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竺法护,又称昙摩罗刹(梵 Dharmaraksa ,意为法护), 月氏国人,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礼印度高僧为师,随师姓“竺”,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读经能日诵万言。当时中原地区虽然礼拜寺庙、佛像,然而大乘经典未备,法护立志西行,不辞辛劳,万里寻师,不但精通六经,且涉猎百家之说,遍通西域三十六国语文。泰始元年,携带大批经典返回东土,居于长安、洛阳,专事译经,精勤行道,广布德化,时称月支菩萨、敦煌菩萨。
基本资料
姓名:竺法护
西域
性别:男
梵名:昙摩罗刹
时代:西晋
生卒:231-308
描述:晋代高僧、翻译家
籍贯:其祖先是月氏人,世居敦煌
译作:《正法华经》、《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等
荣誉:人称“敦煌菩萨”
生平
晋武帝泰始年间(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图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经》等方部的经典还在西域,尚未能传布于中国。竺法护发愤立志弘法,随师游历西域诸国。据载,他能通达西域三十六国语言,熟谙印度、西域各国的字体、发音等,具备这样的能力,奠定了他翻译经典的基础。
竺法护为求《般若经》,随师从敦煌经西域南道,先往于阗国,再到疏勒,转往西域北道,经龟兹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周之旅。大致游历了安息、月氏、大秦、剑浮、龟兹、于阗、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鲜卑等十几个地方。依传记所载,他携带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从敦煌到长安之间,随时随地都在从事译经工作。总计一生游化二十余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译出《修行道地
经》、《阿惟越致遮经》,其后,直到怀帝永嘉二年(三〇八)为止,共有二十几年岁月,是他在长安积极从事翻译事业的颠峰时期。竺法护从最初译经到晚年,在译经事业上得到许多得力助手,如聂承远、聂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担任润笔译校的工作。总计竺法护翻译的经典共有一五四部三〇九卷(《出三藏记集》载),其中,流传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经》、《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经》、《舍利弗悔过经》、《普曜经》等。竺法护的晚年,世局动乱,以七十八高龄入寂。他穷其一生心力从事译经大业,是一位伟大的译经家。?
人生经历
竺法护梵名达磨罗察(察,一作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原来以支为姓,八岁依竺高座出家,以后从师姓竺。他博学强记,刻苦践行,深感当时(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因此决心宏法,随师西游。他通晓西域各国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经典原本,回到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译出了一百五十余部经论。武帝末年,他曾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扬,各地僧俗从学的达千余人。他又去各地宏化,并随处译经。晚年,行踪不详。据说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去世。法护因原居敦煌,化洽各处,时人
又称他为敦煌菩萨。后来孙绰作《道贤论》,盛赞他‘德居物宗’,并将护和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比。
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的记录,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当时存在的写本是九十五部。其后各家目录续有增加,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现经重新对勘,实系法护翻译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经典。另有十种法护译本已认为散失了的,现经判明仍然存在,但误题为别人所译。这十种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般若三昧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娄迦谶译)、《舍利弗悔过经》一卷、《温室浴洗众僧经》一卷、《迦叶结经》一卷、《楏女耆域因缘经》一卷、《大六向拜经》一卷(上五种旧题为安世高译)、《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游四衢经》一卷(旧题康孟祥译)、《梵网六十二见经》一卷、《贝多树下思惟十二因缘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谦译)。
法护的译本有《般若》经类,有《华严》经类,有《宝积》经类。有《大集》经类,有《涅槃》《法华》经类,有大乘经集类,有大乘律类,有本生经类,又有西方撰述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要籍,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的局面。道安说:‘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法护)所出,真众生之冥梯’(见《渐备经叙》)。僧佑也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见《出三藏记集·法护传》)。至于法护的译风,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译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而给人以‘辞质胜文’的印象。用作对照异译的资料,对理解经义的帮助很大。道安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事事周密’、《放光》‘互相补益’、‘所悟实多’(见《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又说他译的《渐备经》‘说事委悉’、《兴显经》‘辞叙美瞻’、更出《首楞严》‘委于先者’(均见《渐备经叙》),都对义理研求有相互启发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护译本《维摩经》、《首楞严经》分别对照旧译,编成‘合本’,便利于学者的兼通)。