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关系史上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他不是职业外交官，同中国的渊源也远非自出任大使始。他在中国50 年，献身于教育事业，他的名字主要和燕京大学联系在一起，在为中国培养大批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和推动中国教育方面功不可没，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又支持要求抗日的学生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被日本侵略者关过几年集中营，与中国人民共过患难，理应赢得中国人的尊敬。
一、司徒雷登的政治影响力
他本人对中国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但是他偏在美国对华政策最不得人心，最失败时出任驻华大使，并以此结束他在华的事业，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剧。更重要的是，作为大使，他不是被动地执行华盛顿的政策，也没有根据他对中国的了解作出更切合实际的建议，或对错误政策有所保留。
相反，他的不切实际甚于远在华盛顿的国务院人士，一直是向着干涉越陷越深的方向推动美国政策，在个别问题上甚至自行其是，直到国务院不承认他的行动代表美国政府政策。美国的政策本来已经充满矛盾，这位大使的思想和行动就更加矛盾百出。当时以及后来中共方面对这一特殊情况并不了解，一般都把司徒雷登的所作所为看作全是奉美国政府之命行事。
司徒雷登在华半个世纪中历经中国的动荡、沉浮。他并没有介入任何一派政治，而是为了取得对他办学的支持，“结识每个营垒中的显要人物”,因此，他先后与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政要，各派军阀的首领都有交往。自1927 年结识蒋介石之后，与蒋关系尤深。
他在抗日战争前夕与胜利之后两次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褒奖。共产党里也有他的学生。1945 年9月，他在重庆的一次招待会上结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且通过一位燕京的学生龚维航（即龚澎）的安排曾与他们共进午餐。这的确表现了他政治接触面之广泛。而他作为教育家，主要关系还是在知识界，并且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得到相当的信任和好感。
正是由于司徒雷登这种难得的经历和优越的条件，马歇尔才在调停濒于失败时选中了他作帮手，以进行最后的努力。因为马歇尔认为司徒雷登“了解中国及其人民的心理，对中国语言运用自如，他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样的尊敬，使他具备了参与调停最好的条件”。
司徒雷登自己也说:“马歇尔将军开初之所以让我协助他去建立一个联合政府，那是因为我享有对全体中国人民都友好的美国自由派人士的名声，我没有明显地偏向任何集团或思想流派，包括共产党在内，他们中的几位领导人我是相当熟悉的。”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
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司徒雷登并无恶感，在开始时虽然知道他既当大使就不可能不执行美国政策，但是还希望他能对决策起一点积极影响。一些中间人士则更是对他寄予厚望，以为他可以给和平带来希望。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所起的作用完全与这些期望相反。
二、所谓的“中国通”并不通
司徒雷登尽管大半生在中国渡过，自以为了解中国历史，同情中国人民，但是事实证明，他对中国的看法往往以主观想象或愿望代替客观现实，对广大中国人民，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在内的愿望极不理解。
他始终以“救世主”自居，企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和面貌来“教育”、改造中国，把中国置于美国保护之下。他说：“我梦想中国成为一个安定、团结、进步的国家，由美国的技术指导，和财政援助或贷款帮助实现。” 1946 年 12月他在同马歇尔的一次谈话中说，要以“美国的训政”来代替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不这样做，就是抛弃中国。而且他竟认为国民党军队经过美国训练就会幡然觉悟，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保护人民，而不去掠夺人民。
当时，马歇尔已决定回国，司徒雷登本人要回燕京大学过圣诞节。他请马歇尔务必在他不在期间暂留南京，以便万一中共方面有所答复，好对国民党如何应付进行“教练”。这“训政”，这“教练”，典型地说明了司徒雷登把美国和他自己放在什么地位。更有甚者，他对自己的影响力迷信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以为通过他的私人关系能影响到共产党的政策！
在中国历史急遽转折的关头，这位自以为热爱中国人民的老教育家却急急忙忙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使尽全力想要扭转历史的车轮。他以同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情深自诩，特别以“桃李满天下”而自豪，但是他始终未曾理解中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中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意志。
他忽视了不论是谁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其培养的学生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忠诚首先是对中华民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和命运当然是和中国广大人民息息相关，而决不会和外国的利益和某个外国人的“理想”和“事业”联在一起。司徒雷登没有理解这一点。
对于那一代的青年学生，他也不理解。过去他曾对学生运动持开明和同情的态度。到他当大使的时候已完全脱离了他们。他以为中国特别重视师生关系的传统伦理观念是他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然而回答他的却是燕京大学校园中贴出的大标语：“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在 1948 年春以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为主题的学生运动高涨时，他又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公开站出来讲话反对学生的行动，为美国政策辩护，指责学生是被利用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威胁他们要为自己的行动后果负责。这次讲话的结果彻底打消了学生中可能还残存的对他的一点幻想，激起了学生以及广大舆论对他的点名批评。
司徒雷登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也是他自己的幻想的牺牲品。在大使任内的几年，使他几十年来在中国人心目中积累起来的好感丧失殆尽。他自己痛苦地发现：过去本来自以为是“自由主义对华亲善的代表”,现在却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官方代表”,“扶植和纵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而不可救药的封建制度的主要代理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这样费尽苦心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最后国民党对他也不欢迎。他回华盛顿后还保留了一段时期“驻华大使”的职衔。当时顾维钧曾担心美国会再把他派到台湾从而引起双方为难，因为顾知道台湾方面由于他同共产党的接触而不会接受他。
司徒雷登在华生涯的最后一幕以悲剧结束。在全中国普天同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日子里，他向隅而泣，哀叹自己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事业付诸东流，哀叹自己的梦想在现实中破灭，最后凄然回国，郁郁而终。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