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成就
李劫夫有广泛的文艺才能，对美术、文学、戏剧都有较高的造诣，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歌曲创作方面。他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及人民群众的音乐审美习惯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作品大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通俗、质朴、自然、生动的艺术特色。他以民间分节歌形式写作的许多叙事歌曲，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和《忘不了》等，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英雄事迹，曲调亲切动听、结构简练严谨，曾流行于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运用北方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艺术手法于歌曲创作之中，扩大了歌曲体裁的表现容量。在《八月十五》、《常家庄的故事》、《胜利花开遍地红》等歌曲和歌剧《星星之火》等作品中，表现出他对歌词的处理、对音乐语言的推陈出新所具有的独到功力。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热情洋溢、豪迈乐观，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他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如《蝶恋花·答李淑一》、《沁园春·雪》、《七律二首·送瘟神》和《浪淘沙·北戴河》等，成功地体现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结合，或气势雄伟，或委婉细腻，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1964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劫夫歌曲选》，其中收入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歌曲作品205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劫夫创作的歌曲传唱甚广，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沁园春·雪》等。然而，自1972年初起，突然听不到这些歌曲了。这是什么缘故?流传的消息是：与林彪有关。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竟写就两千多首歌，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文革”中，他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李劫夫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人物关系
与黄永胜往来
李劫夫有“红色音乐家”之称。他1937年5月奔赴延安，1938年入党。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文革”一开始，劫夫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无师自通，但在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李劫夫受到红卫兵的批斗、抄家。然而幸运的是，他受到“中央文革”的力保。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那时，李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除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外，他还加强了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这是导致劫夫陷入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洞的开端。劫夫1943年就与黄永胜认识。上世纪60年代初，李劫夫将黄永胜年仅12岁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学音乐，并让他住到自己家中。后来，黄永胜的妻子项辉方还让黄春跃做了劫夫的干儿子。
为林豆豆做媒“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但身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没有逃脱被批斗、抄家的厄运，但后来他被“中央文革”力保留在北京。李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常住黄永胜(1943年李劫夫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两人是上下级关系。——编者注)家里。后来两家人在往来中变得非常亲密，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夫人项辉芳更是以姐妹相称。1968年初的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因此，她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后来张洛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于是，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这是劫夫惟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为林彪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后来听到这首歌时，都很满意。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蒙古电台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蒙古时坠毁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举行庆祝活动，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集团而接了班。于是，他想提前创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后被张洛看见了，让他赶快别写了，这张写了歌题的纸也给烧了。此事后来被张洛在“学习班”说了出来，成为他们长期受审并在政治上永无翻身之日的关键。
“学习班”里受折磨
劫夫两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正式监狱。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的头盖骨变得像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被掏了出来。
平反
1976年12月17日，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猝逝于“学习班”中。1979年，辽宁省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正式结论。1981年7月，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吕骥为他说话：“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从此，《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也得到了“平反”。
1994年4月1日，辽宁及全国文艺界等方面人士，在沈阳回龙公墓，为他举行了一个有数百人自发参加的骨灰安放仪式。4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记者为此采写的文章《深深的怀念》，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人民送英灵，英灵垂千古!劫夫终于安息在‘回龙岗’了。”
1981年后，被封禁十年的李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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