另外,法护译出《正法华经》,为《法华》最初的全译本,经印度沙门竺力和龟兹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订,又由法护向一些学徒‘口校诂训,讲出深义’,并还在檀施大会中日夜讲说(见《正法华经后记》)。他这样热心弘扬《法华》,对于其后鸠摩罗什新译本的流通,创造了条件。法护其他译本有影响于后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护的译经工作中,有许多助手为他执笔、详校。其中著名的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法护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百虎、虞世雅等。聂承远父子对法护译事帮助最大,他们承旨笔受而外,并还常常参正文句。像法护所译《超日明三昧经》,原稿文句繁重,聂承远即曾加以整理删改。又法护译缺本中有《删维摩诘经》,似乎也是承远所删的。承远的儿子道真通达梵语,并擅长文学。他参加法护的译事,积累了经验,在法护死后更独自翻译了一些小部经典。他又将法护的译籍编成目录,即后世所称《聂道真录》(有时也称《竺法护录》)。据长房录转印的资料看,此录记载法护的存缺译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秦始五年(译《方等泥洹经》),其时或者是道真参加译事之始。
法护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无几。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护为沙弥,富于悟解。太康年间,他笔受《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等,后来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对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学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隐居山林、讲究实践而知名于当世。还有竺法首,于元康年间笔受《圣法印经》。
主要译经
关于法护的译经,梁《高僧传》卷一说他“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汉)文,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其数量之大,可谓空前。但历代各家《经录》,对法护译经的记载,出入颇大。兹举三《录》为例。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说法护译经一百五十四部(实为一盲六十一部),三百0九卷(其中九十五部有经,六十四部有名无经)。
《大唐内典录》说法护译经是二百一十部,三百九十四卷。《开元释教录》则为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谁的记录正确年代久远,无法考订。不过近代佛教学者吕澄还是作过一些努力。他说:“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梁僧《出三藏记集》的记录,有一百五十九部。其后各家目录,续有增加。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在存的凡九十一部,二百0八卷(现重新对勘,实系法护译的
只有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吕先生所说的“九十五部”或“七十四部”是指尚存于《藏经》中的经典。法护的译经,相当一部分只有经名,经书巳不复存在。兹据《开元录》卷二,将法护的译经名称抄录如下:
法护是罗什以前译经最多的大译师,这是历史事实。他的译经,涉及到《般若》、《华严》、《宝积》、《大集》、《涅槃》、《法华》等各方面的经典,举凡当时流传于西域各国的要典,他都作了介绍,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传和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东晋道安称赞他的译经说:“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梁僧佑亦称赞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法护不仅译经多,而且道德修养好,经常追随他的门徒,竟达数千之多。故晋代文人孙绰作《道贤论》,他与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提并论。他说:“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法护因世居敦煌,德化遐迩,故时人尊他为敦煌菩萨。
成就影响
由于竺法护译出大量重要经典,也由于他把译经与讲经密切结合,他自然而然成为一时佛学界巨擘,生前享有广大的信众,死后长为后学宗仰。东晋高僧道安曾说:“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法护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在两晋之际的佛教界罕有其匹。另外,法护又是佛教玄学的开风气之人,他译出的那些大乘经典,特别是般若类经论,成为佛学与玄学相结合的桥梁,而他本人又“研几极玄”
,所以又深受玄学名士的推崇。东晋孙绰写的《道贤论》,举出七名佛教名僧,比拟玄学名士竹林七贤。其中把法护比山涛,论曰:“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可见在魏晋玄佛合流的思潮中,竺法护又处于佛教玄学之首的地位。
一些学者考证出竺法护在晋惠帝之后译经的具体名称、时间、地点,对于竺法护西奔敦煌避乱的推测以有力的支持。另外还有两条间接的证据:一、道安曾说法护译出的《光赞般若经》在凉州沉睡了几十年后才重新回到中原。对此,合理的解释是法护晚年回到凉州,把所译的经卷也带回凉州,故《光赞经》长期藏于那里。
僧传说“护世居敦煌,死而化道周洽,时人咸谓敦煌菩萨也。”这也可能是由于法护死于敦煌,当地人民敬仰他献身佛法,救拔众生,而送给他“敦煌菩萨”的美称。“菩萨”是指立志成佛而修习大乘的众生,修菩萨行必须自觉觉他,也就是既要注重自己修行,还要使无穷尽的众生统归于解脱。从竺法护一生的行事来看,特别是从他晚年在避乱过程的艰苦环境(无论是东奔还是西归凉州)下仍不倦地译经、说法来看,“敦煌菩萨”这一荣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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