义文献学的最高成果。他对《古事记》十分重视,曾用30余年的时间写成了《古事记传》一书,奠定了日本国学的重要基础。
他认为《古事记》所记载的是事实,对他来说,《古事记》所传的“天
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统治天下之道”曾是实有其事的世界,要从那里追求人生的理想,表现了他的复古主义思想倾向。
尽管如此,宣长在思想上却是以“情”为核心的。他认为儒学从中国传到日本,儒家做出种种烦琐的规范,其间灌注了所谓的
“汉意”。这和日本人的心情是不同的,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有日本人固有的情的世界。即使接受儒学,也只是表面的。应以纯粹的形式,从昔日未被儒学污染的古代人心情大和心”中找出
来。要达此目的,惟有理解古代人留下来的文章,通过它才能将
“大和心”复原。如他在《初山踏》中写道:“初学之徒,必先清除汉意,立大和魂。犹如武夫初赴战场,首须备铠甲,整装出阵。如装束不齐,而读神典,则无异不着甲胄。赤膊上阵,俄顷之间,为敌所
伤,必将落人汉意。”这里的所谓汉意,应该指的是朱子学的主张。
这段话,可以看出作者对随意曲解文献原义的反感。因为是汉意在作怪,所以必须排斥。他主张按原来的面目接受古典,避免汉意的误导。
宣长的另一国学力作《源氏物语玉小栉》,具体贯彻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源氏物语》这本书的本质并不是为“悟道”或者劝善惩恶而写的,而是为表现人的真情实感,并将此基础置于人性的自然发露上。这是对贺茂真渊学说的发展。宣长的这种观点,在他的那篇著名文论《石上私淑言》中,有更为详细的阐发。如前所述,他还认为对人来说,文学绝不是什么劝善惩恶的工具,而只能是歌唱人本身的东西。中世纪后期的新的学问,即国学的实证的文献学和人文主义的文学理论,在宣长手下才臻于完善。国学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从尊重人类本性的视角出发的。但另一方面,宣长这两部书也表达出了浓厚的国粹主义,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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